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如何失败导致丢掉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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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俗称八·一九限价),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以上海人民保护者的口吻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则等待着观察他下一步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往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云集上海。蒋把“戳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调往上海,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蒋经国对亲信说:“‘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像上海国际饭店的招牌一样,虽然不大,但名气很响,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贾亦斌出席了成立大会,但贾未讲话。为了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为了开展工作,蒋经国还将中央干校校友会和青年军联谊会的基金调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接着,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拍桌大骂,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讳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后贾亦斌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会议开始,蒋经国照例客气地表示感谢诸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接着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一一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办公室之后却感到事情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蒋经国固然来头大,但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午夜12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10月3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各种议论都有。

贾亦斌看到这种情况,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饭店,贾亦斌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后贾亦斌才得知扬子公司一案的内幕。原来开始时,蒋经国也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但受到了宋美龄的干预。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发现来势太大,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乘中秋节日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手脚发抖,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及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天平路蒋宅,大家正准备坐下向蒋汇报情况并聆听指示,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蒋经国及文武官员只得悻悻告退。经宋美龄向蒋介石多方说明原委,说两家属于姻亲,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可外扬等等,得到蒋的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诺诺而退。

在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一案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又准备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双十节10万青年大检阅,他要贾亦斌负责筹备。贾亦斌将当时驻守苏州的青年军203师和驻守上海郊区的青年军209师调来上海,加上杭州、嘉兴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和“戡建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各大专院校青年军复员学生,约7、8万人,对外号称10万。检阅仪式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陪同蒋介石进行检阅。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贾亦斌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等贾亦斌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贾亦斌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一着妙计: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遭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如此草木皆兵,贾亦斌听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尽管内心空虚,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游行队伍出虹口公园后,沿四川路、外自渡桥、外滩、南京路行进,一路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他父亲合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贾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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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金圆券了,听祖父说,一麻袋金圆券才能换几个馒头,上午还能四个,下午就只能换两个了,那时可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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