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朝鲜半岛“去中国化”:放弃对中国文化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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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代的朝鲜 在长达500 多年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中,两班贵族精英总是根据中国这个大陆邻国来确定自己的地位。朝鲜向来自称“东国”或“海东”,甚至就简称为“东”(今韩国仍有“东国大学”)。正如东国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中国是朝鲜所参与的一个跨国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是中央王国,朝鲜在这个中央之外的东方。中国是居于统治支配地位的,以中国为参照,朝鲜人来确定自己的坐标。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天朝礼治”土崩瓦解,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程度的价值评价标准。随着朝鲜


近代朝鲜半岛“去中国化”:放弃对中国文化依赖


近代的朝鲜

在长达500 多年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中,两班贵族精英总是根据中国这个大陆邻国来确定自己的地位。朝鲜向来自称“东国”或“海东”,甚至就简称为“东”(今韩国仍有“东国大学”)。正如东国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中国是朝鲜所参与的一个跨国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是中央王国,朝鲜在这个中央之外的东方。中国是居于统治支配地位的,以中国为参照,朝鲜人来确定自己的坐标。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天朝礼治”土崩瓦解,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程度的价值评价标准。随着朝鲜不断接触到西方知识体系,为重新定义国家身份,朝鲜的新兴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中心地位,以及它对朝鲜的影响进行了重新评估,试图通过重新塑造一个中国形象,来重塑朝鲜自己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身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场脱离中华王国的运动和努力中,朝鲜民族主义者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共享的作为他们所参与的跨国文化圈的全套理念、礼仪和象征符号,都是中国的,既然是中国所有的,朝鲜人现在应该屏弃它们。在新兴的民族主义出版界中,主流作者们断言,朝鲜要想获得民族独立,必须放弃在文化上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实际情况远比发表宣言复杂得多。

降格中国

1895年,清朝与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的第一款中清政府首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主权。1895年11月7日,高宗率世子及宗亲百官拜谒宗庙,发表了独立誓文和《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到1910年朝鲜并入日本帝国之前的15年里,朝鲜民族主义新闻界一直关注并探索发生在朝鲜的新变化。

早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不少朝鲜人就要求结束朝贡关系,最著名的要属1884年金玉均和徐载弼领导的那次政变了。“甲申政变”失败后,徐载弼前往美国,1896年回国后从内政大臣俞吉浚那里得到了5000元韩币的捐款,于1896年4月7日创办了《独立新闻》。该报用韩文和英文出版,在政府官员中很有影响,发行量迅速增长,由最初的300份发展到3000份。在当时的报刊中《独立新闻》最激进,要求彻底改革。《皇城新闻》(1898年~1910年)是由一群在国内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更温和的改革派创立,在倡导变革的同时顾及很多过去的传统。《帝国新闻》(1898年~1910年)倡导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开展自强运动。

尽管三家报纸在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不同,但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输给日本标志着旧知识被新知识打败,西方知识导致了日本的胜利。这让朝鲜人深受震动:“朝鲜人是否有过对中国的认真批判?有的只是过去纯粹无条件的羡慕和盲崇。”现在他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不再是一个“文明”国家。

1898年9月17日《皇城新闻》,对中国的批评中含有“怒其不争”的意思:“清国万一像日本当年一样进行新法,其间三十年又怎能一事无成,定会雄健稳进,就是英法俄诸国也必然畏伏于清国的威力。怎能被日本连战连败,遭受耻辱。清国推行西法,有百利而无一弊,为何清国事事不然。”1900年《皇城新闻》又说:“从1898年的百日维新到现在,清廷的顽固不化进一步加深了。官员都很保守只对模仿过去感兴趣,无意改革。”《独立新闻》在1897年年终总结说:“过去的一年中国所做的不过是割让领土和权力。没有为文明进步做出努力。”

《独立新闻》1899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前朝鲜人唯一知道的就是尊中国为中央王国,蔑视日本为悲哀之国,并将其他国家看作蛮夷之地。现在我们的大门被打开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我们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西方国家的风俗和法律。我们现在大致上可以判断,哪些国家是文明的,哪些国家是野蛮之地。”中国法律腐败的本质,残忍的刑事机关,脏乱的街道和医院都经常被这些民族主义报纸所提及。这些朝鲜作者们指责中国人太懒惰,声称愚昧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在朝鲜的中国商人被比喻为吸血鬼,被指责:“他们来到朝鲜没有带来一丝好处,只有大量的伤害。”《独立新闻》作为最狂热的文明鼓吹者之一,对中国充满了轻蔑,称之为“世界的笑料仓库”(1896年6月20日)。

如果说《马关条约》是朝鲜脱离朝贡关系的开始,那么将中国视为野蛮国家的观点则标志着朝鲜参与到了世界体系的新意识形态中。在朝鲜人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不再扮演中心的角色,而是滑到了边缘。

英雄与文字

在1895年~1910年间,对朝鲜民族主权的直接威胁来自日本和俄国。但朝鲜人还是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向了历史上的中国。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主权与依附,朝鲜半岛迅速兴起了铲除中国文化的号召,朝鲜的民族主义者觉得只有通过重建文化的纯洁性,才能真正获得独立。

20世纪之交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急切地要寻找英雄人物来激励振奋民族精神,于是被称为“朝鲜历史上四千年来唯一伟大的人”的乙支文德被挖掘出来。公元612年,乙支文德领导一小队高句丽军队,对抗隋炀帝的几十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乙支文德这个人物身上反映了一种朝鲜早已经丢失的军事荣耀。在朝鲜以前的历史典籍上,有关乙支文德的记载只是只言片语,而在此时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和教科书都详细描写这个高句丽将军的生活和成就。

在很多学校门前还树立起了他的雕像。在一篇乙支文德传记的导言里,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说,在了解乙支文德之前他觉得朝鲜民族的本质就是下等的和弱小的,但是在读到乙支之后,他的“精神汹涌澎湃,勇气大增,我把脸朝向天空,叫喊道'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本质' ,就是他,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没有任何伟大的任务和伟大的事迹能与之匹敌。我们民族的本质就是如此的强大和勇敢”!

对很多人而言,乙支文德还代表着一个时代,那时候朝鲜是真正的朝鲜,并没有被中国文化玷污,乙支文德既显示了一个抵抗中国进攻的战斗者的形象,也代表着没有接受儒家教育的朝鲜,象征着民族历史上的一段荣耀。申采浩说“自从中国文化进入我国之后,我们的人民都陷入崇洋热中,并患上了顽固贬低自己的怪病”。

人们哀叹乙支这样纯粹朝鲜的古代姓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式的名字,因为朝鲜人迷上了中国汉字。在脱离“中央王国”的运动中,朝鲜人积极提倡用音标字母来代替汉字。

早在1443年世宗大王命令使用音标文字的时候,就受到以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为首的一帮士大夫的大肆攻击,这些学者认为知识与汉字是紧密联系的,经典著作都使用汉字写就。抛弃汉字就等于失去了通向知识的途径。崔万理上书说:“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累哉?”可见,当时把韩文看成了“螗螂之丸”,而汉字是“苏合之香”。

新的知识体系紧跟着枪炮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方块字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日益遭到挑战。方块字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之后,书写体系也跟着民族主义化了。朝鲜的知识分子开始称颂世宗大王的字母, 作为朝鲜唯一的书写体系,竟然5 0 0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粗俗的。《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说:“天底下所有的民族中,没有哪个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方块字现在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汉字,“中国的方块字是属于中国那块土地的语言”,因而是异族的。音标文字不但是一种可以使用的工具,还是值得尊重的对象。杰出的语言学家周时经一生致力于朝鲜语文的研究、教学并组织领导了“国文启蒙运动”。他恳求同胞们热爱他们的语言和书写体系:“如果还有人更喜欢中国的书写而蔑视民族文字,那他还是朝鲜人吗?”

但至少有一人拒绝韩文。这个人是个无名的教师,在给保守派改革杂志《大东方教育协会月刊》的文章中,他认为汉字一直在朝鲜存在:“四千年来,自从檀君和箕子创立了这个国家,我们朝鲜就在使用汉字。”这个事例说明即使是方块字的坚定拥护者也要将他们的论述用有关民族和地理起源的方式包装起来。

从国王到皇帝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1895年10月8日的一大早,一群日本浪人在新任命的日本驻朝鲜大使的指使下,闯入王宫,行刺了明成皇后,并在花园里焚烧了她的尸体。朝鲜国王高宗躲进妃子的轿子里,偷偷逃出王宫,躲进了俄国大使馆中,不论官员们怎么请求,他还是在那里躲了11个月。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打击了王室的声望,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做了大量努力来扭转王朝的命运以重建国王的尊严和权力。

尽管高宗还在俄国使馆,以前依附于清朝的特征开始被陆续消除了,清朝年号被废除,改用朝鲜开国纪元,定年号为建阳,以1896年为建阳元年。被朝拜了近500年的古代纪念碑“迎恩门”被放火烧毁。迎恩门是1407年朝鲜王室专门为了迎接中国使节修建的,初名迎绍门。1539年,明朝使臣薜廷宠写了“迎恩门”挂了上去,之后称为迎恩门。 “迎恩门”旁边还修有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题名“慕华馆”。1896年在迎恩门的基础上修建了“独立门”(1898年竣工)。慕华馆改名独立馆。

朝鲜从属地位最有力的象征是国王。只要高宗继续维持他的王室头衔,这个头衔在中国皇帝之下,就暗示着一种从属地位。朝廷官员们开始用一系列围绕高宗称呼的变革来消除这种暗示。

他们早在18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宣称国王的传统称呼将上升一个等级,从君主变到大君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高宗被称为主上殿下。接着在1896年被称为大君主陛下,每次变化都是在礼仪语言中的一次提升。高宗离开俄国使馆后,官员们和皇家学者们提交了恳求国王加冕为皇帝的请愿书,连续三天,高宗的高级官员们在王宫的庭院里跪上4个小时,根据礼仪提交了9份请求,高宗拒绝了之前的8份,接受了最后一份。

即使在高宗同意之前,“圜丘”的祭坛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圜丘为古代天子祭天专用,诸侯不得有,所以是皇帝的权力象征之一。为了高宗的加冕礼,圜丘建造得很快,它的设计延续了北京天坛的风格,三层平台,每层之间由九层台阶相连。1897年10月12日清晨,适当的祭天仪式之后,高宗脱下了王室的红袍,换上了皇帝的黄色龙袍。高宗国王成了高宗皇帝。在成为皇帝后的第一份公告中他确立国号为大韩,1897年定为光武元年。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1394年。大将李成桂把高丽国王逐下宝座后,向中国皇帝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当时那个两岁的王朝有两个名字可供选择,一个是“朝鲜”,一个早期王国的名字,曾被中国汉朝打败。还有一个是李成桂父亲的就仕地“和宁”。两个名字被送到北京,明朝皇帝选择了第一个。现在,“朝鲜”这个名字因为与朝贡制度联系在一起被抛弃了,“韩”取而代之,韩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王国,这个地区明显没被中国入侵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书写体系的改革一样,皇位的确立达到了脱离“中央王国”的作用。称帝仪式给这个国家创造了一种转喻象征:高宗如今可以宣称和北京皇帝具有相同的地位,大韩帝国也和大清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1899年,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出使朝鲜,所持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清朝正式承认其独立。

中国的报纸《万国公报》在描述这一事件时采用了“称帝”这个术语,而不是即位。前者暗示在帝国范围内不合法的篡位,而后者表示个人获得上天的指定,合法登上王位。朝鲜的《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说:“我们嘲笑中国作者的这种自我抬高,说明他们依旧陷在宋朝儒家的迂腐理论中。”但是这些迂腐理论也正是朝鲜人在帝国的仪式中所采用的。而《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试图将帝国头衔的选择与这些理论区别开来。他们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按照他们所渴望的那样建立自己的国名吗?”这段针对《万国公报》的文字完全用繁体中文写就,没有任何韩文。

沉默的国旗

国旗是最佳的民族象征符号,也是这一时期反复出现在朝鲜人视觉和语言中的形象。民族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打造国旗和民族的关联。《首都公报》号召把荣耀带给国旗。《独立日报》将国旗的图案置于头版,号召人民广泛使用它。国旗成了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显著的符号。学校对孩子谆谆教诲,教育部的文件中说:“随着太阳的光芒照耀着国旗,国旗迎风飘扬,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幸运的感觉。”在国旗的宣传和使用中,有意思的是有关它的起源朝鲜人都保持沉默。

今天韩国还在使用的国旗最早是由朴泳孝于1882年提出的。朴泳孝是朝鲜国王哲宗的驸马,后与金玉均等人组成要求朝鲜现代化的开化党。1882年大院君发动的政变失败后,朴泳孝以全权大臣名义前往日本,在前往日本的途中他设计了太极旗作为国旗,1883年高宗批准了他的设计方案,太极旗成为国旗。

太极圈和三线卦符在朝鲜已经被使用了几个世纪了。在朝鲜半岛的坟墓、庙宇甚至医学课本上,太极圈都频繁出现。而三线卦符则可追溯到《易经》,像《易经》这样的著作,以及太极和卦符,都应该是《独立日报》这样的报纸所强烈抨击的。这些都属于他们认为的压制了朝鲜人的创造力的中国儒家文化,但是就是这批反对四书五经的人,当谈到太极和卦符的时候,却有意忽视了这些图形符号与中国知识的联系。相反这些象征符号在白色的底色上拼接在一起,却具有了最“民族性”的含义。

不管多么激进,朝鲜的知识分子们都做不到将所有在大陆最先出现的习俗当作中国的抛弃掉,因为这些习俗可能在朝鲜被贯彻得更彻底,也许被使用几个世纪了。那些融入朝鲜民族遗产中的很多文化,都有属于中国的嫌疑,朝鲜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文化内容和民族主义立场之间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平衡点。

在重塑民族身份的时候,朝鲜民族主义分子对比了大量其他民族的代表性特征,通过反对这些特征来建造一种“朝鲜性”,中国只是他们对比的一种,不过是最主要的一种。在当时的朝鲜民族主义者看来,就像考古学家可以挖掘过去的废墟一样,民族特性可以通过拨开时间的尘土显现出来,好像文化像陶瓷的碎片一样具有客观性,可以被寻找、复原和重建。朝鲜人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无数传统和习俗可以被淘选出来,而被定义为“中国的”文化形式可以被分离出来,扔在一边。但脱离“中央王国”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拒绝中国的东西和赞同朝鲜的东西这么简单,因为经过几个世纪的交流、吸收和互动,起源于大陆的文化形式与根植于朝鲜半岛的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简单的自然分界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转变过程中,重新考虑什么“属于”中国,什么属于朝鲜,对朝鲜和中国各自的文化内涵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一直还在延续。对朝鲜的身份重构,直到今天这个过程在半岛也没有结束。近年来韩国拍摄的历史剧《大祚荣》也着意刻画一个“没有屈服于中国威胁”的“伟大英雄”,在这里,历史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反映当前的意识形态潮流,因为它要努力恢复的过去,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理想,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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