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样被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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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泸定桥之战:王彭争功探秘 这两天查阅资料,意外地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

泸定桥之战:王彭争功探秘 这两天查阅资料,意外地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是我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第62-63页)这段描述里面,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1935年向共产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共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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