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称“蓟县大火小事情” 中央党校教授:良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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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称“蓟县大火小事情” 中央党校教授:良心何在?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杜强

原标题:蔡霞 党校教授并不神秘

如果不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要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国内国外的智库、学者已经养成了习惯,在会议公报中捕捉微妙的措辞变化,不断地转换视野和维度,力图使自己对政治密码的解读看起来更加可信。

但人们仍然记得,真理大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小平南巡讲话曾是如何的直击人心——传播层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种事实:改革开放和中共理论革新的力度在衰减,字里行间的审慎显示了变革之难。

“我们学者的焦虑,是看到政党本身的思维转变、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更新异常困难,反过头使自身陷在困境当中。”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谈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演进,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11月9日的长谈,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突破束缚的几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碍和彷徨。在我们看来枯燥难解的理论表达,对党建学者来讲往往事关重大,用她的话来说,“理论是一个政党的灵魂”。

而她对自己以往学术历程的讲述,则展示了一个追索马克思主义原初精神的学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论尝试意图告诉人们,即使是在共产党理论的谱系之内,也存在着诸多可能。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从二十多岁开始,她在党校执教将近40年时间。在公共领域,她的言说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们对“党校教授”的认知。

见到记者时,蔡教授不住地为迟到表示歉意,倒也没有因此显得疏离,讲起话来声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对表达的逻辑完整近乎执着,丝毫容不得打断。

讲授民主,蔡霞会从一般原理说起,对比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对于民主,学员顺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学员私下交流时对她说,“蔡教授,您应该去跟高层领导讲。”

“我就笑,领导布置讲哪堂课,我就讲哪堂课,我不愿意上折子。”蔡霞说。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官员到中央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看好,也因此,党校教师在学员论文答辩时,“一般都比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结业时,有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对网络管理发表了一通宏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蔡霞按捺不住,“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学员不吭声,一旁的老师大感紧张,在桌底下赶忙拽着蔡霞。“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后,蔡霞到某省宣讲“****”。午饭时闲聊,“农民给他两亩地让他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市委招待所所长表情十分不耐烦,抱怨说干部下乡,农民就把干部自行车砸了,“农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干群关系没处理好?蔡霞问了一句,市委宣传部长立刻接话,“你平时应该很忙,在北京的时间多吧?”蔡霞问,“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

蔡霞教授盯着我,一动不动,似乎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

干部群体里观点、立场日益多元,有时会就问题爆发激烈争论。为澄清“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蔡霞举了纳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讨论环节,有学员站起来,“讲到民主的多数人暴政,我当时就在想你会不会举中国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举了。党校姓党!”

“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说完,学员的掌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他们表达赞同的方式。

一些时候,她的言论也会引起学校关注,对此她会解释说,“我们家到我祖孙三代跟着共产党,我们对党是天然的血缘感情,是希望党好国家好人民好,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觉悟。”

困惑和求解

蔡霞的外公是参加过一次大革命的老党员,队伍被打散后,跟着潘汉年充当苏北和上海的交通员。她的母亲舅舅姨姨也都参加了中共军队,是典型的革命家庭。

小时候,蔡霞生活在军队大院里,身为革命后代,她说自己从未享受过身份带来的特权,例如,即使在大雪天作为产妇出院,父亲也不允许使用他的配车,而是坐在三轮车里,盖上层层棉被,由警卫员载着回家。

“老一代革命的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老干部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都没有沾上光。”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革命传统教育,蔡霞的人生轨迹和同龄人别无二致。

初二那年,红卫兵蔡霞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的敞篷车缓缓开过,之后的三天,哑了的嗓子没能说出一句话。“当时宣传讲,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我们当时以为是形容词,等到见了毛主席,真的是那样,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这是她当天的记忆中最清晰的细节,“后来才明白,原来人是可以化妆的。”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前,蔡霞在军队、国企、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在博士论文里,她用政治学、哲学、人学理论研究共产党的价值观问题,“把政党当作对象去研究,就开始破除神圣化的思维,从政治宣传走向真正的学术。”

2003年,蔡霞跟着党校领导参与《****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编写,尽管是很短的一段经历,但让她了解了党内某些方面的思维特点。“一共是15章,每一章分几个小点,我分到的是‘党的建设’,实际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去找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只能做文字上的连接,不做解释。实际上就变成了编纂语录。”

在蔡霞看来,“****”思想是一次大胆尝试,面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中共试图用用现代民主政治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中国,努力解放思想,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但但甫一提出,就招来质疑:是不是要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因为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还不够,一遭质疑就缩了回去,事实上后来理论就难以往前推进,是落空了。”蔡霞说,邓小平提出过的“不争论”,有被扭曲为不思考的危险,理论建设始终无法突破,难以解释现实,造成执政党的话语能力极为薄弱。

“至少从搞党建研究来讲,我们是很焦虑的。”蔡霞观察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焦虑,则更直接和具体,那就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多元怎么看?网络怎么管?“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打开思想解放的空间,打破长期以来的主义思维,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现实表现,放开眼界,大胆吸收借鉴去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她后来逐渐由意识形态研究转向民主政治转型,因为“意识形态转身非常困难,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繁荣可以推动的”。2008年,蔡霞到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之后,联系到现实中国的情况时候,她心情沉重,又陷入长达半年的焦虑当中。

阅读、思考,她试图为焦虑寻解,“国家能不能和平推进民主进程,要看社会本身有多大的生长发育能力,基层党组织应该培育和引导社会,使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从2011年开始,她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还请人讲解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全程参加了街道的民主实践后,蔡霞教授生出了乐观的希望,“大家把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现实的感受,认识到民主是利益协商的机制。”

对话蔡霞

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你怎么定义自己?马克思主义者?

蔡霞:“马克思主义者”太高了。

人物周刊:不是指党内评价的特定词汇,从思想上来看。

蔡霞:那我是。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我也不同意,我是希望党内能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推到极端、教条。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方法,努力去观察社会。

人物周刊:但是从文章和言论来看,你的主张似乎更接近于自由派学者,比如对自由民主的看法。

蔡霞:为什么?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始终是关于人的命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讲,“我们所说的人是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当你对人的理解落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必然把每个人的权利提升为思考的原点。制度合不合理、社会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讲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对来自多数人的民粹暴政,以及专制对每个人权利的压制,在限制权力这一方面,我肯定就倾向了制约公共权力。

人物周刊:是说从马克思原典出发,也会导向上述结论?

蔡霞:当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博大的思想,我们没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讲课时一直在讲,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扭曲地理解了。为什么变成这种状况?首先是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中国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思维,不同于商品文化,商品经济文化是确认个人权利上的自愿交换,所以它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契约精神、公平交换,强调的是个人。东方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人的理解,是整体地理解成国家的人、党的人、集体的人,必然就要强调权威,容易把人当成工具,人的主体性容易失落。

第二个原因是文明时代的落差,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也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思想结晶,我们当时是小农经济,无法理解商品经济文明土壤上的思想成果,包括人的权利、竞争共赢、理性博弈。另外,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斗争理论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再一个跟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的历史路径有关系。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有两次热潮,一次是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影响了当时中共的思想领袖,“南陈北李”。我们天然地就把苏联的革命领袖奉作榜样,把苏联解释的理论看成正确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是延安整风,全党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解释过的版本,党内高级干部的必读书就是《联共(布)党史》,此观点恰恰把历史解释成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抽掉的就是“人”。我特别反对斯大林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终演变成维护专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和公众利益的思想武器。

人物周刊:那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状况怎样?有没有涉及你谈到的问题?

蔡霞:现在党内的理论建设存在很大问题。怎么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是始终存在的难题,现在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顽固地抱着斯大林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主流意识形态,那只能窒息一个政党的思想活力。第二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解释了,已经不能指导这个党了,所以还不如丢掉。治党治国不能没有思想理论做指导,政党说白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载体、社会力量的载体,它是追求一种政治理念、政治目标而形成的,没有了理论,党的灵魂就没有了,党心就散掉了。

这两种看法的思维是相通的,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恰恰没有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性看待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不是抱住马克思当年说了什么,而是要抓住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逻辑,以及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问题。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转型本身十分困难,此外还存在一个利益机制的问题,既得利益打着政治正确的口号,阻挡解放思想,阻挡我们科学地去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很多人感到传统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央强调要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蔡霞:改革开放以后,到了市场经济90年代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化,思想观念也一定是多样多元的,一个政党要想扩大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就要使意识形态有包容性,包括把新兴阶层中的一些优秀人才吸纳到执政党里面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有勇气的,它能够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角度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提了“****”。

人物周刊:现在党内理论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么?在科学发展观之后,会不会继续把理论水平提到“****”的宏观和战略高度?

蔡霞:我觉得应该是往这方面努力,但是目前做不到,始终提不出来。尽管这十年当中,执政党有很多努力,然而解决的都是表面上的、不那么难的问题,而把深层次矛盾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十年间注重了政策层面的对策,在理论高度上,有所欠缺。

党内也有民粹思想

人物周刊:你在网络上也谈到过,担心民粹思潮,你是否担心中国发展出劣质民主?

蔡霞:我也会,因为这种民粹情绪,不要说是底层社会,其实在执政党内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民粹情绪和民粹意识,党内可能都没有清晰意识到。

人物周刊:这怎么讲?

蔡霞:你看我们在党内,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这么简单,我们的政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受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的文化传统影响,容易走向民粹而不是走向民主。

比如,什么东西都是多数人说好,无论是选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表面上唯票是举,好像是搞民主,其实是民粹。表面上投票,但是并不当场公布,宣布的时候就借着多数票的名义,实际上仍然是少数人意志。把表面的多数票和骨子里的少数权力意志,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客观上形成的负面效应是非常大的。在干部问题上是这样,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为了平息民怨,立马就把一个干部免职,为什么?那么被处理的干部是不是有问题?不问体制机制的缺陷,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牺牲掉了。

还有工程项目上,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情绪,造成决策随意多变。骨子里是偏向于既得利益的,但是外在的处理手段,受民粹情绪影响,通过安抚、迎合,其实它是被民粹绑架,对不对?所以学者们担心,我也担心,官方和民间看起来对立,其实大家都是民粹思维。

人物周刊:没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

蔡霞:对,因为法制权威没有起来,没有形成不同利益群体在法制框架内理性博弈的机制,所以决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绑架。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呼唤民主法治,但也不能不看到,资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压榨也是很残酷的。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少底层民众对毛时代很怀念,推崇重庆模式,就是因为底层社会直接感受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榨,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权力和资本更强势的更大权力,呼唤清官,呼唤明君。

因此学者们要呼吁两个东西:一个是在权力面前,我们都应该朝着民主方向去努力。第二个是不能回避社会公正问题,要运用民主法治遏制资本对底层群体的利益侵占。

人物周刊:中央党校对公众来讲有神秘色彩,你提到它过去更多是一个政治机构,现在更多倾向学术研究了吗?

蔡霞:兼而有之吧,党校整个都在转向学术性更强,研究问题要更透,但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复杂了,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西方的理论同样被中央党校的老师重视。

现在的党校教师既有学术训练,到了党校又因为教学需要,必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哪一个老师要是仅仅讲书本的知识,干部学员立马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光谈书本解决不了;如果你撇开书本理论,完全讲现实问题,你讲不过领导干部,他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比你知道的多得多。这就迫使把你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提出观点和思路来供领导干部参考。

人物周刊:教学当中,党校教师会有意避免和干部学员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吗?

蔡霞:对,有两条,第一条学员要给老师打分,教学优良以打分为重要依据。第二条,学校里面往往都是把学员放在中心地位,老师是为学员服务,一旦有什么,首先要求老师。后来这几年发现有些学员修养不够,一听到老师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有些发展到课堂上当面指责老师,课就讲不下去。

后来学校意识到,问题是两方面的,一定要鼓励老师讲出自己的观点,学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平和讨论,但不能破坏教学秩序。大概有两次是这样的,学校管理部、进修部、培训部找学员谈话,学员再给老师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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