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脸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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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实习生林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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