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毛逼人当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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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就拿当官来说,有的削尖脑袋钻营趋附,惟恐当不上、当不大,有的却避之唯恐不及,惟恐被人硬在脑门子上扣一顶乌纱帽。 太平天国这个短命王朝也同样如此。 有的人就怕升官不快,按照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所说,是“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一年升官三十六次还嫌不够,太平天国最后两年,封王封了两千七百多,六爵、丞相之类多到数也数不清,洪秀全本人固然责任最大,这帮贪得无厌的官迷也是滥封的动力源之一。 但也有人惟恐自己当上这个“长毛


长毛逼人当官的艺术

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人的想法都各不相同,就拿当官来说,有的削尖脑袋钻营趋附,惟恐当不上、当不大,有的却避之唯恐不及,惟恐被人硬在脑门子上扣一顶乌纱帽。

太平天国这个短命王朝也同样如此。

有的人就怕升官不快,按照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所说,是“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一年升官三十六次还嫌不够,太平天国最后两年,封王封了两千七百多,六爵、丞相之类多到数也数不清,洪秀全本人固然责任最大,这帮贪得无厌的官迷也是滥封的动力源之一。

但也有人惟恐自己当上这个“长毛官”,想方设法推脱逃避。大名鼎鼎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因为志向不合,谢绝洪仁玕保荐封赐的、在当时级别很高的义爵,宁可去曾国藩幕府当个没名没分的幕宾,是许多对近代史感兴趣者所熟知的。此外像浙江布政使林福祥、副将李金暘等被俘不肯投降,被遣返后反倒死在清廷“失汛地者死”的军事纪律惩戒下,也是颇著声名的事。

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拒绝当“长毛官”的主体,并非容闳、林福祥这样的名人、高官,而是那些蛰伏乡里的普通士子、乡绅或低级在籍官员。

不论前期、后期,太平天国都似乎有逼人当官的浓厚兴趣,而所逼迫的主体,恰是前述这些介乎“官”和“绅”之间的人物。目前记载最早被强逼当官的清方官绅,是湖南兴宁县的士绅段成章,这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的事,此时太平军尚未攻下任何一座省城,更未定都天京,仍是个流动的“马背国家”,而最晚的记载,则是1862、1863年间江浙一带所发生的,此时清军和华洋混编的“常胜军”已从上下游两路进逼,太平天国行将就木,逼人当官的兴致却依旧火热。

太平军逼人当官,名字挺好听,叫做“公推”“招贤”“推举”,但做起来却霸王硬上弓,生猛得很,如1856-1858年间翼王石达开部在江西抚州、安义等府县“公举乡官”,采用的办法,是“捕富绅,充伪官”,在宜黄则索性张贴告示,“逼勒投充(愿意去政府报到)”,否则就要“焚杀”;湖北兴国州的太平军,是用强制手段硬逼士绅“走马上任”。后期李秀成攻下苏州,也不惜软硬兼施,逼迫苏州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举为乡官,办理民务”。

如果这些“官员人选”不识抬举,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李秀成在庚申十年(1860年)五月初七日的一则告示中宣称,如果苏州郊区各属不能按时推举出乡官,或推举出的乡官不能按时报到上班,“倘敢拖延,定行发兵问罪剿洗,以为抗违者诫”。

石达开、李秀成都是太平军方面大员中公认比较爱民、治政秉承温和路线的,前者被左宗棠、曾国藩称为“能钳制士大夫”“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后者则被曾国藩等称之为“假仁义要接”,喜欢用怀柔手段解决地方问题。即便是他们两人,在逼人当官方面也一样走“软的不行硬的来”的老一套,那些本就被称为“横暴”的太平军将领如何“招贤”,也就不问可知了。

前面提到的兴国州,一位拒绝“长毛招贤”的在籍庶吉士范玉涵,就曾被太平天国守将和归附太平天国的“劣绅”围攻;湖北监利县有个坚决和“长毛”唱对台戏的士绅王柏心,因为在地方上名声很好,尽管屡屡“不识抬举”,几任太平军守将都互相转告,“相诫勿焚先生居”——不要烧这位王先生的房子。

这段记载以往常常被作为“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典型范例宣扬,但实际上却能看出另一层意思:倘若王柏心不是在当地德高望重,而是稍有瑕疵嫌隙,仅凭不肯出来当官这条,就足够让“长毛”陡然而生烧屋之念了。换言之,因逼人当官未遂而烧屋,属于“常法”;“不识抬举”而后竟没烧人家屋子,属于“特事特办”的“特殊优惠政策”,是不足为训的。

太平天国逼人当官时,性子是急的,耐心是几乎没有的。庚申十年(1860年)八月,浙江嘉兴郡太平军主帅朗天安陈炳文贴出一份告示,对嘉兴四属“迟迟”没人出来担任乡官十分不满,发出“尔乡岂无英才出众端方公正之人”的质疑,并以“军士下乡滋扰”的“万一”加以胁迫,而实际上,嘉兴郡是当年七月三十日才攻克的,即便陈炳文的告示是八月底张贴的,这个“迟迟”也不过是一个月时间罢了。

有时“不识抬举”还可能有生命危险。辛酉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绍兴守将綾天安周文嘉软硬兼施,逼迫曾经在清朝出任绍兴总理捐税的山阴胥吏何蕺民“出身办公”,出任乡官,在遭到何拒绝后,就想出让山阴县乡官“责任包干”的办法,硬逼其就范,最终导致何先是“畏避不出”,然后“遽而捐躯”,从“责任包干”到何死于非命,前后不过五天时间。

在那些“不识抬举”的士子、在籍微官和乡绅,其拒绝“长毛”招诱的理由并不难理解。前面提到的周文嘉得知何蕺民死亡后就曾经批示称“伊受禄于伪朝,自当效忠其尚(上),亦属份所当然”;曾国藩等人在分析江西省咸丰六年清方大溃败时,许多乡绅甘愿接受“长毛伪职”缘由时,曾说这些人见到“各属俱陷”,就“糜然以为天覆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也就是说这些出任乡官的士绅,是觉得“长毛”有可能成事,由此反推,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士绅,心目中依然认定“长毛非正主,还是让咸丰”,觉得“长毛”垮台是迟早的事,不肯给这样一个“露水朝廷”充当朝不保夕、惹祸上身的“伪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历朝历代,逼人当官、甚至逼人当皇帝的事在在有之,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过“寰宇士大夫不为君用”要杀头的、血淋淋的“招贤令”,清初强逼明朝士子出来当官、应试,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小说里宋江这样的草寇,也会想办法把秦明、卢俊义这样的政府官员、地方豪绅拉下水。但这些真朝廷、土朝廷,逼人做的即便不是高官,也至少是个有前途的岗位(比如清代逼人考试,获取功名后虽然职位不高甚或没有,却从此获得进阶的敲门砖和相应社会地位)。可太平军在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地方逼人当的,却都是芝麻绿豆大的乡官,地位既低,前途也黯淡,太平天国立国十多年,能从乡官“升级”成正式官员的寥寥无几,且这个别例外,也大多因为其它特殊原因才得到升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太平军真正想得到的不是“候补官员”或经世人才,而是粮食、赋税和军需。

从前期到后期,留存的太平天国布告、公文、招贤榜为数不少,几乎无一例外把“绅董就职”和“册”“粮”两个字联系起来,大到有军师头衔的石达开、李秀成、李世贤,小到芝麻绿豆官,几无一人可以免俗。

所谓“册”,是指“完粮纳税”的凭证,包括田册、烟户册等等,有了这些凭证,就可以按图索骥,征收赋税;所谓“粮”,一方面指“完粮纳税”的“粮”,即田户缴纳给政府的田赋,另一方面则指现实意义的粮食。

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靠赋税支持,重视继承前代遗存的税赋凭证是普遍现象,对“完粮纳税”之“粮”予以重视,也不难理解。但太平天国的情况和历朝历代都不同,尽管全盛时期,这个政权曾跨踞数省,奄有数以十计甚至百计的郡县,但其架构,却是头重脚轻的,即中枢上层叠床架屋,设置了繁复的官员体系和政府机构,越到基层却越粗疏简略,到了乡镇一级,则几乎只剩下简单的“就食”关系——“天兵天将”所经之处要仰食于地方,交换条件则是提供保护,避免地方被其它势力所骚扰。

由于这种头重脚轻的架构,加上太平军各部自办后勤,而缺乏统一的调拨机制,“完粮纳税”的“粮”实际上只对天京或省会的太平军上层,充其量还对长期驻守的太平军部队有意义,而频繁路过的“野长毛”则仍旧要靠强征和“打先锋”(抢劫)度日糊口,甚至本地太平军在赋税不足以供应时,也仍会撇开“册”而直接征收现实意义上的粮食,甚至任何自己觉得需要的人、财、物,而要顺利、迅速、圆满、足额地做到这一切,一个谙熟地方、家世殷富的乡官是不可少的,谙熟地方才能方便需索,家世殷富才能在需索不足时直接拿乡官家产顶缸。

正因为太平天国逼人当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供应需要,因此被逼的士绅等类,也就只能去当最不起眼、最没地位的乡官,几乎全无跻身高爵显宦的概率。也正因为这,在“长毛”所到之处,“毛公”(绅士对“长毛”大官的恭维话)青睐的乡官人选总是绅董、富户,而最积极热心的志愿者,却往往是失业胥吏、帮闲光棍,因为前者对嗷嗷待哺的“长毛”意味着“备份粮库”,而后者恰是一群无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却觊觎着“富贵险中求”的冒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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