侧翼大国的战略悲剧——秦帝国的兴衰与美帝国的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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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侧翼大国的战略悲剧 ——秦帝国的兴衰与美帝国的浮沉 赵葆珉 The Tragedy of the Flanking power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Qin and US empires Zhao Baomin [摘要]获得霸权的国家多出自侧翼,它们通常拥有攻守自如、坐观成败的超然地位。但侧翼大国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霸权秩序。侧翼大国的成功养成根深蒂固的刚性原则,形成战略沉疴。秦帝国与美国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败的结局。侧



侧翼大国的战略悲剧

——秦帝国的兴衰与美帝国的浮沉

赵葆珉


The Tragedy of the Flanking power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Qin and US empires

Zhao Baomin


[摘要]获得霸权的国家多出自侧翼,它们通常拥有攻守自如、坐观成败的超然地位。但侧翼大国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霸权秩序。侧翼大国的成功养成根深蒂固的刚性原则,形成战略沉疴。秦帝国与美国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败的结局。侧翼大国上升为中心强国时所具有的地缘优势逆转,要建立持久的统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缘上的不利,并做出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安排。大国被其地缘与历史所限定,秦帝国与美帝国的命运正是这一地缘铁律的最好例证。


[关键词] 侧翼大国;秦帝国;美帝国;大国兴衰;宪政体系


[Abstract]Flanking powers tend to acquire hegemonic position, that’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lly well-situated in a detached geopolitical location in a given system. But flanking powers do not seem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a lasting and stable hegemonic order. The Success of flanking power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ep-rooted principles that may form strategic ills. Qin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ot been able to avoid the outcome of collapse or failure. When Flanking powers become central powers, the geographic advantages they enjoy are generally reversed. To establish a lasting political order, they need to overcome the geographical disadvantages, and conduct wise and far-sighted political arrangements. Flanking powers are generally handicapped by its geo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limit; Qin and America Empires are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iron law of geopolitics.


[Key words] Flanking Powers; Qin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sk2013031,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获得霸权的国家大多出自侧翼。秦帝国与美帝国,悬隔千年,时空迥异,却有着相似的帝国历程。秦依赖虎狼之师,吞灭六国,奠定了两千年华夏民族大一统历史的根基;美国以13州殖民地起家,坐拥大洋天险,历百年和平蓄积国力,在欧亚列强的混战中巧取霸业。单极时刻是美国历史的巅峰,曾一度压倒了欧亚大陆上那些根深蒂固的文明核心大国。

但侧翼大国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霸权秩序,成就美大功业。秦帝国与美帝国的强盛一时无两,或于三世之间,或于20年之内,便土崩瓦解。它们像倏忽来去的历史力量,戏剧性的兴衰中蕴含着不可逃避的定数。本文从地缘角度探讨两大侧翼大国兴衰的缘由,探讨在进取与保守时代地缘因素在其战略变迁中的宿命性影响。


应运而生——秦帝国与美帝国的战略进取


秦以军事征服建立霸权,灭六国而成帝业,彰显了大国崛起的经典模式;美国是非典型的帝国,以经济力量与间接控制维持帝国秩序。它们在进取中都成功地借助了优越的侧翼地位,发挥了以外交弥补实力不足的巨大效能。

1、边缘地带的地缘利好

侧翼大国位于体系的侧翼或边缘,通常与体系相对隔绝并拥有优越的地缘天险,从而享有多重战略优势。在弱肉强食的国家丛林中,可超然于列强争夺,摆脱来自身后或侧翼的打击,避免列强的围堵和夹击,享有相对长期蓄积国力的和平期;在外交上可以更集中有效地使用资源,坐观成败、伺机而动;侧翼大国的侧后通常存在蕴涵丰富资源的地理空间,可以通过对该空间的扩张扩充国力。[1]

秦僻在西陲,凭山河阻隔与山东六国截然分开。阻山带河的地理形势使秦在强盛时期可以进取,而在羸弱时期闭关自守。美国是欧亚大陆外的一个大陆型岛屿,两洋夹辅,天然奇险,使美国在立国百余年的时间里,享受着自然的和平,为拓展国力培植根基。美国不与强大的帝国或潜在帝国接壤,拥有攻守自如、坐观成败的战略地位。

2、两大侧翼国家的强盛

1)秦帝国的勃兴

战争与扩张造就了秦帝国。秦据关中形胜,拥山河之固,坐观六国内斗,在战国大毁灭、大兴亡的时代中成长,以彻底变法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潜力,最终压倒了中原腹地传统的军事强国,在侧翼崛起。秦历160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的努力,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秦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基石。而此一巨变始于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奠定了以君主为核心的法制国家体制,将威权体制的高效集中与法制国家的群策群力融为一体。变法设县,除世卿世禄制,剥夺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释放国家活力,统一国家制权并确立森严的军事国家纪律,凝聚起统一高效的举国体制。威权体制是濒于绝境的民族迅速自救自强的唯一工具,更适合于挽救民族危亡。秦“制度时”、“法治明”、“国务壹”、“事本摶”,而君主“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不法古,不修今,因时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2]p107构建举国体制以克服国家危机,为民族生命之绵延与壮大,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使国家抱负成为举国民众追求,并以划一的绝对意志形成人自为战的全民征服运动。融国家意志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秦由此拥有了压倒东方六国的制度优势。

商鞅变法摆脱了列国强兵争霸的滥觞,秉承春秋以来富国强兵的传统,以农战为本,并寓军令于内政之中,建立起兼并战争坚实的经济与军事基础。变法开秦国富源,尊农战之事,下辨说技艺之民,贱游学之人,令民喜农而乐战。“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2]p120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2]p125农战合一、军政一体的军国体制与严明的集权政治将国家编织成高效的战争机器,铸成虎狼之师,秦人闻战则喜。陷于生存绝境的国家,生活在锋刃下的民族,绝地反击,以变法自强成功地实现了力量的大逆转。战国均势的打破,根本上是秦本身的变革,是耕战的胜利。

大国崛起的历史即是以弱击强,转祸为福的过程,是从绝境中寻找生机与出路的艰险历程,灭顶的压力、挫折与惨败如影随形。危机是大国崛起的原动力,也是大国向上攀登的阶梯,逆境乃至绝境,蕴藏着巨大的机遇。秦图强的决心,源于大争之世边缘地带灭顶的生存危机,来自于饱受国耻的创伤和不屈的大国雄心。秦自穆公春秋称霸之后,经历几代乱政,列强蚕食,国力消耗殆尽,至孝公,国弱民穷,列国卑秦!国家的挫折与屈辱感凝聚成巨大的民族意志,促成商鞅变法。变法确立了长期的根本国策,商鞅人亡法存,政策的连贯性造成了几代实力积蓄的不断增长。乱世用重典、事皆决于法的秦,激发出国家意志,演绎出多难兴邦的历史壮剧。变法后秦凌驾六国之上并混一华夏乃是自然的逻辑。

2)美国的崛起

美国崛起得益于地缘蕴含的历史机遇,拥有险绝孤立的地理位置与一个丰富资源供其潜在支配的大陆。美国在大英帝国的卵翼下成长,由于远隔重洋,美国可以有效地摆脱伦敦的控制,从而在适当的时间以自我为中心构建一个帝国。一部美国战略史,扩张贯穿始终,两洋夹辅的天然奇险,确保美国在漫长的时代里远离欧亚列强的纷争,以史无前例的、几乎是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起国家,并不断地扩张壮大。在大洋天险环抱的地缘政治世外桃源中,美国征服土著部落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持续的扩张与不断的西进释放内部的纷争与压力,而理性对话、辩论和妥协使美国获益。内战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积弊与困扰,奠定了适度中央威权的基础。移民社会的开放与包容,被迫从头开始的创新精神,使美国获得了崭新的观念与模式。

缺乏天敌与孤立封闭的地缘环境排除了外部威胁与生存危机,限定了美国历史文化,形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多元制衡的宪政体系。美国立国基于独立宣言与宪法所宣示的个人自由与尊严。美国国家治理的观念,在对个人权利建构与体认的基础上,拟制出国家主权并为个人形成坚实的权利空间,这一权利以极大地限定、削弱传统国家的政治威权为代价。两百多年间,美国民众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三头政府,让它们在相互掣肘中治理国家。宪政体系颠倒了民众与国家的传统关系,肢解了国家威权,形成三权鼎峙并多党、普选、独立媒体等多元分立的权力体系,从而保证民治、民享、民有的立国原则。民众的自由选择,偏好和理想,构成美国政治结构的价值基础与合法性的最终源泉。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帝国以如此规模实施如此彻底的民众管理。

美国历史中无敌国外患,摆脱了国家间与生俱来的权力竞争与掣肘,遂先天陷入内部纷争的利害纠结,核心转向阻止内部集权,而不是凝聚国家力量反击外来入侵。美国政治文化以制约政府,限制其威权为出发点,明确的权力划分与避免滥用权力的平衡工具,法治、权力轮替以及人权等机制为政治集权设置障碍。这一特点是美国政治历史独有的,阻碍这个国家确立彻底一体化的中央威权。内战维持了联邦至上的原则,勉强提供国家所需的领导力,但反威权主义、个人至上、自由放任、政教分离、自由市场、多元社会、公民权利等观念根深蒂固。立国相当长时期,无为而治的软弱国家与观望欧亚形势的外交策略相契合,权力制衡与有利于少数力量掣肘的多头机制运转良好。欧亚大陆上那些深陷权力均势的大国从未能在强敌林立的境遇中享受这一奢侈。

在美国开国的历史中,宪政体系是一种现实的福祉,它与自由主义观念一道,构成适宜而有效的政治系统,至少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如此。美国作为帝国长期内在的优势源于这一轻松政治孕育的充沛经济活力,与这一活力伴生的进取精神。在大洋天险所蕴含的百年和平中,有限政府与轮替政治,放任自流的经济观念淋漓尽致地发挥潜力,创造了有史最佳的经济成长,铸成了世界头号经济体。有限政府与政出多门并不妨碍经济成长。美国在扩张中缓解先天脆弱并为国家成长提供喘息,宪政体系因这一强劲且持久的经济成长获得了价值与合法性。但权力分立与过度制衡,偏重阻止强有力的政治行动,容忍少数立场阻止集体行动,隐含着国家瘫痪的种子,可能蜕化为无法做出任何战略决断的体系陷阱。

美国作为后起的西方强权,军事不足且不能有效地整合国家力量。经济立国与软弱的国家决定了美国海外扩张的模式,曾经为西欧列强崛起提供动力的军事暴力这次不再发挥功效。美国海外扩张实施隐蔽的经济殖民主义,以经济手段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成政治目标。为创造顾客民众而建立帝国的美国,[1]依托西欧列强的权力均势,采取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在列强的夹缝中实施寄生性的经济扩张。在西欧联合霸权之下,列强自行其事,矛盾交错,相互猜忌防范,鲸吞力所不及,瓜分患得患失,形成纵横交错的牵制网,有利于美国游刃于其间,以资本力量与经济手段参与角逐。这一策略回避与列强的直接冲突,在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寻求商业机会和权利,而不必维持伤筋动骨的海外军事存在。


功败垂成——止步于历史的门槛


1、雄踞权力巅峰

秦统一中国是一段漫长而传奇的历史。秦帝国在逆境中成长,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从一个部落民族大出于天下,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蚕食鲸吞中原诸国的倾向。统一是秦帝国权力的巅峰,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大帝国。

美国的主宰地位肇始于资源富饶而又远离强敌的新大陆,立国以来保持了不懈的战略扩张。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地位,在后冷战20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它主宰了战后60年的国际政治观念与惯例,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真正唯一的全球性帝国。

1)战国政治是典型的丛林政治,围绕军事征服而构建。商鞅变法使秦一改颓势而呈强悍凌利态势。在变法之后延续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强大的秦军通过连绵不断的进攻蚕食东方列国的疆土。举国体制所带来的强大行为能力,不断的征服与扩张,给战国体系注入了一种打破现状、不断向上攀升的进取精神。

秦魏河西之战结束了世纪之久的“非魏并秦,秦即并魏”的战略争夺,打破了战国均势。这一战争也成为秦20年举国卧薪尝胆变法的试金石。战争戏剧性地改变了大国的地位与命运,但它始终不过是长期趋势与深在因素的自然结果,是长期生聚发展的结果,决定大国命运的霸权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检验构成彼此国力基础的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有效性。战争不过是给予了它展示自己成就的机会。[3]西河之战后秦开始摆脱侧翼地位,成为战国体系变化的源头。边陲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秦在西河之战后,促成了急剧的权力转移,获得了战国体系的军事主导地位,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新生,开始建立政治优势与精神优越感。

占领河西地为秦赢得了喘息稳定的局面,创造了蓄积国力的大好时机,也揭开了秦统一中国的百年历史长程。从此,秦携变法之威,据山河之固,控天下之枢,对东方六国展开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合纵与连横的权力争斗开始主宰战国政治。六国合纵抗秦,秦连衡而斗诸侯[4],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公元前278年,秦攻取楚都;前262年,秦在长平之战中给予赵国毁灭性打击。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乘六国混战,于20年内,“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结束了500多年列国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族融合共生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潮流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轴。

2)美国在西欧列强主宰下的世界体系中诞生并开始其国家历史,西欧列强曾经拥有的那种穿透历史的力量,体现那个时代西方精神魄力与气象的压倒性武力,在美国霸权身上已成余响。美国企求的帝国荣耀与其凭依进行战争与扩张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立国百余年,美国躲在大洋天险背后,在欧亚列强的混战与争夺中渔利。两次大战中美国获得世界霸权,由此也深入大国争夺的核心,丧失了坐观成败的侧翼地位。

源于立国文化的局限与仓促崛起,美国缺少担当霸权的经验以及在危机丛生的处境中窥测世界潮流的行为惯性。美国历史中没有国家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经历,缺少与大国长期较量的失败与挫折,不能在丛林般的生存斗争中经受锻炼并在斗争中成长,政经分立、政教分离,与欧亚传统政治凝聚国家意志的初衷背道而驰。美国立国以政教分离为标识,却陷于极端意识形态泥沼而积重难返,国家战略规划始终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二战是美国崛起的起点,美国在战争中的军事与外交规划已显出先天不足。战争初期,美国朝野被浅薄的和平主义所左右,轻敌麻痹,招致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战争中,美国东亚政策被意识形态和战略短视所羁绊,盲目介入中国内战,将新中国驱赶进敌对阵营并由此导致战后中美在朝越的直接军事对抗。美国战后在东亚的挫折由此产生。

冷战是美国争夺世界权力的核心战争,美国的兴衰均蕴含在冷战之中。美国冷战规划受意识形态驱使,追求绝对霸权,缺乏妥协精神与在国家追求中自愿限定目标的战略成熟。遏制战略将目标限定在零和结果上,以国运为赌,而在实施上被动应对,守株待兔,且一再轻率卷入战争,最终惨败收场。美国决策者笃信自由与安全密切相关,秉持狂热民主理念,脸谱化敌手,[5]美国由此一再发动了它不理解的战争。美国战略文化浮躁轻率,缺乏历史浮沉积淀的耐心与审慎,加剧了这一意识形态盲动。朝战是美国踏上世界权力舞台首次真正的大国较量,美国鲁莽、浮躁而色厉内荏的底色显露无遗——以战胜之师,以核武为后盾,不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坚持到底。越战是朝战的再现与延续,蕴含着更大的战略灾难,美国陷入国内分裂与经济衰落的双重危机。

冷战是两败俱伤的消耗战,它拖垮苏联,也消耗了美国立国以来累积的国家财富。美国没有实施遏制政策的权力根基。美国历史与民主独树一帜,以政治两极化与权力分立为特征,剥夺了政府使用经济资源和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美国经济没有划一组织,各自为政,不能有效配合国家的整体目标。美国以海权立国,缺乏足够的陆军兵力对冲突地区实施有效占领,或实施以长期占领为目标的政策,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6]华盛顿倾其国力,在遏制战略下与苏联进行惨烈的军备竞赛,陷入了不能速决的冷战泥沼。美国先天的军事软弱恰好被掩盖,且适合于美国依赖更具财富潜力的经济力量,在持久的对耗中拖垮苏联。冷战催生了欧亚大陆上多重力量的复兴,西欧、日本和中国先后崛起,是美国为遏制政策付出的代价。

单极时刻美国重蹈冷战覆辙,企图垄断世界权力,且变本加厉,全面遏制区域大国。由于制衡力量的消失,美国权力深入遍及全球的区域大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走上了与列强全面对抗的险途。美国策略不定,四处举兵,随意出击,战略前沿无限前推,暴露于更多的消耗、冲突与打击的纠结中。冷战胜利的和谐景象下是暗潮涌动,美国隐然陷入了列强的战略合围,单极体系成为泥沼式的陷阱。海湾战争、北约东扩、反恐战争使美国深入欧亚腹地,这场没有清晰目标、没有明确标示的战略扩张,使美国陷入了低烈度、泥沼式此起彼伏的冲突中。美国在战略混乱中徘徊了20年,失败是注定的。美国霸权覆灭不是传统帝国战败时的急剧没落,而是集经济、军事、政治性为一体的慢性危机。

2、急剧衰落

侧翼大国在成功地实施进取,获得体系主宰地位之后,既定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转换,侧翼国家转化为中心强国,坐观成败的侧翼地位随之地位消失,而陷入大国混战争夺的中心,成为列强合纵围剿的目标。秦帝国在西河大战之后,开始被东方诸国视为洪水猛兽,成为列国合纵打击的对象;冷战胜利的美国,20年独揽全球事务的支配权,隐然陷入列强的联合狙击,不能将支配权力转变为国际普遍接受的准则,最终被遍及全球的冲突所拖垮。

秦是带有蛮野气息的边陲民族,以军事立国,施威刑榨取民力,以六国内斗而渔利,勉强统一,且不无侥幸,残虐黩武,注定了暴政短命的结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秦如洪水猛兽,灭诸侯,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帝国,然而不过三世便烟消云散。秦混一六国,在持续500余年空前的割据战争之后,不能缔造宽松安定的生存环境,聚化人心,保障整体平民的权力与福祉,使天下休养生息。始于商鞅的秦法随秦军征服扩大到整个华夏区域,随之而来的是惯性的军事扩张与巨大规模的徭役,最终造成了帝国急剧的崩溃,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中心国家往往有着更深厚的历史底蕴,属于体系内的文明核心国家,比侧翼地带更具有维持帝国秩序的潜力。

美国以经济介入世界,以经济权力建立霸业,变昔日大国争夺的战场为市场,通过隐蔽的间接手段维护经济统治。美国体系仅是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由于缺乏核心的军事优势,美国不能建立经典的帝国统治,通过控制辽阔的殖民地与附庸国确保帝国权力根基,从而实施直接的政治统治,以强力手段简单、有效地掠夺财富,转嫁帝国重负。美国只能依赖经济控制与经济权力维持松散的联盟体系,通过操纵经济与金融力量实施间接控制。经济力量是美国兴衰的核心,挟经济的强盛,立国百年美国逐渐坐大;经济力量也是遏制政策破解冷战死结的关键,美国借此以漫长的对耗拖垮了苏联。美帝国在本质上是经济性质的,而60年来始终滥用军事暴力,军事先天软弱却怀抱军国之梦,顽固地干预全球,一再陷入战争泥沼而不醒悟,直至力量耗竭。

美国按照蓝图的原则和理想建立并发展起来,缺乏立国必备的文明底蕴与种族基础,没有居于主流地位的同质化的人口,其文化精神先天分裂。美国是盎格鲁-新教定居者建立的移民社会,欧洲观念与文化奠定了其主流价值。美国缺乏悠久的民族融合的历史,缺乏正统价值体系与观念,没有强制同化的传统,主流价值没有强大的同化能力,难以抵制持续不断的移民潮及由此加剧的文化与种族分裂。美国作为国家的统一与延续在于它作为熔炉同化移民的能力,而美国的立国观念和政治建构缺乏确保国家延续的基本意识形态屏障和制度保障,以公民社会和人权为基础的国家融合不能消除建立在种族与血缘纽带上的根深蒂固的种族分裂。多元文化史观和政治观念潜移默化地侵蚀国体与主流价值,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7]

美国是人工打造的实验国家,宪政民主为制造僵局而设,源于历史底蕴的浅薄与政治经验的不足。新大陆孕育了畸形的宪政体系,它促成美国崛起,也是制约美国达到国家力量统和至境的深层政治痼疾。宪政体系肢解了国家威权,将个人权利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赋予民众不受国家侵犯的自由,而缺乏统一的政治威权缔造健全完整的国家意识并对民众施加整体性约束,剥夺了国家追求所要求的民众牺牲。美国公众拥有强烈的个人主权意识,而对约束与牺牲、社会与领袖存在本能的憎恶。美国生活方式以个体私利为核心,崇尚个体生命的意义与自由追求。美国梦是个人狭隘的致富梦,与一个英雄民族的整体崛起毫不相关。政教分离毁灭了国家凝聚力的根基,剥夺了帝国运作所需的强烈意识形态[8],不能将举国潜力融为一体。美国海外扩张始终是军队在行动,民众则安居乐业。

宪政体系预设框架,将混乱机制化,作茧自缚,抑制了国家天然的动员潜力。宪政民主的分权与制衡原则,构成绝对伦理价值,成为支配美国政治运作的精神原动力。宪政体系叠屋架床,过度分权,政出多门,且容忍反复无常且先天分裂的民意与迁就不同利益集团的多边妥协过于介入政府决策与实施,在实践中表现为多头政治与多变政府的低效掣肘,沦为庞大的无责任体系,失去了以国家长远利益为考量的功能。宪政制衡充斥美国政治,司法独立,政党掣肘,媒体制衡,民意牵制,选举压力,使得美国墨守立国成规,不越雷池一步。在民粹意识形态统治下,对国家的忠诚沦为画地为牢、维护政体千秋不变的民主原教旨。自由经济、联邦体系更加剧了政治碎片化。立国200多年,宪政体系自我挫败,逐渐沦为无法做出重大决定的否决政体。[9]

美国立国200年的历史,更像是一场具有试验性质、乌托邦式的民粹主义运动。200多年来美国沉迷于自我运行的宪政体系,顽冥守旧而求亘古不变。而缺乏强势稳定的政治集权,权力掣肘与政策长期扭曲,先天限定了美国作为帝国的力量与运作。立国以来经济的过分成功与取巧崛起加剧了这一趋势,形成历史沉疴。踏上欧亚舞台60年,美国外交无一结出善果。先陷入冷战泥沼,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相继惨败;单极时刻坐享承平,被自由主义理念所麻醉,拥有所有优势而不能阻挡中国崛起,最终在反恐战争的混乱与优柔中耗尽了元气。美国不能聚合国家意志,把握历史机会,葬送了四百年蓄积的国力与两个多世纪举国努力赢得的强盛机运。先天不足的宪政体系构成美国兴衰的历史宿命,注定了美国作为帝国最终一事无成。


结语


秦帝国与美帝国同为法治国家,但形同质异。秦帝国是君主制中央集权的极致,以军事征服获取霸业,聚万众之力成就国家意志。美国是宪政民主制的典范,带有先天乳臭,内部权力鼎峙,空有举国之力而如独夫。秦帝国的征服是国家意志的凯旋,帝国像流星一闪而逝,但帝国编制的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明传统,从此规范着这个泱泱大国在统一的文明秩序中生存繁衍。美帝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观念和理想而存在,一种与大国历史格格不入的异端。美国以其失败实现了帝国生存的宿愿,对这个奇异的帝国来说,其目的不是确保国家权力至上,而是推进个人的自由和福祉。秦统一中国,但不能建立持久稳定的帝国秩序;美国的兴衰是一幕昙花一现的肥皂剧,缺乏历史文明底蕴决定了其运数,使美国臻于强大的因素,同样毁灭了美国。

战略转换失败是两帝国失败的通共缘由。成功多出自侧翼国家,这一成功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刚性原则,形成战略沉疴。秦帝国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美国为当今全球化奠定了统一根基,两帝国被同样根源于地缘的历史传统所限定,抱残守缺,最终葬送了大好契机,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力量。秦灭六国,不能摆脱进取时代军事帝国的惯性轨迹,使华夏世界在传统的德义教化中休养生息,因凶残暴虐而灭亡;宪政体系成功地抑制了国家,造成国家威权破碎与事实上的政治割据,并由此实现了个人主权至上的原则。低效懒散的宪政体系不能团聚举国力量,为海外持久的帝国行动提供支持,最终走上自我衰败的灭亡之路。政出多门的历史积弊,不能抗拒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洪流。两百年的历史太短暂了,美国需要千年检验其立国原则。

大国利用其力量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作为侧翼大国,两帝国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败的结局,这并不意味着侧翼大国必然败亡的地理宿命。侧翼大国上升为中心强国时所享有的地缘利好逆转,要建立稳固持久的统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缘上的不利,并做出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安排。处于历史转折关口的民族,不但需要非凡的勇气促成战略转变,也需要难于预知的历史好运。在大国竞争、权力浮沉不息的历史中,多少侧翼大国在崛起之后,都不能逃脱覆灭的定数,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历史的惯性,不能摆脱数百年成功之路铸造的桎梏,不能适应历史的新角色。大国被根源于地缘的传统所限定,形成不可超越的历史宿命。秦帝国与美帝国的命运正是这一地缘铁律的最好例证。


参考文献:

[1] 梅然.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J].国际政治研究,2007(1):80-93.

[2] 张觉译著.商君书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07.

[3] 任东来. 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J]. 战略与管理,2004(4): 16-22.

[4] (汉)贾谊著.贾谊新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卷一过秦上中下.

[5] 张长江.六十年前朝鲜局势之误判. 瞭望[J],2010(52):12-25.

[6]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委员会编著.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3分册[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69-70.

[7]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无雄译. 我们是谁?[M]. 新华出版社,2005:34-50.

[8]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76-277.

[9] [美]弗里德曼. 美式民主已彻底瘫痪.参考消息,2012-5-22(10).


[作者简介]:赵葆珉,副教授,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hr]

[1]亚当斯密《原富》中描述美国的用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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