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造U-2战俘的经历 文革后任副教授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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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62年,在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关头,我结束了10年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工作,从空军第一文化学校调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做联络工作。 联络工作,在战争年代叫敌军工作,属于我军三大政治工作原则之一——瓦解敌军,曾有过杰出贡献,建国后于祖国统一大业,亦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不断派遣其飞机窜扰大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决心加速自力更生发展核子武器与远程弹道导弹。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了解这一情况,与台湾当局勾结,派遣美制高、低空侦察机RB-57A、RB-5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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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在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关头,我结束了10年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工作,从空军第一文化学校调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做联络工作。

联络工作,在战争年代叫敌军工作,属于我军三大政治工作原则之一——瓦解敌军,曾有过杰出贡献,建国后于祖国统一大业,亦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不断派遣其飞机窜扰大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决心加速自力更生发展核子武器与远程弹道导弹。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了解这一情况,与台湾当局勾结,派遣美制高、低空侦察机RB-57A、RB-57D、P-2V深入大陆实施侦察。在遭我沉重打击后,乃改用U-2型高空侦察机,继续对我沿海及内陆战略目标进行拍摄侦察。

1963年11月1日下午,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1965年1月10日,又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夜间窜扰华北地区被击落。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均被我生俘,一名叫叶常棣,一名叫张立义,当时处于军事保密,没有公布他们的生死下落。台湾和美国对我击落飞机的手段和飞行员下落十分关心,千方百计打探情况,一无所获,于是,台湾军方宣布叶、张为“成仁烈士”,每年发给亲属抚恤金。两人的妻子也先后改嫁。

叶常棣,1933年11月生于广东惠阳,1954年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官校,曾多次驾机执行对大陆侦察,两次被授予“战斗英雄”而被蒋介石召见。1963年赴美接受U-2机驾驶训练,返台后任35中队少校飞行员,曾三次驾机深入大陆进行高空侦照,多次参加蒋经国的家宴。

张立义,1929年11月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官校,任少校分队长。1964年赴美受训后回台执行侦察任务。他妻子、儿女均在台湾,老母及兄弟在大陆,其父于抗战初期遭日军杀害。

叶、张被俘,对我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军委总部和空军领导都十分重视,指示我们认真执行党的宽待政策,尊重人格,不打骂,不虐待,不以感情代替政策。

空军联络部门的全体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坚决执行政策,坚持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日日夜夜在这个无硝烟的战场上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下面,作者以亲身的经历,进行一些回顾和记述:

执行宽俘政策,消除惊恐情绪,化解敌对意识

叶、张二人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被俘后,情绪十分惊恐,担心要受到残酷折磨,生命难保。叶常棣在飞机被击中跳伞落地后想逃跑,但两腿和手臂都受伤,瘫软在地,不好动弹。他怀着恐惧和敌意看着向他奔来的解放军和民兵。但是,上去的人不仅没有打骂和捆绑他,反而扶他喝开水,询问伤情,很快送进当地医院手术,取出50多块弹片。刘亚楼司令员和成钧副司令员亲自到医院看他,了解情况,并结合前被俘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张乃军、吴宝智等人受到的宽待,讲我们的俘虏政策,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安定其情绪。刘司令员说:你不要担心,精神上不要紧张,想开一点。你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叶提出希望释放回去,司令员说:以后的事可以商量,只要我们做得到的,我们都可以做。你要回去,将来也可以回去。

张立义在包头地区上空被我导弹击落后跳伞降落在内蒙古土默特旗一生产队的地里。他过去听长官说,共产党抓住俘虏要剥皮抽筋,十分害怕。他的妻子、儿女还在台湾,还想活下去。于是,雪地求生,活动活动身体,还睡了一觉,早晨醒来才拖着伤冻和饥饿的身子,踉踉跄跄地闯进500米外一户农民家里,那家的农妇连忙拿出大衣给他穿,随后赶来的民兵也给他送来面包、棉衣、棉帽,把他迅速送到当地军队医院治疗冻伤。

叶、张二人先后被转送北京,并没有投入监狱。叶常棣住进了一个条件较好的空军招待所,他因受伤行动不便,一时生活难以自理,我们一方面请医生为他精心治伤,同时派人照顾其生活,经常与他谈心,安慰其烦躁情绪。生活上,保持了一定的水平,经批准,伙食按照我军飞行员标准对待。教育上,对他的错误和反动言论,既严肃批驳,又不侮辱,不讽刺,态度和蔼,讲清道理。管理上,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如每天可以在马路上跑步,在操场上做操、打球,在室内可以看书、读报、听广播,下棋、打扑克,还带他看电影、看戏剧,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逛商店。三个多月的疗伤过程,使他亲身感受到我们的宽俘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是讲道理、重感情、度量大的厚道人,从根本上消除了他的恐惧情绪。

张立义转到北京后,由于严重冻伤,迅速送进空军总医院。他难于行动,连下地大、小便都很困难。躺在病床上,既担心冻脚被锯,两眼失明,更担心共产党如何处理自己。可是,实际感受到的是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不久,春节来临,他既想念家乡的老母,更思念在台湾的妻室儿女,内心惆怅烦躁。不料,大年初一上午,我们领导同志拎着食品、水果到医院给他拜年了。大家围坐在他床边,和他拉家常、下棋、打扑克,直到夜幕降临,才向他告别。节前,我们还把他在跳伞时丢失的一块在美国受训时得到的高级航空表送还他,他喜出望外。这表原来是一对,另一块是他太太作为信物戴着的。我们向他讲解放军的纪律,私有财产应该归还本人,他非常感动。

那一夜,张立义辗转难眠,第二天,他向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提出一连串问题:“为什么医护人员对他这个充当间谍的俘虏这样热情周到?”“为什么他的伙食比看管他的战士还丰盛?”“为什么解放军军官过年不回家团聚,还来看他?”我们告诉他:共产党的宽待政策过去对日本俘虏都如此,何况咱们都是中国同胞。这一点一滴的亲身体验,使他深刻感受到我们执行政策是诚心诚意的,从而完全消除了原有的种种疑虑。他在日记里写到:“他们这般待我,使我受之有愧,这种待遇,在台湾的人是想象不到的。”

组织学习,激发爱国观念

叶、张两人长期接受反共教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为了转变其反动立场,我们针对其政治思想状况,组织他们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学习,主要以毛泽东的著作为武器,着重启发其民族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思想,认识自己的罪行。采取读书与参观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现实教育相结合、自我教育与组织帮助相结合,以真理对谬误,以事实对谎言。叶常棣在一年时间里,通读了一遍《毛泽东选集》四卷,还阅读了60多本其他政治书籍、革命小说和回忆录等,1200多万字。观看了反映革命斗争史和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话剧、戏剧几十部,参观了北京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每天还收听新闻广播,阅读报纸。他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真正感到中国人民的的确确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敬仰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真心诚意为人民做事”,几次看电影时,感动得流了泪;对我党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认为“共产党、解放军光明磊落,不需要施用威逼利诱手段,更不会肉刑或抽筋剥皮”;称赞大陆社会的新风尚,说“不像台湾、美国,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对美蒋的反动本质有了明确认识。同样,张立义学习也很认真,觉悟明显提高。

我们在肯定他们进步的同时,指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立场,还需要投身于工农实践,树立新的人生观。

参加工农实践,树立新的人生观

经过一段对叶、张的管理教育,我们根据对台斗争形势和他们的表现,请示军委,建议适时给予释放。1969年11月经周总理批准:释放叶、张二人,给予公民权,暂不回台湾,先在大陆安置,从事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以利继续改造。出于保密需要,他们的释放,不对外公布,不搞对外宣传。他们听到总理批示,非常高兴,表示要勤耕守法,好好劳动锻炼,加强改造,来报答政府和人民的恩德。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无直系亲属,安置到湖北武汉市近郊区。张立义原籍南京,家有老母和兄弟,安置在南京市近郊区。1970年,经与当地政府联系后,我们分别派人送往。两地政府和群众都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生活上热情关心,劳动中注意照顾,思想上体贴安慰,有困难及时帮助解决。

张立义初到农村,一位姓邓的农民为他腾出一间房子,配齐了床柜桌椅及全部生产、生活用具。生产队老队长考虑他身边无家眷,又委托邓家大嫂帮助做饭。以后,当地政府又拨专款为他盖了两间房子。逢年过节,乡亲们备好酒菜,这家请了那家请。他从小没干过农活,队里就分派他轻活,让他开拖拉机、抽水机,测量田亩算土方,管理农田灌溉。他过意不去,也抢着干些重活,三年中,他年平均出工330个,是生产队里出工最多的一个。张立义勤勤恳恳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做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选举他做记工员,并被评为先进社员。

叶常棣到农村后,住进了一间坐北朝南的房子,生产队派人帮他做饭,分配他和老人、妇女一起干轻活,还派人专门教他生产技术。时间稍长,和全村老少都搞熟了,逢年过节,不是这家拉就是那家请。他从不懂农业生产,到会插秧、犁地、割稻,挑百十斤的担子,还帮队里修拖拉机,开抽水机,成了队里的壮劳力,以实际行动获得了农民的信任。队里请他当仓库保管员、夜校辅导员,给社员讲课、读报。叶常棣十分感动地说:“万万没有想到农民们这样关心信任我,自己原来害怕群众的思想实在可笑。”决心积极投入劳动,好好改造世界观。一次,生产队要买拖拉机,原打算到外面请个技术员开。他主动找到队长说:“请啥人呀!我就能开嘛!”队长这才想到老叶能驾飞机上天,咋就不能开地上跑的呢?立即派他带钱进城选购,并把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开了回来,大家乐得直夸老叶。以后,他还带出了几个徒弟才撒手。

由于叶、张年龄都比较大了,农村劳动毕竟比较艰苦,经与地方协商,于1973年将叶常棣调到武汉农机厂,以后又转到汽车修配厂当工人。叶常棣到工厂后,在工人师傅帮助下,用心钻研技术,很快掌握了钳工和电焊技术,一年后,也开始带徒弟了。书记、厂长、车间主任都很关心他,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厂里承接大的项目时,总是先让他计算,他认可后,厂长才拍板定案。他还受权代表厂里去外单位洽谈生意,人们风趣地称他为“我们厂的外交部长”。他肯钻研,技术提高快,学会了看图纸和生产成本核算,后来,又从车间调到科室工作。

张立义调到南京江东农机厂当钳工。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岗位技术,负责培训徒工。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出席南京市雨花区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张立义说:“农村和工厂的新生活,使我终身难忘,和农民、工人的友情是永恒的。”

量才录用,充分发挥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进一步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好地发挥叶、张的特长,经请示军委,并得到地方有关部门配合,于1981年将张立义调到南京航空学院工作;将叶常棣调到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理工大学)工作。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学院领导知道叶常棣曾专修过外语,又在国外生活过,就分配他到院办学报做外语编译工作,享受讲师待遇。一次,著名学者钱伟长来学院,新主编了一个英文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刊物,向海外发行,要找一位外文好的人审改英文译稿。院长推荐叶常棣,经面试后钱老很满意。叶将自己的身世、经历如实相告。钱教授微笑地说:“我的不少亲属、朋友都在台湾,而且大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我不还是照样工作,各有各的选择嘛!”叶常棣听着这位长辈语重心长的教诲,深受鼓舞。他审改的稿件,受到钱教授的肯定和鼓励,收下他作为审稿的助手。由于他业务提高快,责任心强,并有创新,此后就把定稿任务全部交给他。这年底,学院报上级批准,任命他为副教授、学院出版社英文编译组副组长,还评他为先进工作者。

张立义被分配到南京航空学院实习工厂,国家工程技术干部局正式任命他为工程师,担任了实习教学组副组长。学院分配他一套两间的新楼单元房,生活也得到身边侄儿的照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看电影、听音乐、长跑、游泳,积极参加校运动会,还赴外地探亲、访友,游览名胜古迹,心情很好。

批准回台探亲,引起国内外极大震动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9条政策。中央各部门纷纷提出促进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和建议。叶、张二人在台湾均有亲属,曾向政府提出探亲的请求。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考虑认为,批准叶、张回台探亲,时机适宜,对配合我贯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扩大影响,促进两岸人员往来都有好处,这是又一次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诚意。

1982年8月25日,新华社向国内外公布了叶、张的下落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他们回台湾探亲的消息。并希望台湾当局为他们回台提供方便条件。

消息公布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台湾当局对叶、张要求回台,既感到害怕又无可奈何,攻击我们是“制造和平假象”,表示要确认他们是不是“共产党间谍”或“实行统一的谈判代表”后才考虑是否准许进入台湾。不久又扬言,如果叶、张入台,要对他们实行“军法审判”。国外舆论则普遍认为,这是我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向敌对的台湾做出的最新和平姿态”,是“化解与国民党关系的一种尝试”。台湾空军人员听到消息后,反映强烈。有的说:“这么多年了,想不到他们还活着。”对当局恐吓、阻挠他们回台,十分不满地说:“他们都是执行命令飞到大陆被打下来的。现在共产党宽大不杀他们放回来,反而刁难,为你卖命却不让回来,这能说得过去吗?”

我们根据党的“来去自由”政策,告诉叶、张二人,如果不能入台,仍欢迎他们回来,职务、待遇不变;也可以去其他国家或留在香港。你们回台探亲是正当合理要求,正义、人心均在你们一边,要理直气壮,不能向台湾当局乞求恩赐,如果他们继续刁难阻挠,只能更加丧失人心。

1982年11月,我们送叶、张于深圳出境顺利抵港。台湾当局仍未同意他们回台。后经他们当年同事的联系,去了美国。叶、张在美期间,一直表达强烈的返台意愿,要求回台“归队”。当年的同事、旧友亦多方奔走呼吁。1990年9月4日,滞美7年的叶、张两人,终于从美国返抵台湾,受到原35中队队友、空军官校、幼校同学及在台亲属近百人的热烈欢迎。台舆论称这是“中华民国空军史上最传奇也最艰苦的返航”。

我们对叶、张的教育、改造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和平时期我军改造俘虏工作的一个成功事例。外界人对这个漫长的过程抹上了许多神秘的传奇色彩,而实际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们深知,这是一次党的政策的胜利。对叶常棣、张立义的教育改造,身处第一线的空军联络部门领导和全体同志们,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这个无硝烟的战场上,在700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全身心投入,任劳任怨,不畏困难,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依靠群众,19年如一日,终使两名反共意识浓厚者,逐步转化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副教授、工程师。他们说:“从这些同志身上,我开始认识共产党。”他们去美返台后,仍怀念当年的这些老朋友。

往事细推知有味。这一历史事件虽已相去日远,但不会淡忘,不会尘封,因为它为我军和平时期的联络工作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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