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 苏联人的战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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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载了我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我党的整风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党同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截取一些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史实和档案,众口一致认为,《延安日志》纯属虚假内容 下面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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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载了我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我党的整风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党同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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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一些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史实和档案,众口一致认为,《延安日志》纯属虚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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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认为《延安日记》作假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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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秘书师哲曾经指出“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高向远著文《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记”》认为“此书既然不是弗拉基米洛夫当年的著述,它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延安》的来历。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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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真实性考证:

《延安日记》为何一直被这么多人反复考证真假?双方引经据典的开展辩论?这不得不涉及到中国在延安的财政收入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在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外援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1%到85%。1941年至1945年外援中断,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靠各税收和公营企业的发展来提供。

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边区财政收入约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虽然困难,但精打细算,尚可维持,甚至有所结余,如1938年余10.3万元,1939年余8.4 万元。但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了严峻的形势,这年财政亏空567.2 万余元。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峻的形势?第一,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断。第二,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客观原因。第三,不合实际的财政政策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观原因。1937年至1940年边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过于机械和教条,出现了不合实际之处。一是对外援认识不足。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的确鼓舞人心,但当人民力量壮大时,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予扼杀。尽管当时边区党和政府已经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泽东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但“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这说明党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级领导人有依赖于外援的思想,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二是狭隘的“仁政”观点。经过一段休养民力,边区经济比之抗战前已有所好转。尽管征粮数额成倍增加,但因农业经济发展而实际征收比例下降了,农民负担相应也减轻了。在当时,政府总是考虑休养民力,总怕群众负担重了,而对战时特殊环境考虑则较少。这种狭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粮荒和财政困难。第四,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

1941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形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等。

调整过去的财政政策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项主要内容。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确定了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这些应急财政措施,对解决1941年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这只是应急之策,要彻底解决财政困难,还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方针政策。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指导下,每年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革。1943年的政策是“统一领导, 分区统筹”,1944年的政策是“节约储蓄,克服浪费,积蓄力量,备战备荒”,1945年的政策是“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从1941年到1945年边区财政政策调整可以看出:(1)“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是符合战时环境的,它体现了边区政府在财政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2)比1940年的政策有了较大的灵活性, 基本上是政府给政策,各地区、部门自己用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3 )边区政府财政工作经验日益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日益成熟。

发展经济是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最根本途径。1940年11月,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941年开始,边区再次掀起了继1939年之后的经济建设高潮,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使边区在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农业。农业是陕甘宁边区支柱经济部门。边区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和植棉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的提高。(二)工业。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业发展水平为例,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 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的骨干,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就民间纺织来说,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其它工业如煤1943年产量达到每月7600吨;盐1943年产量达52.1万驮。同时,私营工业也得到发展,尽管产量不占主要地位,也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三)商业。农业、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1937年至1940年边区的商业贸易是采办性质的,主要是保证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物资供应,只有很少部分具有营利性质。1941年后,边区政府加强对贸易的领导,制定了合理的商业政策,促进了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同时,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总之,工、农、商业的大力发展,成为边区财政来源的基础。

税收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边区政府的税收种类有:(一)农业税。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形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1941年至1945年农业税收入如下:1941年,20.1万余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4万余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二)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三)盐税。盐税征收开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1937年至1945年盐税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近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 万余元; 1943 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四)公盐代金。严格的说,公盐代金不是税,而是临时捐,是动员群众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五)牲畜买卖税和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 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

特产贸易收入是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可解决边区财政的26%至40%。公营企业的发展,为边区政府提供了部分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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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

“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粮食”的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

“粮食”的事情,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粮食”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

“毛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著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其它一些根据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相对少一些(也不能说没有,比如后面附件里的就是冀鲁豫边区的,国民党挡案中也曾提起浙西根据地也有此行径)。

《延安日记》,真假存疑,财政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主题


本文内容于 2013/12/8 16:08:23 被雨梧风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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