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与民争利”——“民”是谁,与谁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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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的“与民争利”——“民”是谁,与谁争利

卢泰然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理由之一就是新政“与民争利”。因为与民争利,所以不符合圣人之道,所以错了,所以应该反对新政。这就是司马光的逻辑。


什么时候祭出“与民争利”四个字,立刻就能占领道德制高点,谁“与民争利”,谁就是小人,而君子一定要反对“与民争利”。宋儒把君子小人的二分法推广到了极致,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的任何一个实际问题。


如果要问“与民争利”对不对,必须先搞清楚:“与民争利”中的“民”是什么人?“与民争利”争的是什么“利”?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要首先看看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政府,在君主时代,也可以说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社稷。


第二个阶层:士绅阶层,主要人物是农村的乡绅、大地主、退休官员、城市大中型的工商业主、部分政府官员和勋亲贵族。


第三个阶层:大众阶层,主要人物就是农民、城市居民、小手工业主、小工商业主等,这个阶层基本都是普通老百姓。


士绅阶层的人往往都是有特权的有些特权是官方给予的体制内特权,例如古代的大地主可以不纳税,有些特权是他们主动勾结官府变相获得的“潜规则”特权。


国家财富归属于哪个阶层,是一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所在,也是一个社会是否健康、是否有活力的根本考验。


好的社会,财富应该集中在政府和大众这两个阶层。


政府有钱提供公共产品,例如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修建道路、强军保国等,遇到水旱灾难,也有钱赈济。老百姓生活富裕,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存续的根本目的所在,老百姓有钱,文化也可以更好发展,老百姓的子弟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将来个人成长的空间也就变大,整个社会会充满活力。


士绅阶层的人均财富肯定要比大众阶层多很多,但是士绅阶层整体财富不应该比大众阶层多很多。


这样的社会就是好的社会。


但是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发展往往会符合社会学的“熵增原理”,财富不是集中到政府和大众手里,而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士绅阶层手里。国家财政拮据、老百姓生活艰难,而士绅阶层则富可敌国。


官员虽然是朝廷任命,但是他们个人在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方向则分化得很厉害。有些官员是站在朝廷这个方面,例如张居正王安石海瑞等类型的官吏。


有些官员则完全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和士绅阶层同流合污。一个贪婪的地方官,对当地的老百姓多一些压榨,可以为自己多捞一些钱财,苛政猛于虎的对象都是大众,他还可以接受士绅阶层的贿赂,用自己的权力纵容他们的行为。一言以蔽之,一个贪污的官员,受贿主要是接受士绅阶层的贿赂,给他们行方便;苛政则主要是从大众那里掠夺财富,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和大众两个阶层。


历史上的改革,本质都是利益的重新调节,调节的方向往往都是把社会财富往政府和大众这两个方向牵引,改革的阻力自然而然也就来自于士绅阶层,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地让政府动他们的奶酪,政府能否管理疏导好士绅阶层,就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可以说,自古以来,士绅阶层都是改革的阻力,改革的阻力都是来自于士绅阶层。


这是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他们都是特权阶级,改革不可能不触及他们的特权。


商鞅变法,让大众阶层可以通过军功获得进身之阶,这在没有科举、没有“举孝廉”的时代,是打破阶层封闭、贵族世袭的革命性政策,但是原来的老贵族们肯定要反对。


商鞅变法,损害的是老贵族们的权利;吴起在楚国变法,损害的也是老贵族、大贵族们的权利。这两个人的下场也相同,秦孝公一死,老贵族马上冤杀商鞅,楚悼王一死,老贵族们迫不及待地直接在朝堂上杀死吴起。怨恨积聚已久,真是不共戴天。


秦楚变法,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原因也有一些偶然性:秦孝公活得长,二十年变法,新发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形成新的军功贵族集团,这些人不会同意新法被废。所以老贵族只能杀死商鞅泄愤,也只好接受新法的既成事实。而楚悼王主持的变法时间太短,楚国老贵族势力更加雄厚,新法的受益人数量还少,所以楚悼王吴起先后死去,人亡政息。


王安石变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士绅阶层的利益,但是对政府、对大众是有利的。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熙宁四年实施“方田均税”。“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原来的豪强地主为什么能够隐瞒土地呢?因为他们有能力和当地官员勾结逃税。现在一旦“方田均税”,豪强地主就要多交税,而地方官也没有好处可以拿了,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自然而然要出面反对。


熙宁二年实施的青苗法,简要地说就是通过政府借贷,让农民可以借钱播种,度过青黄不接的时间,然后在秋收后还贷。青苗法也是损害了地主豪强的利益。因为地主本来可以在农民新陈不接之际,以高利贷盘剥,如果农民无力还贷,他们就可以趁机兼并。


熙宁三年实施的“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王安石的这些改革,触动的都是地方上的实力派,得罪的是官绅利益集团,他们当然会出来反对。他们一方面在朝廷上反对新法,借口吗早就找到了,就是“与民争利”,一顶大帽子扣下来,直接把王安石定性为“小人”,而他们自己则是反对与民争利的君子。


在地方上,变法的地方官则故意把经念歪,本来是自愿贷款的,他们故意强制老百姓贷款,怨声载道,嫁祸于新法。


王安石新法的内容大体上是好的,问题出在执行力太低。政治很复杂,需要铁腕和人精才能搞定,王安石既缺乏铁腕,又不是人精,变法不成功,还落个坏名声。


某些变法,在内容上没有做好利益引导,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清末变法,时机上太晚,内容上又太庞杂,配套措施严重缺乏。例如“废除科举广兴学校”一项,没有为读书人安排新的出路,导致大量年轻人失学失业。这些“双失青年”自然而然牢骚满腹,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间接拥护同情革命,他们都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清朝覆灭是咎由自取,并不是因为不应该变法。


在结束本节之前,再讲一个“中饱”的小故事。


春秋时期,晋国的赵鞅——就是“简襄之烈”的赵简子——有一次要派税官去收税。此时,有个叫薄疑的人对赵简子说:“依我看,您的国家实际上是中饱。”赵简子还以为簿疑说自己的国家很富呢,十分高兴,还故意问簿疑是什么意思。薄疑直截了当地说:“您的国家上面国库是空的,下面百姓是穷的,而中间那些贪官污吏都富了。”赵简子听了这话十分吃惊。


中饱私囊这个成语的出处就是这里。


“中饱私囊”和“与民争利”正好构成了改革的正反两面。


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中饱私囊的现象,减少士绅阶层的过度富裕,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大众的财富。


而士绅阶层要反对的就是这种改革,但是他们不会这么说,而会攻击改革是“与民争利”。


执政者的难处是,不能完全不顾士绅阶层的呼吁,因为他们往往是政权的重要组成,但是又不能听之任之,不能任由政府和大众日益贫穷。


改革的博弈始终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我们看清楚所谓“不要与民争利”这个美好口号的实质,对于我们应该拥护什么样的改革、如何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真正的改革都是还利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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