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旅长骂枪击日军的士兵:咋不提个人头回来

陈继承 收藏 1 1222


本文节选自《“最初的枪声——二十九军老兵的抗战记忆”》 作者:王世江 口述 方军 整理撰写 原载于《温故》之十七

2005年10月,我去辽宁锦州采访了抗战老兵王世江。九十一岁的王世江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是我迄今采访的唯一的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士兵,又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职到军分区司令员一级的军人。

王世江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我和老人一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给他的纪念章。能够领到抗战胜利六十年纪念章是一种光荣。我采访过亲历“卢沟桥事变”的大部分幸存者,王世江的政治状态和经济状况应该是最好的。他住在辽宁省军区第二干休所,房子是二层的小楼,阳光明媚,有一百多平方米。王世江的儿子也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因此,连王世江的儿子都光荣“离休”了。王世江单独居住,有个下岗工人帮助他料理家务。听说下岗工人的儿子上了大学,王世江就自觉负担了那个非亲非故孩子的全部学费、生活费。王世江对我说:“我留着钱没有用。帮助了别人,我最愉快。”

王世江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由于疾病,数年前被截去一条腿。他只能坐在床上接受采访。王世江的思维很有条理性,他不紧不慢地从1936年他参加二十九军讲起。重点的地方他讲得很细致,我提问的时候他还把问题区分开慢慢回答。快到吃饭时间了,他早安排在他家服务的女工包好了饺子。连着几天采访,我们之间混熟了,他一会儿操纵录像机,给我们看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录像;一会儿,又坐的床上给我们大家拉一段二胡。这位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老军人始终热情洋溢、精神矍铄地和我们谈话。

王世江的床头码放整齐的全部是京剧的录音磁带,如果我们没去造访的话,他除去看电视新闻就是听京戏的录音了。

我是一直在做着对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采访记录工作,残酷的现实常常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往往是我前脚采访,后脚,被采访者就离去了。”毕竟,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七十五年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距离今天六十九年了。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距离今天也已经六十一年了。

我们都想活埋了这个嚣张的鬼子兵

1933年,西北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用大刀片杀敌的消息,威震全国。也点燃了我们青年人心中的抗日火焰,都想参加这样的队伍,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1936年春天,西北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回老家山东乐陵招考学兵。我就是乐陵人,喜欢听宋哲元将军的讲话。我在家读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小学,我听了宋哲元的话后,就同本县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应招了。从此,就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当了兵,实现了我参军的夙愿。

那时,我二十一岁,家里人还都劝阻我哩!当时,新兵胸前佩带着白布条,写着新兵二字,还盖着红色的章,看起来特别显眼。那时,司务长领着我们新兵一百二十人从山东到天津,准备再转乘火车到北平。一路上风风光光,谁知在天津火车站的站台上,突然游荡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大概是警察。他一看中国人又招兵买马了,就过来阻拦,不让大家上车。

“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征我们自己的兵你们都管?!太横行霸道了!”

我当时血气方刚,跑过去和鬼子理论。日本鬼子说:“八嘎呀路!”抬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我也不含糊,一个扫膛腿把日本鬼子撂倒在站台上。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随手就掏枪,正巧,跑来两名中国铁路警察,一个警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日本人的手枪,另一个人把我拉开了。一百多兄弟们都义愤填膺,捋胳膊、挽袖子,非要把这个鬼子就地给埋了,可是,司务长说,咱们先赶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咱以后再说。

参加了抗日的二十九军,我感到有了用武之地,练好武艺打日本的劲头更足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西北军的“三大套”(劈刀、打拳、上单杠)学会了,考核成绩优秀,不久被提升为班长。

中国旧军队的愚兵政策

西北军虽然抗战闻名全国,但是毕竟是旧军队,愚兵政策和打骂制度相当严重。新兵入伍第一堂课,讲的是纪律。连长就这样讲:“军队嘛,要绝对服从,比如,我手里拿一个鸡蛋,它本来是白色椭圆形的,官长偏说它是黑色方形的,你们也要随着说它是黑色方形的。这就叫做绝对服从。”当时听他这样讲,心里很不服气。但没人敢争辩,怕的是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回答,反而招来皮肉之苦。长官随便打骂士兵,就连班长也随便打骂士兵。在新兵训练时,没有一个士兵幸免于打骂圈子以外,轻的“照半身相”(跪在地上),重的“吃锅贴”(用手打脖梗子)和“按两头打中间”(四个人按着四肢,用扁担或竹片打屁股),官兵关系比较紧张。

1937年6月底,二十九军为了宣传抗战,举办大中院校夏令营,高中二年以上的学生参加集训,由一一○旅长何基沣负责,抽调一批干部和班长去任教,我被调去当班长。

西北军是一支抗日爱国的军队,但却因不属中央嫡系而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二十九军的军饷时常被无端克扣,逼得宋哲元自己印发钞票,维持所属部队的生存。

你们怎么不提日本鬼子的人头来见我!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北平西南郊卢沟桥中国驻军蓄意挑衅,制造事端。当时华北军民立即奋起抗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当时,守卫卢沟桥的驻军是我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日军包围了宛平城,次日凌晨,何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线指挥所属二一九团第三营奋起还击,英勇杀敌,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事变第二天早上,何基沣旅长派我和手枪连一名班长刘树森到二一九团三营督战,侦探日寇的情况。当时我们二人手持德国“自来得”手枪,身着便衣。我们二人原来只使用过中国生产的“汉阳造”大枪,没有使用过外国生产的手枪,于是,我们悄悄找了一口井,一人照井里开了两枪。德国枪就是好使!我们两个人顺着高粱地摸索着来到卢沟桥附近,远远就听见有车辆行驶的动静,“呜呜、呜呜”响,只见四辆日本军车开过来。

“咱们在高粱地边上,等过来,咱打司机。”我建议战友。

等车到了离自己二三十米的时候,我们两人钻出高粱地飞跑到汽车跟前,向最前面开车的鬼子连开两枪,击毙了头车司机,然后转身就跑。日军遭袭,忙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子弹打得庄稼地里的庄稼秆子唰唰唰唰地响!可哪里还有我们两人的踪影。第一天,跑回去见旅长何基沣汇报,没有想到旅长何基沣对我们大怒道:“你们两个开几枪就跑?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提着日本鬼子的人头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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