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魏无忌评秦国:贪利忘义不知礼和畜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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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信陵君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孙家洲 原题为:汉初的“过秦”思潮及其影响 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著有千古名篇《过秦论》,专门论述秦王朝的过失。由于此文为汉代雄文之冠,历代传诵不息,遂造成一种错觉:“过秦”之论为贾谊的“专利”。实则不然。在秦末汉初,讨论亡秦过失,并以之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借鉴,实为前后相承的政治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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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信陵君魏无忌评秦国:贪利忘义不知礼和畜生同


信陵君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孙家洲 原题为:汉初的“过秦”思潮及其影响

西汉前期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著有千古名篇《过秦论》,专门论述秦王朝的过失。由于此文为汉代雄文之冠,历代传诵不息,遂造成一种错觉:“过秦”之论为贾谊的“专利”。实则不然。在秦末汉初,讨论亡秦过失,并以之作为新王朝统治的历史借鉴,实为前后相承的政治文化议题,甚至称之为一种社会思潮亦不为过。讨论它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社会影响,是富有多种意义的命题。

一、“过秦论”形成的原因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战国纷争之时,当时的东方各国甚至习惯于用“虎狼之国”来指代秦国。秦昭王与楚怀王相约会盟,楚国贤大夫屈原劝谏楚怀王不可赴约,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史记?屈原列传》)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到秦汉之际,人们对秦朝“暴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秦末农民起义就是受压迫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强大的秦朝也终于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勇将樊哙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失误时就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史记?项羽本纪》)由此可见,“过秦”思潮的出现,有其真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色的秦朝统治是造成“过秦”思潮的现实基础。

秦亡汉兴之后,出于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对秦朝失误的总结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资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陆贾和贾谊的贡献为大。汉朝开国之初,陆贾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刘邦竟然开口大骂:“?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幡然悔悟,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写出了著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以刘邦这样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顺守”之策作为根本大计,这对于汉政权的稳定是有大功的。以至东汉时期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对古代圣哲多所贬讥,但对陆贾却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篇》)所以,如果从讨论“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称陆贾为汉初政论第一人也并非虚誉。当然,贾谊的论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他还有一句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集校注?大政上》)以陆贾、贾谊为杰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为例证,冷静地总结历史,批判暴政,劝谏汉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调整统治政策,这充分彰显了思想家“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

二、“过秦论”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过秦”论,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其重点所在则有以下三端:

批判秦朝的苛法酷刑。陈胜派出的略地河北的将领武臣等人,就曾经以此作为动员当地豪杰共同反秦的理由:“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贾谊也就此三致其意:“秦王怀贪鄙之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他指责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最终导致天下溃乱。

批判秦朝残民以逞。秦朝统治者旷日持久地用兵,大规模地兴建宫殿陵寝,无不以役使百姓为前提,民众不堪其苦。对此,汉初政论家多有论及:“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汉书?晁错列传》)秦朝百姓负荷之重、以至于民不聊生,直到汉代中期还不断有人论及,仿佛依然有切肤之痛:“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汉书?严安列传》)“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主父偃列传》)一个政权与民众为敌,其结局只能是在全民性的抗暴怒潮面前解体。

批判秦朝扼杀言路。秦朝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诽谤之法”,对善意的批评意见给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导致了士人离心、天下多怨的局面,在汉代思想家看来,是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贾谊分析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另外一位政论家贾山也持相近观点:“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自不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秦朝控制舆论、扼杀言路,造成的是万马齐喑的局面,结果是在闭目塞听之中走向了败亡。

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论”的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于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就治国原则而言,“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汉书?循吏列传》)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黄老之学”的影响,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应该仔细思量。“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每当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是拨乱反正的立论基石,其影响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列传》)又如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于“过秦论”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论”的积极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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