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祖父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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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追寻祖父杨虎城 作者杨瀚系杨虎城将军之嫡孙 我与祖父杨虎城,虽然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里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史,同时也是一个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与思考。 幼时的祖父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祖母张蕙兰身边度过的,于是我对祖父杨虎城的认识也是从祖母那里开始的。 在我记事后不久,一年的初冬时分,祖母家的大客

追寻祖父杨虎城

作者杨瀚系杨虎城将军之嫡孙

我与祖父杨虎城,虽然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里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史,同时也是一个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与思考。

幼时的祖父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祖母张蕙兰身边度过的,于是我对祖父杨虎城的认识也是从祖母那里开始的。

在我记事后不久,一年的初冬时分,祖母家的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个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贡香,香案前还有一个供桌,上面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诸多的贡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蔬菜做的绿色面条。午饭后,开始有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我家,聚集在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众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我又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要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9年春节来临了,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终于回到家中,我家才过了一个团圆节。

节日里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进延安参加革命,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讲了许多。他越讲越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探寻半世纪前的历史细节

1996年我出国后,接触到一些台湾朋友才知道,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西安事变和杨虎城。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1999年我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1999年6月,我偕女儿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我们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美,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两次夏威夷之行都让我感觉到,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这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中国内地,一直对祖父的评价很高,但缺乏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几十年来,虽也出版一些描写他生平、思想的传记著作。但由于时代、资料的局限,内容相对简单,资料不够丰富、深入。自从见张学良将军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一些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看到了祖父杨虎城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到这些资料对祖父最初的活动描述有许多的缺陷。我便以这些资料为线索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之路。

探访杀害祖父的“刽子手”

我们乘坐汽车去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叫周庄的小村落,要去找寻一个叫“杨钦典”的人。“杨钦典”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父亲杨拯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一书“赴渝移灵”一章中说:“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钦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得比较详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钦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经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据曾任父亲秘书的刘文江回忆,“文革”后,重庆市检察院的人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在押犯“杨钦典”提供解放初他们在重庆见面那段情况的证明。原来,“杨钦典”在与父亲见面后不久就被重庆军管会释放,回河南老家务农了。这一举措,在内地留下了一个见证蒋介石杀害杨虎城的证人。

谁料想,“文革”中他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判处20年徒刑。“文革”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杨钦典”也在狱中申诉。他想起当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即我父亲),与他有过接触,随后他就被释放了,便提出找父亲为他证明。父亲很重视此事,抽时间专门接见了复查人员,并写了证明材料。很快,重庆市法院撤销了错误判决,“杨钦典”恢复自由又回家务农了。

2005年,我写信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要求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连先生当年做了回应。可当马英九继任主席后却出现一些反复,国民党中一些死抱尊蒋反共立场的人连非法杀害杨虎城的事情都不敢承认。于是,我十分有必要去见这位还活着的历史证人。

当时的地址线索是2005年《漯河日报》的一篇关于“杨钦典”的报道。报道中只提到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车行半日,午后我们到了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找到当地派出所,我拿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开具的寻找杨虎城资料的介绍信,得到派出所的接待。我说出查找“杨钦典”后,民警在计算机上认真地查找了一番,然后对我说:没有这个人。

当时真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我们大老远跑来怎么会错呢?我定了一下神,又对民警说:“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被劳改释放的,今年80多岁了。”民警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查找了一番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杨轻典的是1982年被释放回来的,现年88岁,住在周庄村。

就是他!我请民警复印了他的户籍卡,为以后证明杨轻典就是“杨钦典”留下了法律依据。

出了派出所,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周庄,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在村里邻居的带领下找到了杨家。邻居告诉我们:老人现在跟孙子住,孙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孙媳带个孩子和老人。老人前些年身体还好,经常下地干活,如今已很少看见他出门了。

进了杨家,过了一会儿,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当我们说明来意,老人却喃喃说:“我记不得了。”老人的孙媳说,老人头年得了一次病,病后就不爱说话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礼物再次登门。这一次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首先老人的精神好了起来,不但早已起床,而且出屋到院子里来见我们。握手寒暄、送上礼物后,老人和他孙媳都很高兴。看来很少有人对他如此尊重。

我从老人家里找来一本记述他曾回忆重庆往事的书。就书中的内容进行交谈。当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他在重庆的往事后,我不失时机直接说明:“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我来看你,希望通过你见证那段历史。”老人幽幽地说出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我只是个当兵的……你爷爷没关在重庆……你爷爷是在重庆被害的……松林坡,离白公馆很近,害死了……我当兵,站个岗……”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他很可怜,他是蒋介石政权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因参与了那段历史,他一生都未能安宁。晚年如此境地,怎能不让人唏嘘?

在美发现以父亲名义给宋子文的电报

2006年年底,我撰写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了。写作的过程中,恰好宋子文的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这个日记填补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重要的历史空白,揭示了杨虎城与张学良在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

我想进一步更直接了解宋子文、蒋介石,便于2007年年初,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宋子文个人档案和蒋介石的日记,有不少喜人的发现。

一是我拿到了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追记(英文)原件的复印件。宋子文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参与西安事变的“日记”,其实是他事后用英文打印的,一个以日记形式书写的文件。这个“日记”比较详实地记录了他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的经历过程。其中鲜为人知地披露出:他与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协议的过程与内容;张学良因为要尽快释放蒋介石,与杨虎城发生争执的事情;以及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与他秘商如何送蒋回南京的经过。

二是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了,1944年年底,一封以我父亲杨拯民名义发给宋的电报:

宋院长均鉴:

顷悉伯荣代行政院院长,不胜欢心。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实深铭感,临电迫切。敬候示复。

世侄杨拯民叩

巧亥 延安

宋子文的批示是“不复”。

对这封电报,父亲生前未曾提过,可能是他年久忘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从延安给宋子文拍出如此电报,一定是组织行为,应该视为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宋子文营救祖父的一种尝试。从这件事,也反映出宋子文对杨虎城的根本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宋子文在处理事变的过程中表现出进步、开明、民主的一些特点。甚至因为扣押张学良与蒋介石有过一些争执。但是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态度上,他还是服从和维护蒋介石的。所以他能出面诱骗杨虎城回国,跑去香港继续引诱(还动员王炳南一起),但对释放祖父的请求是如此冷漠。

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之孙蒋孝严会面

为了寻找祖父和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从2009年到2013年,我五赴台湾。在那里我找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题。

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邀请,2009年1月4日一早,我从北京踏上了赴台湾访问交流的旅程。

我赴台湾,主要是寻找有关西安事变暨祖父杨虎城的历史资料,可在台湾近代史的档案中虽经努力,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据该所的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史馆”中应该有相关资料。于是我将寻觅的目标定在了“国史馆”。

“国史馆”坐落在台北县的新店市北宜路上的山涧旁,有山有水环境悠然。它由数栋依山建立的楼房组成。馆内除一般的政府档案文件外,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蒋介石档案。

蒋介石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存与整理。早在1925年他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即将其文卷、文物交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处主任兼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毛思诚保存与整理约10年之久。之后又分别由担任他秘书长的陈布雷、秘书周宏涛等保管。1949年5月自大陆撤出时,将其档案由上海与中央银行的黄金一起用军舰运至台湾高雄,交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同年8月移存到桃园大溪镇。

在“国史馆”借助先进的电脑数字查询系统,我查阅了当时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在这些历史档案中,一个个历史的谜团与秘密映入了我的眼帘: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前曾秘密召见在上海治病的杨虎城以观察杨对他的态度。当时蒋是如何召杨去的?后人一直不清楚。这次我看到了:“10月15日 委员长手令上海杨警备司令:密转虎城兄,病状如何?能否来杭一谈。中正”。这使我弄清了蒋介石见杨虎城是通过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当的中介这一历史细节。

人们要问,上司要见下属为何要找中间人呢?这正反映出蒋介石的特点——聪明与狡猾。当时,张学良派卫队查抄了省党部不久;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多次会晤;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东北军、十七路军已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前线已无战事。这些情况特务系统已大量报送到蒋的面前。但他不相信,一个崇尚法西斯,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上的张少帅到西安刚一年,就会与他在政治上分道。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自负,要亲自了解真相。于是他要找杨虎城当面谈谈,可对外要保密。让杨虎出面,一可以避免刺激张学良;二让外界知道后,可认为是杨虎城主动去向他汇报什么,在张与杨之间产生无数的遐想。

在“国史馆”我还看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布置戴笠在上海秘密监视周恩来、杨虎城;戴笠在诱捕杨虎城期间给蒋介石的请示;戴笠去贵州看望张学良、杨虎城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蒋介石指示胡宗南秘密监视邓宝珊之女、我父亲杨拯民的电报;保密局报告杨虎城生病、治疗情况的电报等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都是蒋介石迫害、杀害杨虎城的有力证据。由此我了解到,在台湾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待公开,有大量历史秘密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去揭示。

我在台湾“立法院”旁的立委办公室里还与蒋孝严进行了会面。这是两个“仇人”孙子的会见,但丝毫没有敌对的气氛。

蒋孝严非常重视与我的见面,专门从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请假出来。他表示对杨虎城的情况了解不多,我就祖父遭秘密逮捕、监禁、杀害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蒋孝严表示要认真阅读我送给他的《杨虎城大传》,希望今后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事后有人说我们的见面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不这样认为。祖父杨虎城遇害已经64年了,我为祖父讨一个公理,是为还原历史真相,终结仇恨,团结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本文内容于 2013/12/12 19:22:20 被dahewenming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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