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背后的三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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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希颖

2013年1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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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国防部于11月23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中日美三国的博弈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先是中国的运-8和图-154侦察机进入识别区内进行首轮巡逻,随后美国的两架B-52轰炸机和日本的P-3C巡逻机也先后进入相关区域巡航。28日,中国派出了包括空警-2000预警机、苏-30战斗机和歼-11在内的主战机群进入识别区,以此作为对美日挑衅的应对。但数日后,日美飞机也毫不示弱地以集群“入侵”作为回应……

除此之外,从中国国防部“请日本先撤识别区,中国44年后会考虑”的回应来看,中国坚决保卫其空防安全的态度异常鲜明。这是否意味着“识别区之争”就将长期地僵持在中日美“你来我往”的低烈性、耗损性的过招里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突然”划定“防空识别区”,以及后续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异常坚决的态度,这背后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短期诉求,它应当还凝聚着中国政府更长期的战略筹划,这里面应当包括了短期博弈、中期谋划和远期构想三大部分。

短期博弈

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后,中国方面始终否认它是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的有意针对。但从现实层面来看,日本毫无疑问的将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最主要的“预防对象”和“冲突方”——毕竟,中日各自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存在着大面积重叠,而且中日冲突的关键点“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也“恰好”被囊括在重叠的识别区内,这就使得当前的冲突无法避免地被聚焦到中日博弈上。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1969年,美国人正式将日本本岛及周边海空域的管控权交还给日本政府,顺带着,也将周围的“防空识别区”一并交给日本。到了1972年,美国又将琉球列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从而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进一步扩大到了钓鱼岛周边空域,这就使得日本在过去的44年里对相关海域握有实质的控制权。与日本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出于外交需要,同时也因为受到了军事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国在东海不得不对日本处处避让,长期处于被动回应的状态。

不过,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利益及本国安全利益的诉求日渐增大,这必然要求中国改变“被动式”的状态。因而,在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改先前的退让温和,转而以一种积极、主动、强硬的态度去应对中日在东海海域的各类摩擦。在中国政府看来,日本政府购岛后,中日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低烈度的摩擦,不仅不会使中国陷入被动;相反的,还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空域的控制。

本次“识别区冲突”正是这个思路的延续:“防空识别区”的设定,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会对中日、中美关系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由于三方紧密的经济联系,又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也不敢做出极端的反应——这点可由B-52轰炸机只敢“轻装上阵”地在识别区的边缘地带进行南北游走,以及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民航遵守中国防空识别区规则等现实来佐证。因而,可以预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招”后,三方必将会寻求达成一个新的“默契”或“妥协”。届时,中国的身份也已然可以从一个“受气包”,转变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合作者,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些都只能算是中国的短期博弈。作为一个善于以全局和战略视角来审视未来的国家,接下来的中期谋划和远期构想恐怕才是中国政府划下“防空识别区”行为背后的精髓所在。

中期谋划

如果说东海海域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南中国海则是中国未来的能源依托和战略关键所在。可以这么说,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海洋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发展的必然诉求,它将是中国逐步推进和扩大自身在南中国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一环。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完短期博弈后,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必将被提上议程,成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最重大的中期战略议题。

当前,中国之所以只是有针对性的在东海划下“防空识别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去刺激过多的周边国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希望通过“区域试点”的方式,来为更大范围的“防空识别区”的划设积累经验。此外,如果中国能顺利地“降伏”日本,那么东南亚国家自然也将从“中日识别区冲突”中吸取经验,这将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南中国海扩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而,在当前,中国有针对性地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坚决地给予他国反击,客观上正是在为接下来的南中国海博弈做准备。毕竟,只在家门口的一个角落划下预警区是绝对不足以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绝对无法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诉求、海洋诉求和安全诉求的。

远期构想

如果说上述的中短期博弈,都只是中国基于巩固和维护其自身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现实,而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话,那么,划设“防空识别区”背后所隐含的国际利益诉求,则是中国更远期的构想:从规则的服从者、参与者,转变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大国,它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艰难地存活在西方国家所制定的各类规则中:联合国是二战主要战胜国的产物,它的所有规则都反映了主要战胜国的意志,中国虽“侥幸”位列五常,但终究话语权有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权,至今还把握在欧美手中;国际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完全是依照美欧的意志来制定和执行的……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为了发展与传统大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得已地只能“甘做”这些不平等规则的服从者和参与者,处处屈服自己,受制于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虽然中国有尝试着去推动一些“平等规则”的创建,例如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可这两年,随着美国所主导的具有针对中国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出现,这些努力都几近付诸东流。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强权国家对于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掌控权的强硬态度。作为后起大国,中国无法绕过“如何主导和制定游戏”这一课的学习。而“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对此“课程”的一次实践。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通过东海博弈来逐步获得主动权,之后,在适当的时机,便可以去主导和推动相关规则的谈判、协商和制定,进而实现从“家门口”开始,制定出新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以此来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综上,划设“防空识别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是中国推进接下来的中长期战略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作者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东问题

评论员、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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