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均贫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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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帝国的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均贫富” 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牧民》 洋洋洒洒五千年的历史长卷,王朝更替,盛衰兴亡,离合治乱,一个“分”字八口刀足以囊括,分什么——天下的财富,分田分地分天下——分田分地分天下,一曲“剪不断理还乱”的“均贫富”纠结于专制帝国之始末。 提到“均贫富”大都与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对于专制帝国的草根一族贫民集团(社会底层的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流民),什么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都没有比劫富济贫更能点燃起造反激情的火

帝国的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均贫富”

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牧民》

洋洋洒洒五千年的历史长卷,王朝更替,盛衰兴亡,离合治乱,一个“分”字八口刀足以囊括,分什么——天下的财富,分田分地分天下——分田分地分天下,一曲“剪不断理还乱”的“均贫富”纠结于专制帝国之始末。

提到“均贫富”大都与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对于专制帝国的草根一族贫民集团(社会底层的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流民),什么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都没有比劫富济贫更能点燃起造反激情的火焰。提到劫富济贫就会联想到梁山好汉,劫富济贫就是白话版的均贫富,提到均贫富,首先想到的是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提出的口号“均贫富”,大都是从中学历史课本中最早接触到的,这是历史不是“水浒”杜撰,“……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渑水燕谈录》卷八);但农民起义“疾贫富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萌芽可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张角、张鲁痛斥贫富不均之弊,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张鲁对“太平”的理想进行了一些初步实践。而后唐末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以代天补不足、均贫富已见端倪;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平均”。李顺继王小波率领义军,“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把“均贫富”的主张付诸实践。南宋钟相、杨么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元代红巾军起义时的扶乩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人者,杀尽不平方不平。”(《辍耕录》)。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更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并且将之付诸行动。到清代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制度中更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描绘出平均的大同社会宏图。

可见,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农民阶级反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朴素平均要求,消灭贫富差别,实现人人平等的渴望是何等的强烈。正如列宁所说,它“表现着农民为求平等而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那种革命愿望”。

王小波铿锵一语“均贫富”声震九霄、气贯长虹,那气势足令“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张翼德望洋兴叹,震撼着宋、元、明、清帝国大厦,两千多年封建帝国时代一次次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无不将“均贫富”作为革命纲领。草根一族为什么偏偏要和“富族”过不去,贫与富为什么势如水火,嫉富如仇为哪般?

一、贫民嫉富如仇为哪般?

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说过的一句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富有富的日子,穷有穷的活法,安于现状也罢!“先有天下不公,才有天下不宁”。谁都知道造反是一个高危行业,哪个愿意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酷。天下不公源于社会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天地分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不要小看地,土地是农耕社会的财富和生息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封建社会个人财富的象征,绝对的硬通货。“富者”是谁?专治帝国庞大的中层集团豪族(贵族大地主、官僚大地主、乡绅豪强),土地兼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兼并谁的土地——帝国的底层草根一族贫民(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流民),于是,越有钱者,土地占有量就越大,土地占有量越大,收取的地租就越多,收取的地租越多,个人的财富就越多。富者“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朱门酒肉臭”;贫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路有冻死骨”。“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更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赢家通吃,贪得无厌,吃得毫不嘴软,吃得天昏地暗,竭泽而渔,敲骨吸髓。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足使草根崩溃,正如鲁迅所说,做牛马的时代。贫就贫吧,只要有口饭吃苟延残喘,随遇而安,逆来顺受,“不患贫而患不安”,当坠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难以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不安境地,已是“做牛马不得的时代”。逼上梁山铤而走险——造反。造谁的反,起初并不是造皇帝老儿的反,天高皇帝远八竿子打不着,造的是最直接压榨他们的豪强恶霸、贪官污吏的反,如,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对隋朝的反动统治极为仇恨,但对隋朝皇室却尊礼备至,表现了典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明代中前期1511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攻城克堡,杀贪官污吏,其队伍首领之一赵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帝国时代的贫民与豪族就如同羊羔与恶狼的关系,恶狼不可能改变肉食的习惯。“被猎食者”安可不嫉富如仇?

二、朝廷为何也嫉富如仇?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子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甚富不可使”。西汉的桑弘羊主张“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清朝的唐甄“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这些政治家思想家洞察先机,看得既透彻又全面。哪个王朝难治的都不是帝国金字塔的底层,而是越来越庞大臃肿的中层大官僚、豪族,草根贫民族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此,帝国金字塔顶层的统治集团比底层的草根贫民集团的认识的更为深刻,对中层的谴责也不逊于底层,打击的手腕也不算软弱,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愿望比底层还迫切,这往往是底层所忽视的,因为天下是他家的。

在王朝的原野上,抑制豪强之风就从未间断断过,有时甚至不惜进行血腥屠杀。如王莽就激烈抨击“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唐太宗将“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朱元璋更宣称:“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尤其在其帝王生涯的后期,不但对绅士们大开杀戒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大搞“右贫抑富”,“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东汉初年,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光武帝抑制豪强实行度田政策,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

羊群就那么大,牧羊犬吃多了自然是与牧人虎口夺食,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适当的保护羊群打击牧羊犬。正如马克思所言:皇权“具有保护小农不受其它阶级侵犯”的作用。

帝国为了长治久安不得不抑制、打倒一批豪强,但又离不开豪强又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一代豪强又会成长起来,还会站在草根百姓的对立面,还会向下侵渔百姓,向上鲸吞国家。

三、“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字塔的底层土崩,金字塔顶层要“瓦解”,但金字塔的中层分崩金字塔顶层面临同样的结局——“离析”。“民为帮本,本固帮宁”不错,此“民”非彼民,这里的“民”与底层之民——草根贫民,非同日而语。“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黄书》),“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大贾富民、贵族大地主、官僚大地主、乡绅豪强才是帮本,依次逻辑,帝国如同一座房屋,屋顶自然是皇帝,大贾富民才是柱石,至于草根小民不过是依附柱石周围的泥墙而已。牧羊犬“为天子养小民”,“上下之所赖也”(《水心别集·民事下》),要打击他,岂不冤枉,辩解是自然的。叶适说过“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王夫之把损富济贫看作“犹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毙矣”(《宋论》)。

牧羊犬很重要,帝国少不了。牧人与牧羊犬关系很微妙,一方面要谴责,一方面要豢养、优待。历代君主为了自己统治的稳固首先考虑的是中层(贵族大地主、官僚大地主、乡绅豪强)“民”的利益,至于底层之民——草民、贱民是放不到台面上的。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子们说:“人都说天子是至尊,无所畏惧。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往上害怕苍天神明的监视,往下忌惮群臣的瞻仰,我做什么都兢兢业业,可依然担心不合天意,让大家失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太宗的治国理念中,上怕神明,下怕群臣,就是不怕草民、贱民,可见老百姓在帝王心目中的分量之轻重。文彦博曾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既然牧羊犬得到牧人的充分肯定,优待、姑息、纵容自然不可或缺。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

四、“发展才是硬道理”

“均贫富”的思想与实践并非农民起义其所独有,更非农民起义所首创。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就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但此“均贫富”非彼“均贫富”,此“实践”也非彼“实践”。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剥削与被剥削如同水火,为什么政治主张为什么如此惊人的相似,如出一辙。王朝的演进史就是一场财富的博弈历史。

每个王朝都是靠“均贫富”起家的。帝国初建在前朝的废墟上“分田分地真忙”,帝国的顶层(最高统治集团)、中层(贵族大地主、官僚大地主、乡绅豪强集团)、底层(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流民草根族贫民集团)大都各得其所,也大都相安无事。虽然,新天新地气象万千,但社会经济并不乐观,满目疮痍,残垣断壁,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如西汉“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天下刚刚统一平定,百姓与贵族都很窘迫,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自新末大乱到东汉建立,历经近20年的时间,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明朝建立伊始,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正如朱元璋所言:“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帝国要想摆脱财富匮乏期,竭泽而渔实在不行了,泽中已无鱼可渔,早被前朝渔光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蓄泽养鱼,于是便有了休养生息。

发展确实硬道理,从王朝建立到三十年、五十年步入鼎盛时期,如西汉的“文景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财富的蛋糕确实做大了,一部分人也确实先富裕起来了,既得利益集团(帝国中层贵族大地主、官僚大地主、乡绅豪强)胃口迅猛膨胀与时俱进,底层(庶族地主、自耕农、佃农、流民草根族贫民集团)与时俱退。王朝内部新一轮的“均贫富”之西风渐起。

五、迫在眉睫的“均贫富”

贫富悬殊,财富分配天平严重失衡,是横亘在每个王朝面前的一道难题。如,北宋“不抑兼并”的政策,中层集团贪得无厌地兼并土地,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贱民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社会危机是越来越重,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风雨欲来风满楼”。宋仁宗时大大小小的起义多如牛毛。大的有王伦、张海、王则起义、戌兵起义,至于几十人、几百人一股的小规模则数不胜数。 “刚去一伙,又来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帝国大厦在风雨中摇曳。

如何走出维谷?《管子》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力图消除“甚富”“甚贫”的现象,以求“贫富有度”,避免“贫富无度则失”。桑弘羊也担心“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如何达到“贫富有度”,老子认为“损有余而补不足”,商鞅主张“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王莽的“均众庶,抑并兼”,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财家,英雄所见略同——“均贫富”是保证政府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

帝国内部“均贫富”分配机制再次启动,统治集团确实做到了“审治乱之机”,但“富而能夺,贫而能予”,又岂能输入一个“审”就能输出一个“贫富有度”的晃晃盛世。

六、“均贫富”一场生死游戏

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

在帝国内部“均贫富”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更是一场政治革命。要想叫一个人将吃的东西吐出来,非给你玩命不可。王莽面对新朝初期,大官僚地主恃强凌弱,兼并之族横行邑里,轻则武断乡曲、残虐百姓,重则扰败法令、肆行奸宄,“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新政”大戏开场了。“令贫者富,富者贫”。革除社会弊病,就是要侵害庞大臃肿帝国中层的既得利益集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一场饕餮大餐正在进行,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疯狂地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突然叫停,大煞风景,对于他们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疯狂的饭局变成对变法者疯狂的反抗,“新政”同他的王朝不得不匆匆落幕。

“均贫富”对于帝国就是一场生死游戏,也要玩的。你不“均”,那“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农民阶级也要“均”的。北宋神宗初期,经济状况也已是处于极度崩溃边缘,王安石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王安石变法”之火在一片荆棘中燃起,这场分配方式的改变引起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让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变成失去利益,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新法反对派领袖司马光指责新法,祸国殃民,“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宋史王安石传》),“欲尽夺商贾之利”。苏辙“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富可敌国的中层庞大的集团对“均贫富”的反对浊浪滔天,撼动着金字塔顶层。一个王朝的崩溃犹如一场地震,灾难的直接威胁不是底层而是中层,它是从底层开始往地下陷入的,而后才是中层、顶层,帝国不得不首先考虑眼下中层的稳固,中层不稳固直接动摇着顶层,得过且过,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但帝国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七、发展不是硬道理(待续)


本文内容于 2013/12/3 8:02:17 被小编a45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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