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忠的方孝孺乃是儒家思想的标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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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朱熹言:存天理,灭人欲。而我说:人欲即天理!   提笔来批判方孝孺,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四百多年前被奉为士人楷模的人物说三道四,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但不说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背比在喉强,还是说了吧!   方孝孺,字希直、希古,浙江宁海人,“幼警敏,双眸炯炯”,可见是个神童。神童又遇名师——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明初开国文臣宋濂。宋濂门下名士如云,其中就有太子朱标,但“皆出其下”,即都不如方孝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洪武四年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难得的清官。他一件布袍子穿了十

朱熹言:存天理,灭人欲。而我说:人欲即天理!

提笔来批判方孝孺,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四百多年前被奉为士人楷模的人物说三道四,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但不说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背比在喉强,还是说了吧!

方孝孺,字希直、希古,浙江宁海人,“幼警敏,双眸炯炯”,可见是个神童。神童又遇名师——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明初开国文臣宋濂。宋濂门下名士如云,其中就有太子朱标,但“皆出其下”,即都不如方孝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洪武四年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难得的清官。他一件布袍子穿了十几年,一天不吃两次肉,对下属的进贡一律拒绝不受。他对朋友十分厚道,有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从本辖区过,送钱、送物、派车。济宁在方克勤的领导下物阜民康,当地人用歌声来表达对市长的热爱:“谁减免了我的徭役,是方大人的力量;谁救治了我的庄稼,是方使君的雨露;朝廷千万不要让方知府走啊!他是人民的父母。”清官也难逃暴君的罗网,方克勤后来因为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被冤杀。

方孝孺从导师宋濂处毕业后,因有人推荐,见到了杀他爹的朱元璋。朱元璋见他举止端庄,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经朱皇帝接见一番,他又回家赋闲去了。等了十年,又见到了朱元璋,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让他到汉中的府学任教授(从九品的小官)。方孝孺爱岗敬业,在汉中教授的位子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蜀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听说了,聘请他做自己接班人的老师。蜀王十分尊重他,把他读书的地方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后来也就被称为“正学先生”。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皇帝位,就是惠帝,到了用方孝孺的时候了。朱允炆把他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为侍讲学士,职务不高,从五品(现保存有完整明清县衙的河南内乡县县令是正五品),但皇帝非常倚重,国家大事多咨询方孝孺,是政务的高参。皇帝读书中遇到疑难问题,方孝孺是学问上的老师。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臣子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师傅和父亲的角色。年轻的皇帝对这个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相貌端庄的大臣寄予了无限的信任,正当盛年的臣子对这个年少聪明、好学仁厚、孤立无助的皇帝充满着慈父一般的怜爱和赤诚的忠心。这短短的四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为辉煌的四年,也是他走向深渊的四年。

年轻皇帝野心勃勃的四叔燕王朱棣反了,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向南杀过来。朱棣的起兵是一场胜算不大的冒险,直到他兵临南京城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夺取政权。可是侄子建文皇帝和亲信大臣们在平乱决策上一误再误,促成了朱棣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以藩王的身份靠武力入主大统的,朱棣不是第一个,却是最后一个,也是极为幸运、独特的一个。因为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只出现在乱世,一般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王室衰微(像两晋、南北朝);藩王还需拥有强大的军力,比朝廷占有优势;早蓄异志,广招豪杰,储备人才(所谓靖难功臣都是些中下级军官,也不是千挑万选的,是就地取材,如荣国公姚广孝是和尚,淇国公丘福是千户,成国公朱能是副千户,河间王张玉是左护卫,金乡侯王真是百户);在朝廷任职或近在肘腋,一旦起兵,朝发夕至。这些条件朱棣都不具备,可他成功了,一手烂牌打赢了,由此可见建文君臣的颟顸无能。但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行为也为后世子孙做出了表率。正德五年(1510)春,封地在今天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反了。正德十四年(1519),封地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也反了。这两块料有乃祖的野心,却无乃祖的运气,结果都失败了,被砍了头。

在建文元年燕王反叛开始时,皇帝及其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以燕王一隅之兵,要推翻一个庞大的新兴帝国,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善良、迂腐的朱允炆(有啥老师,就有啥徒弟)给手下的将军们下了一道最奇特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伤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让他担上杀叔父的罪名。他说:“过去萧绎举兵入京,曾发令部下:‘一门之内自逞兵威,不祥之极。’如今你们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朕这意思,不可使朕背上杀叔父之名。”巧得很,萧绎就是梁元帝,也是在位四年被残杀。正是靠着这道口谕,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多次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在如此重大的错误决策中,亲信们并没有及时有效地纠正。

方孝孺等推荐的领兵统帅是自己的好友、朱允炆的姑父、朱元璋养子及功臣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他打了败仗,又在兵临城下时打开金川门迎贼。在此前,就有人向皇帝告发李景隆有异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明姜清《姜氏秘史》)。

在四年的战争中,朱棣大部分时间处在危机中,朝廷的大军随时可以把他撕成碎片,可是朝廷无良将可竟此功。此时,不要说有徐达、常遇春这样的一流名将,就是有一员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革命也可将朱棣一鼓擒之。六十五岁的长兴侯耿炳文上阵了,旋即被换下,继任的便是李景隆。朱棣折腾了三年,也未出河北半步,急得头大如斗,有谋士出了一个主意——直捣南京。这个主意很难说是高还是馊(胜利是偶然的,履险是真实的),但朱棣和朝廷耗不起,心一横,孤军直趋南京。朱棣军渡过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朱棣虽然到了城下,但他是孤军深入。看看当时的军事地图,你就会发现朱棣胆大包天,他率部从明军的夹缝中冲到了南京城下,实际控制地区很小,大半个中国还在朝廷的号令之下,如直到南京城破,忠于朝廷的驸马都尉、建文的姑父梅殷(娶宁国公主)还率军驻在淮安。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作战略转移,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迂腐的方博士竟然劝他“死社稷”。政治家是不轻言“死”的,更何况一国之君。

在这战火纷飞、败绩连连的四年中,方孝孺和自己的得意门生朱允炆在九重之内整日里研究如何复古改制。改承天门为韦皋门,前门为辂门,端门为应门,午门为端门,谨身殿为正心殿,自己的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他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

在朱棣的步步紧逼下,朱允炆和他熟读经书、文章华美而毫无治国韬略的大臣们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金汤被破,皇宫火起。朱允炆亲手杀掉私通燕王的徐达之子徐增寿(朱棣的内兄)后不知所终,留下千载悬案。

这位力劝国君“死社稷”的方孝孺没有自行了断,他被带到了新皇帝朱棣的面前,朱棣交给他的任务是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孺在朝堂上嚎啕大哭,“声彻殿陛”。朱棣亲自走下殿来和和气气地安慰方博士,就引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对话,话不多,句句带机锋,许多读书人都会背诵: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说到这,朱棣已经很不耐烦了,命人取出笔纸,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写下笔墨淋漓的四个大字“燕贼篡位”后,把笔狠狠摔在地上,边哭边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杀人狂朱棣为何对死敌方孝孺如此客气?首先,方孝孺并不是朱棣心中的首恶,在起兵的檄文中,被点了名的是齐泰、黄子澄。更重要的是因为朱棣的亲信道衍和尚姚广孝的进谏。在朱棣南下时,姚广孝(一个披着袈裟的政治和尚)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对姚广孝的信任程度不下朱允炆对方孝孺,自然是满口答应。姚广孝的这几句话为方孝孺扬了名,但也酿成了灭十族之祸,如果姚广孝没有如此请求,攻入南京,一刀杀了方孝孺,估计也没有灭族之灾了。人之祸福,天意难测!看到这个本来该按战犯处理的方孝孺如此不识抬举,心理变态的嗜血狂朱棣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和尚、道士请求过,杀心顿起。他喷火的眼睛瞪着方孝孺:“你不怕灭了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也同样怒目而视:“灭十族又何妨!”继续大骂。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把嘴巴割到耳朵处,方仍喷血痛斥。朱棣大怒:“你不是要想快点死吗?休想,必须灭你十族。”在此以前,最重的罪是株连九族。九族的说法虽然不一,也仅有细微的不同,较为公认的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到了方孝孺,这个愚蠢的人在活阎王面前自请灭十族,第十族,加上了他的学生。

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家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的亲戚朋友可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古色古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论,诗做得很一般。当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他被凌迟处死后拆散骨骸弃之。他的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廖铭,偷偷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这两个仗义的学生旋即被杀。

除去杀的人,此案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谁敢藏有,杀头。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他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为赏识自己的二十六岁的皇帝殉葬了,顺便拉上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光辉万丈的声名生长在如河的血流中。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可已没有直系后人享受这殊荣了。现在自称是方孝孺后人的方姓家族其实是方孝孺叔叔方克家的后裔,无意中躲过了大难,与方克勤、方孝孺父子无关。

方孝孺不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家,没有靖难之役,他也做不出张居正那样的事业。他甚至算不上学问家,他的学术成就与其师宋濂相差甚远。他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误国误君误身的庸碌之辈。

方孝孺悲惨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南京城破,誓言“死社稷”,他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进宫扈卫皇帝,生死与共;二是投笔持剑,战死;三是自杀殉国。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在宫中起火后自杀,给事中龚泰先捕后放仍自杀,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缢,翰林周是修自缢……他们身死报国,保全宗族。除自杀的以外,还有四百六十三人逃亡。如果方孝孺觉得自己白白死了太亏,要亲自痛斥乱臣贼子,用自己的死来反抗暴政,唤醒世人,也可以学御史大夫景清和御史连楹,身藏匕首,混入迎降者队伍中刺杀朱棣,虽未成功,但也吓了朱棣一身冷汗。可他几条路都没有走,而是束手就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骂,一如妇人。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把自己的家族给搭进去,一句紧跟一句激怒屠夫朱棣。明朝的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朱棣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物。在靖难之役中,他的妹夫梅殷并没有和他发生直接战斗,但梅殷忠于建文,也为朱棣所不容。两年后,在宫中的一个小桥上,两个受到朱棣指使的特务头子把梅殷挤下河中溺亡。和朱棣打过仗的耿炳文在永乐二年被人弹劾服饰逾制,七十岁的老将军自杀。三个儿子也被清算——耿璇(前军都督佥事,正二品,也是驸马,娶朱标的女儿,是建文帝的姐夫)、耿瓛(后军都督佥事)、耿瑄(尚宝司卿,正五品)都被罗织罪名杀害。建文帝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这些亲戚和孺子他都不放过,何况区区方孝孺。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去了一个姓朱的,换上一个姓朱的,有何不可?何况朱棣论年龄、才识都比朱允炆强。朱标死后,朱元璋本应在其弟弟们中间择贤而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并不是都合成例。朱元璋是有明第一代皇帝,在以前是胡虏的元朝,有什么祖制、成例?朱元璋开创的一整套制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不能在此开风气之先?朱家自己的天下,以叔易侄,朱家的王爷、公主、驸马都没有异议,哪轮得上你方孝孺置喙。

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的程度很低,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读过两天书的人都奢望“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孝孺更是矢志于此。方孝孺的痛哭、斥骂都怀着一种名垂青史的心情,发誓要为自己的献身增添几许悲壮。

清代人嘲笑明儒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他开了一个坏头,在他以后的有明一代,有许多大臣小吏为了博得清名,在一些枝节末梢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都不很高的皇上,重者杀头,轻者脱光裤子打一顿板子,血肉淋漓,斯文扫地,但赢得了骨鲠之士的美名。皇帝和官僚集团经常处于冷战状态,朝政怠惰,中枢失灵,到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祖孙四人之时,内乱外患一齐爆发,庞大腐败有着近三百岁的大明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更庞大、政治优于旧朝的少数民族王朝,直到二十世纪初。

方孝孺平反后葬于南京雨花台的梅岗山,形制齐备,墓前牌坊上镌刻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之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说他是“骨鲠千秋”。他们又有谁记得与之同时罹难的八百人?方案作为明初一起大案,估计有完整的档案,被杀者有清楚的名录,应该把这些遇害的人的名字都刻在方孝孺墓的石碑上,不是表彰,是用以来控诉封建专制的残暴。

当前,文化界随着精神图腾的消解,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潮流,为至圣先师制定标准像,在全世界建孔子学院,让垂髫小儿背“四书五经”,这些和世界文明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行为,在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年轻学者,天天督促上小学的孩子背《易经》。我实在不能理解,《易经》在当代社会有什么用途?是不是准备做个袁天罡、刘伯温式的人物?儒家经典中是有有益的思想,但营养成分稀薄,并且还有许多糟粕和有毒物质残留。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程朱改造过的儒(理)学,更是一剂杀人无形的毒药。五四健将们在八十年前写的文章已把道理说透。方孝孺就是在儒学的滋养下成为一个冷血腐儒的。明朝的谢申有诗赞方正学先生:“先生志在扶三纲,流血九族孤忠彰。昔开理学三百载,魂兮归来依素王。”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叫你的孩子读经,如想登堂入室,需先“去人欲”,精神自宫。其心何忍哉!

我不是不谴责朱棣,而是朱棣已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了,对他的嗜血本质都有清醒的认识。可方孝孺则不然,牢牢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安享着人们的赞美。

方克勤是个循吏,被朱元璋杀了;方孝孺是个忠臣,被朱元璋的儿子杀了;皇帝父子杀了忠臣爷俩,专制社会就是如此诡异。

朱熹言:存天理,灭人欲。而我说:人欲即天理!

提笔来批判方孝孺,确实让我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四百多年前被奉为士人楷模的人物说三道四,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但不说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背比在喉强,还是说了吧!

方孝孺,字希直、希古,浙江宁海人,“幼警敏,双眸炯炯”,可见是个神童。神童又遇名师——他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明初开国文臣宋濂。宋濂门下名士如云,其中就有太子朱标,但“皆出其下”,即都不如方孝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洪武四年任山东济宁知府,是个难得的清官。他一件布袍子穿了十几年,一天不吃两次肉,对下属的进贡一律拒绝不受。他对朋友十分厚道,有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从本辖区过,送钱、送物、派车。济宁在方克勤的领导下物阜民康,当地人用歌声来表达对市长的热爱:“谁减免了我的徭役,是方大人的力量;谁救治了我的庄稼,是方使君的雨露;朝廷千万不要让方知府走啊!他是人民的父母。”清官也难逃暴君的罗网,方克勤后来因为明初的三大案之一的“空印案”被冤杀。

方孝孺从导师宋濂处毕业后,因有人推荐,见到了杀他爹的朱元璋。朱元璋见他举止端庄,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经朱皇帝接见一番,他又回家赋闲去了。等了十年,又见到了朱元璋,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让他到汉中的府学任教授(从九品的小官)。方孝孺爱岗敬业,在汉中教授的位子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蜀王朱椿(朱元璋的第十一子)听说了,聘请他做自己接班人的老师。蜀王十分尊重他,把他读书的地方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后来也就被称为“正学先生”。

朱元璋死了,孙子朱允炆继皇帝位,就是惠帝,到了用方孝孺的时候了。朱允炆把他从汉中召来南京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为侍讲学士,职务不高,从五品(现保存有完整明清县衙的河南内乡县县令是正五品),但皇帝非常倚重,国家大事多咨询方孝孺,是政务的高参。皇帝读书中遇到疑难问题,方孝孺是学问上的老师。皇帝上朝处理政务,对臣子的提议,有时就命方孝孺当场批答。方孝孺还是修撰《太祖实录》的总裁。朱棣起兵后,朝廷讨伐他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师傅和父亲的角色。年轻的皇帝对这个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相貌端庄的大臣寄予了无限的信任,正当盛年的臣子对这个年少聪明、好学仁厚、孤立无助的皇帝充满着慈父一般的怜爱和赤诚的忠心。这短短的四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为辉煌的四年,也是他走向深渊的四年。

年轻皇帝野心勃勃的四叔燕王朱棣反了,率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向南杀过来。朱棣的起兵是一场胜算不大的冒险,直到他兵临南京城下,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夺取政权。可是侄子建文皇帝和亲信大臣们在平乱决策上一误再误,促成了朱棣的成功。在中国历史上,以藩王的身份靠武力入主大统的,朱棣不是第一个,却是最后一个,也是极为幸运、独特的一个。因为这种非正常的情况只出现在乱世,一般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王室衰微(像两晋、南北朝);藩王还需拥有强大的军力,比朝廷占有优势;早蓄异志,广招豪杰,储备人才(所谓靖难功臣都是些中下级军官,也不是千挑万选的,是就地取材,如荣国公姚广孝是和尚,淇国公丘福是千户,成国公朱能是副千户,河间王张玉是左护卫,金乡侯王真是百户);在朝廷任职或近在肘腋,一旦起兵,朝发夕至。这些条件朱棣都不具备,可他成功了,一手烂牌打赢了,由此可见建文君臣的颟顸无能。但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行为也为后世子孙做出了表率。正德五年(1510)春,封地在今天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反了。正德十四年(1519),封地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也反了。这两块料有乃祖的野心,却无乃祖的运气,结果都失败了,被砍了头。

在建文元年燕王反叛开始时,皇帝及其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以燕王一隅之兵,要推翻一个庞大的新兴帝国,确实是不那么容易。善良、迂腐的朱允炆(有啥老师,就有啥徒弟)给手下的将军们下了一道最奇特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伤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让他担上杀叔父的罪名。他说:“过去萧绎举兵入京,曾发令部下:‘一门之内自逞兵威,不祥之极。’如今你们与燕王对垒,务必要体会朕这意思,不可使朕背上杀叔父之名。”巧得很,萧绎就是梁元帝,也是在位四年被残杀。正是靠着这道口谕,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多次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在如此重大的错误决策中,亲信们并没有及时有效地纠正。

方孝孺等推荐的领兵统帅是自己的好友、朱允炆的姑父、朱元璋养子及功臣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他打了败仗,又在兵临城下时打开金川门迎贼。在此前,就有人向皇帝告发李景隆有异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明姜清《姜氏秘史》)。

在四年的战争中,朱棣大部分时间处在危机中,朝廷的大军随时可以把他撕成碎片,可是朝廷无良将可竟此功。此时,不要说有徐达、常遇春这样的一流名将,就是有一员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革命也可将朱棣一鼓擒之。六十五岁的长兴侯耿炳文上阵了,旋即被换下,继任的便是李景隆。朱棣折腾了三年,也未出河北半步,急得头大如斗,有谋士出了一个主意——直捣南京。这个主意很难说是高还是馊(胜利是偶然的,履险是真实的),但朱棣和朝廷耗不起,心一横,孤军直趋南京。朱棣军渡过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朱棣虽然到了城下,但他是孤军深入。看看当时的军事地图,你就会发现朱棣胆大包天,他率部从明军的夹缝中冲到了南京城下,实际控制地区很小,大半个中国还在朝廷的号令之下,如直到南京城破,忠于朝廷的驸马都尉、建文的姑父梅殷(娶宁国公主)还率军驻在淮安。如果朱允炆弃城而去,作战略转移,也不是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迂腐的方博士竟然劝他“死社稷”。政治家是不轻言“死”的,更何况一国之君。

在这战火纷飞、败绩连连的四年中,方孝孺和自己的得意门生朱允炆在九重之内整日里研究如何复古改制。改承天门为韦皋门,前门为辂门,端门为应门,午门为端门,谨身殿为正心殿,自己的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他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

在朱棣的步步紧逼下,朱允炆和他熟读经书、文章华美而毫无治国韬略的大臣们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金汤被破,皇宫火起。朱允炆亲手杀掉私通燕王的徐达之子徐增寿(朱棣的内兄)后不知所终,留下千载悬案。

这位力劝国君“死社稷”的方孝孺没有自行了断,他被带到了新皇帝朱棣的面前,朱棣交给他的任务是起草登基的诏书。方孝孺在朝堂上嚎啕大哭,“声彻殿陛”。朱棣亲自走下殿来和和气气地安慰方博士,就引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对话,话不多,句句带机锋,许多读书人都会背诵: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

说到这,朱棣已经很不耐烦了,命人取出笔纸,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写下笔墨淋漓的四个大字“燕贼篡位”后,把笔狠狠摔在地上,边哭边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杀人狂朱棣为何对死敌方孝孺如此客气?首先,方孝孺并不是朱棣心中的首恶,在起兵的檄文中,被点了名的是齐泰、黄子澄。更重要的是因为朱棣的亲信道衍和尚姚广孝的进谏。在朱棣南下时,姚广孝(一个披着袈裟的政治和尚)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对姚广孝的信任程度不下朱允炆对方孝孺,自然是满口答应。姚广孝的这几句话为方孝孺扬了名,但也酿成了灭十族之祸,如果姚广孝没有如此请求,攻入南京,一刀杀了方孝孺,估计也没有灭族之灾了。人之祸福,天意难测!看到这个本来该按战犯处理的方孝孺如此不识抬举,心理变态的嗜血狂朱棣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管和尚、道士请求过,杀心顿起。他喷火的眼睛瞪着方孝孺:“你不怕灭了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也同样怒目而视:“灭十族又何妨!”继续大骂。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把嘴巴割到耳朵处,方仍喷血痛斥。朱棣大怒:“你不是要想快点死吗?休想,必须灭你十族。”在此以前,最重的罪是株连九族。九族的说法虽然不一,也仅有细微的不同,较为公认的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到了方孝孺,这个愚蠢的人在活阎王面前自请灭十族,第十族,加上了他的学生。

历史上最惨烈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上吊死了,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家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的亲戚朋友可都遭了殃。每抓到一个,都带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看,再行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镇定自若,不为所动,还忙里偷闲,做了一首绝命诗,古色古香——“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平心而论,诗做得很一般。当弟弟方孝友被捆到他的面前时,他罕见地留下了眼泪。方孝友也做了一首七绝告别哥哥:“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看来这弟兄俩还真是一样的驴脾气。八百多人杀完了,轮到方孝孺了,他被凌迟处死后拆散骨骸弃之。他的学生也是高干子弟、德庆侯廖永忠的两个孙子廖镛、廖铭,偷偷捡拾他的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这两个仗义的学生旋即被杀。

除去杀的人,此案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禁书,谁敢藏有,杀头。方孝孺死了,被用世界上最残酷的杀人法杀死了。在此之前,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像牲畜一样被杀掉了。他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为赏识自己的二十六岁的皇帝殉葬了,顺便拉上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他光辉万丈的声名生长在如河的血流中。

直到明仁宗即位,喻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到万历十三年三月,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被害人方孝孺被凶手朱棣的后人平了反,可已没有直系后人享受这殊荣了。现在自称是方孝孺后人的方姓家族其实是方孝孺叔叔方克家的后裔,无意中躲过了大难,与方克勤、方孝孺父子无关。

方孝孺不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家,没有靖难之役,他也做不出张居正那样的事业。他甚至算不上学问家,他的学术成就与其师宋濂相差甚远。他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误国误君误身的庸碌之辈。

方孝孺悲惨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南京城破,誓言“死社稷”,他至少有三种选择:一是进宫扈卫皇帝,生死与共;二是投笔持剑,战死;三是自杀殉国。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在宫中起火后自杀,给事中龚泰先捕后放仍自杀,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缢,翰林周是修自缢……他们身死报国,保全宗族。除自杀的以外,还有四百六十三人逃亡。如果方孝孺觉得自己白白死了太亏,要亲自痛斥乱臣贼子,用自己的死来反抗暴政,唤醒世人,也可以学御史大夫景清和御史连楹,身藏匕首,混入迎降者队伍中刺杀朱棣,虽未成功,但也吓了朱棣一身冷汗。可他几条路都没有走,而是束手就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骂,一如妇人。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把自己的家族给搭进去,一句紧跟一句激怒屠夫朱棣。明朝的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朱棣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物。在靖难之役中,他的妹夫梅殷并没有和他发生直接战斗,但梅殷忠于建文,也为朱棣所不容。两年后,在宫中的一个小桥上,两个受到朱棣指使的特务头子把梅殷挤下河中溺亡。和朱棣打过仗的耿炳文在永乐二年被人弹劾服饰逾制,七十岁的老将军自杀。三个儿子也被清算——耿璇(前军都督佥事,正二品,也是驸马,娶朱标的女儿,是建文帝的姐夫)、耿瓛(后军都督佥事)、耿瑄(尚宝司卿,正五品)都被罗织罪名杀害。建文帝两岁的次子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这些亲戚和孺子他都不放过,何况区区方孝孺。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去了一个姓朱的,换上一个姓朱的,有何不可?何况朱棣论年龄、才识都比朱允炆强。朱标死后,朱元璋本应在其弟弟们中间择贤而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并不是都合成例。朱元璋是有明第一代皇帝,在以前是胡虏的元朝,有什么祖制、成例?朱元璋开创的一整套制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不能在此开风气之先?朱家自己的天下,以叔易侄,朱家的王爷、公主、驸马都没有异议,哪轮得上你方孝孺置喙。

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的程度很低,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读过两天书的人都奢望“留取丹心照汗青”,方孝孺更是矢志于此。方孝孺的痛哭、斥骂都怀着一种名垂青史的心情,发誓要为自己的献身增添几许悲壮。

清代人嘲笑明儒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他开了一个坏头,在他以后的有明一代,有许多大臣小吏为了博得清名,在一些枝节末梢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都不很高的皇上,重者杀头,轻者脱光裤子打一顿板子,血肉淋漓,斯文扫地,但赢得了骨鲠之士的美名。皇帝和官僚集团经常处于冷战状态,朝政怠惰,中枢失灵,到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祖孙四人之时,内乱外患一齐爆发,庞大腐败有着近三百岁的大明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更庞大、政治优于旧朝的少数民族王朝,直到二十世纪初。

方孝孺平反后葬于南京雨花台的梅岗山,形制齐备,墓前牌坊上镌刻有“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之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说他是“骨鲠千秋”。他们又有谁记得与之同时罹难的八百人?方案作为明初一起大案,估计有完整的档案,被杀者有清楚的名录,应该把这些遇害的人的名字都刻在方孝孺墓的石碑上,不是表彰,是用以来控诉封建专制的残暴。

当前,文化界随着精神图腾的消解,兴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潮流,为至圣先师制定标准像,在全世界建孔子学院,让垂髫小儿背“四书五经”,这些和世界文明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行为,在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年轻学者,天天督促上小学的孩子背《易经》。我实在不能理解,《易经》在当代社会有什么用途?是不是准备做个袁天罡、刘伯温式的人物?儒家经典中是有有益的思想,但营养成分稀薄,并且还有许多糟粕和有毒物质残留。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程朱改造过的儒(理)学,更是一剂杀人无形的毒药。五四健将们在八十年前写的文章已把道理说透。方孝孺就是在儒学的滋养下成为一个冷血腐儒的。明朝的谢申有诗赞方正学先生:“先生志在扶三纲,流血九族孤忠彰。昔开理学三百载,魂兮归来依素王。”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叫你的孩子读经,如想登堂入室,需先“去人欲”,精神自宫。其心何忍哉!

我不是不谴责朱棣,而是朱棣已被人们批得体无完肤了,对他的嗜血本质都有清醒的认识。可方孝孺则不然,牢牢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安享着人们的赞美。

方克勤是个循吏,被朱元璋杀了;方孝孺是个忠臣,被朱元璋的儿子杀了;皇帝父子杀了忠臣爷俩,专制社会就是如此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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