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就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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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第五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的最后第四节。)

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又称国政理论,其实二者不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的施蒂格勒与贝克尔等人成立一个研究所,用上「state」一词。他们研究的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属国政。另一方面,「国家理论」的要点是问:「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些问题不浅,因为原则上一个小家族可以自封为「国」,而当今之世,有些小岛注册为国,能否被国际承认是另一回事。问什么是国家或为什么会有国家,我们要从历史有载的角度看。

巴泽尔的「国家」打不进历史

不少学者思考过「为何有国」这个问题。我熟知的例子是自己曾经任教十三年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当时那里研究经济历史的诺斯与他的追随者就这样问。开门见山地处理的是巴泽尔二○○二年出版的《国家理论》(A Theory of the State)一书。巴兄也属华大,自己卓然成家,不是诺斯的追随者,他问的当然是国家的性质了。

巴泽尔给国家的定义有两方面。其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巴兄大作的内容包括立例管治、权力架构、公众事宜与监管费用等。

巴泽尔描述的国家性质没有错。然而,从上文提出的「历史有载」这个比较严谨的准则看国家,巴兄说的「国家」打不进历史!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几条小村落,全部合乎或拥有他说的关于国家的性质。历史可没有说小村落是国家。事实上,二战之后,香港及好些内地城市出现了不少黑社会组织,皆合乎巴兄说的「国家」规格。

国家公司有三项特征

说中国的旧家庭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对;说国家是一家公司组织无疑也对。科斯之见是国家要作为一家公司看首先由列宁提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历史有载的国家的特征跟我们大家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有什么分别呢?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性质》,指出公司要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三十年后的今天该文被引用的频率在上升,显示着该文的论点是愈来愈被行内的朋友接受了。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历史有载的准则需要一起包括本章分析过的三项: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见第一节);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见第二节);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见第三节)。换言之,没有这三者的合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记载上成国。当然,吹毛求疵地看,任何公司甚或家庭组织都有这三者的合并,但历史有载的国家这合并是强烈也明显。换言之,对「国家」的看法我在本章已经写了出来,本节再刻划上述三项的要点。

身为炎黄子孙我对「国家」的看法比诺斯、巴泽尔等朋友占了一点优势,因为我不仅看西方,而且多看了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天下」大国,何况那是一个曾经出现过多次「分久必合」的国家。

传国玺的典故有欧洲历史的支持

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的经济含意是:天下的人附地而生,但没有劳动力土地没有产出;强者为王,王要土地,也要庶民,所以国有地界,庶民生在那里就是那里的国民,要退出他往不容易。我相信在古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一国之内的所有土地皆为持有武力强势的皇帝所有。我曾经为了好奇而考查过一个印章的典故,属传说,是真是假今天难以考究。内容可信,因为欧洲有类似的史实。

传说秦始皇帝造了一个印章,称「传国玺」,是玉造的,谁获得这个玺整个中国就是他的!后来该传国玺不见了,无数后人到处找寻,皆不获。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也要找这个玺,遍寻不获,于是自己造另一个传国玺。记载说,贞观十六年太宗造了自己的传国玺,意思也是该玺在谁之手天下就是谁的。传说是「玄玺」——「玄」可解为白玉,可解为黑色——但我认为该玺可能是当时也称为金的红铜造的。太宗命刻或铸的传国玺有「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八个字。

传国玺这个典故是传说,但古时一国之地皆为王者所有有欧洲历史的支持。一九九七年之前,除了三小块,所有香港的土地皆属「皇家」所有。一八九九年,英国出版了Pollock与Maitland合着的《英国法律史》。那是两卷很厚的巨著,虽然有人批评为不可靠,我认为十分好——五十年前在阿尔钦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过。该巨著追溯英国法律的演进,主要是关于土地的法律,从皇上而下分发,有郡主分割制,土地使用的年期由短加长,也有以使用家族的寿命为期限,土地的转让权经过几种有趣的变化。这使我意识到使用权重要,收入权重要,转让权重要,但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这意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建议北京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因——国家保持土地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不会有不良影响。

土地所有权可以维护权力

我给上述历史的经济解释如下。昔日王者得国,持有土地,但王者与下属官员不可能全部亲自耕耘,要发放出去给庶民操作,从而收租或抽税。古时,租与税往往是同一回事,中、西皆然。这土地的发放往往通过几个层面,诸侯、贵族或不同等级的排列出现,而今天的欧洲虽然土地的使用权利早就改变了,但级别的不同称呼不少还保持着。

美国的崛起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土地的所有权为个人所有源于霸占土地或谁耕谁得的发展。但在古时的欧洲及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往往被王者或高级别的保持着,只发放使用权出去。上头保留土地的所有权的意向欧洲似乎比中国重视一点。

为什么王者或贵族要保持与收入利益无干的土地所有权呢?一个解释是在名义上他们会比较容易地征收租或税。但事实上,拥有武力的上头征收租或税不需要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我认为较为可取的解释,是持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协助维护王者或上头的权力:你不听话,我拿回你的土地转交给其他人。这样,无论是中国的风俗伦理还是西方的司法程序,持有土地的所有权是权力的保障。

争取或维护权力应该是古时王者的座右铭吧。要吃要穿要住的就是那么多,后宫佳丽无能享受三千人!这一切不需要很多的土地,但没有权力一个佳丽也恐怕保不住。杜牧写「铜雀春深锁二乔」用不着很大的想象力吧。争取土地与附地而生的庶民是中国历史写之不尽的故事。我认为这些不是源于王者的收入享受之争,而是他们的权力或维护权力之争。历史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生活不奢华,而我们今天见到的证据是李世民的文章与书法皆精。然而,争取与维护权力太宗整生没有松懈过。历史也说玄宗李隆基是个聪明人,他的贵妃杨玉环不仅貌美胜花,而且是个天赋甚高、没有半点野心的好女人。只是他与她皆不懂得维护权力,落得惨淡收场。

人的自私促长掠夺;人的自私策划防守。二者皆要权力。很少人拥有李白的天赋,有恃无恐,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收入再分配是大麻烦

转谈上文提到的一个国家必有的三个特征吧。先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本章第一节指出,市场经济有机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另一方面,一个非市场的等级排列制度,例如中国改革前的干部等级排列,收入再分配就不是重要的考虑了。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效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好些国家以种族歧视或贵族、平民的人权等级划分,索性把穷人永远压下去!要处理这些麻烦是一家「国家公司」的三个特征之一。我们日常见到的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没有这些麻烦。

以抽税的方法作再分配近于一律没有可取的经济效果,而抽税的费用可以高于税收所得。美国的经验是派发福利的人手工资高于派发出去的钱,而鼓励长贫是福利制度的致命伤。经济学者高举的人头税(head tax)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曾经尝试推出,害得这个铁娘子要下台——人头税不能直接地把收入再分配。

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北京要打压楼市。楼价的升降其实是地价的升降,而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仓库。地价一般性地上升是反映着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要把收入再分配当然以地价高为上了。我曾经写过怎样利用地价上升来协助穷人,这里不再说。至于我们听到的要防止楼市「泡沫」的言论,我不懂。不是说市场不可以有泡沫这回事,而是经济逻辑不支持我们听到的说法。这话题我也解释过了。

人权不平等的正确阐释

转谈国家的第二项特征:要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及等级排列。这点我在本章第二节作了分析。人权平等是今天「普世价值」的核心话题,实际上很难办到。我认为争取人权平等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动作,真理不要这样看。真理是,人权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是负面的,而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两点,其一是在某些情况下,人权不平等的排列,有了界定,可以减少因资产界定不够清晰而出现的租值消散。这点我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

其二更重要。如果因为你的肤色或出身低下社会把你小看了,对你歧视,即是把你的人权等级压下去,这对社会的经济没有好处,从道德的角度看也不值得庆贺。但如果一个穷人因为有学问而被社会格外尊敬,在市场或公众场所受到礼待,这里那里有较大的方便甚或有较多的经济利益,那么从经济与道德的角度看,人权的不平等不是坏事。换言之,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的人权压下去一般对社会有害,但把某些人的非市场排列提升一般对社会有利——这当然不包括见到人家有钱就跪下来那种俗不可耐但相当普及的行为。在公交车上见到一个老人你让他先坐是好风俗,但这也是人权不平等的正确看法。

我的投诉,是今天的中国人凡事讲钱,金钱之外的个人成就没有得到我在年轻时见到的敬仰或尊重。尤其是今天内地的大学,教师写文章是因为升职要算数量,也要讲人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也即是人权本身不会因为学问了得而提升。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偶尔听到来自香港及台湾的同学投诉受到种族歧视。我通常的回应,是读书成绩出众其他同学会刮目相看。这是说人权可以自己争取调校。

如下故事是真实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华大,经济学系的主任是二十年后获诺奖的诺斯。此公喜欢在新学年开始时给同事训话,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鼓励年轻的多写重要文章。某次他训话后几个同事相聚,一位新来的显然对诺斯的训话有反感,说:「写文章我不会是为了跪下来吻诺斯的脚。」另一位同事立刻回应,说:「错了!你写出一篇重要文章诺斯会跪下来吻你的脚。」后者对诺斯的描述是中肯的。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需要多几个像诺斯那样的人。

中国文化不灭的证据

最后谈文化,是本章第三节提到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家」特征。我认为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本钱。中国的文化纯而厚,一般的观察之外,我的重要证据有二。其一是长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竟然革不掉,其顽固的整体存在使我这个老人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其二是二○○○年中国的通缩终结,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收藏品的拍卖价开始上升,十年上升了约五十倍。更重要的证据,是中国今天的总国民收入约地球的十分之一,但收藏品的拍卖总价,今天中国约占地球的三分之一。一个很可能是从圆明园抢去的花瓶,二○一○年在伦敦拍卖,成交价五千三百多万英镑(当时人民币五个多亿);同年一个乾隆皇帝的「自强不息」玉章,拍卖成交价二千七百多万英镑。欧洲哗然!一个从事拍卖行业近半个世纪的法国专家说,他平生没有见过像中国收藏品那样的现象。一幅苏东坡的字,小的,只九个字,没有签名,是真迹无疑问,今年(二○一三)夏天在纽约拍卖,成交价约八百万美元。上一幅苏子的字面市是一九九六年,也是小幅,字数较多,拍卖地点也是纽约,相比之下,以每字算价今天的上升了约百倍。三十年后中国的收藏品总值会是多少只有天晓得,何况今天北京禁止拍卖的出土珍贵文物多得很。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前途

三十年前中国的文字因为没有打字机,其使用效率很不妥,比不上英文。今天有电子数码的协助,打中文比打英文还要快,修改文稿的成本近于零。中文是一种精彩语言,可以表达清晰之外,音韵平仄讲究,长短句法自然。今天中国的经济有了看头,学中文的西方孩子无数。再过三十年中文会成为一种国际语言我们今天大概可以肯定。我也认为繁体字可能复辟:打字不论繁简;书法渐趋普及——写书法不能用简体字。几年前一幅现代名家画的宣纸国画,作者在画上提诗时不小心,用了两个简体字,其价下降了不少。入门中文比英文容易学,但要达到下笔成文之境,中、英二文皆要大下工夫。

结论是明显的。文化包括风俗与礼教,是维系一个民族组合而成国的主要因素。那是我说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国家了。国际政治我不懂。假设这些我不懂的不存在,我认为中国将来在人类历史上可走多远的条件主要是一个。中国人聪明西方早有定论,但到那里求学的中国青年今天一般被评为少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创意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是明显地胜于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想象力与创意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学子被评为少有创意是源于教育制度的失败,不能让他们像诗人那样自由自在地想。其他支持这教育制度失败的证据很多。

文化厚度甲天下的中国使我有这样的看法:只要地球有人类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能被毁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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