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都在哪些关键时刻力挺过毛泽东 毛赞徐为“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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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予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泽东相识最晚的一位。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奉党组织之命,四处寻找过毛泽东,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后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予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泽东相识最晚的一位。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奉党组织之命,四处寻找过毛泽东,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后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徐向前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在他一生中,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林彪败逃后,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找毛泽东”

1926年底,徐向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队少校队长。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是蒋介石。

1927年3月,徐向前在武汉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分裂局面。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勾结愈来愈紧密,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先后离开武汉。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更大的反革命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张发奎的部队去工作。当时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其指挥部设在九江。共产党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徐向前也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去工作,担任上尉参谋。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九江的时候,党的地下“交通”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找毛泽东。”他看完纸条,抬起头来,地下“交通”已经无影无踪。再一细看那纸条的正面反面,只有“找毛泽东”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联系人,这可使他为难了。

徐向前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是在黄埔军校。1924年初春,徐向前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校,很快知道了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政治教官肖楚女;一个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徐向前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常在一起读书看报,谈论政治活动,看毛泽东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名字留下较深的印象。

没想到, 几年以后, 竟然要他去找毛泽东。这叫他作了难。心里想: 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呀?他在武昌?在九江?还是在长沙?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不便说明地址?徐向前揣摩了半夜,也没有揣摩出个头绪。

无奈,徐向前只好先到九江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暂时栖身, 一面当参谋, 一面秘密打听有关毛泽东的消息。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毛泽东的一点消息。

夜里,徐向前睡不着,一直纳闷:为什么上级党组织让自己去找毛泽东呢?自己在黄埔军校认识了周恩来、陈毅,“交通”怎么没让自己去找他们,偏偏叫自己去找并不认识的毛泽东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是党中央对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褒奖。

许多年之后,徐向前才知道了其中的理由: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准备奉命去发动秋收起义,急需一些军事骨干,有人把他给选上了。当然,徐向前最终与秋收起义无缘。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暗暗盘算:找不到毛泽东,是不是奔南昌?这一想法还没有定下来,8月2日夜里,他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他和其他军官们被集合在一个大厅里,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张发奎带着卫兵来了。这位总司令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和共产党合作,今天却突然翻脸了。他公然宣布:“军中的CP(指共产党)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办法。”

张发奎剥去“左派”外衣,露出了反革命凶相,三天以后会干出什么样事,徐向前已经估计到了。他不能待下去了,要赶快离开。这时,徐向前又想起毛泽东。为了寻找党组织和毛泽东,徐向前决定重返武汉。第二天天不亮,他悄悄离开九江,乘船逆流而上。他想到武汉去找那位“交通”,通过“交通”再找党组织和毛泽东。

然而,徐向前在汉口码头一上岸,发现大街小巷充满了恐怖气氛。他已经预感到,寻找毛泽东更为困难了。他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去找那个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说是“交通站”,实际上是街面上的一个小杂货铺。他一连去了几次,远远地看去,门总关着,空无一人。显然,原接头地点已遭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武汉住了两天,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他由汉口坐船到了上海,在黄浦江边一家名叫“泰安客栈”的小旅馆住下。他白天出去转悠联络,很晚才回来,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钱花光了,仍然没找到一丝线索。一天,他在街上突然碰到武汉军校一队的司务长李楚白,向李述说到上海的目的和这几个月的经历,特别问起毛泽东。李楚白说,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但徐向前在李楚白帮助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徐向前回到旅馆,第二天吃早饭时又遇上山西老乡程子华。程子华曾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又在武汉军校一起工作过,当他得知徐向前到上海也是找党时,很快帮助他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不几天,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广州组织起义,缺乏军事干部,要他即刻动身前往广州接受任务。于是,徐向前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不久,程子华也被派往广州,找贺龙、叶挺的部队。

广州起义后,徐向前先被中央军委派往海陆丰地区,后又到大别山发展革命武装,搞武装斗争。自那以后,寻找毛泽东的事就暂时搁下了。但毛泽东的大名却一直记挂在徐向前脑子里,他身在大别山,暗地里却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的消息。由于相距较远,加之敌人封锁,有关毛泽东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

几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井冈山有个“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再后来,他又知道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徐向前在大别山区也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以及“诱敌深入”的战术,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关于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红军的建设原则。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以及他们用兵作战的思想,徐向前十分敬佩,特别注意学习中央红军的作战方法。这时,毛泽东却不知道革命队伍里有个徐向前,更不曾想到他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芦花相逢

毛泽东知道徐向前的名字,是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毛泽东听说徐向前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出色地指挥了许多战役,把他看作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是,徐向前是怎么一个模样,毛泽东却从未见过,不得而知。

1935年5月上旬,率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四川涪江流域江油、中坝地区的徐向前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长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非常高兴。对于久已盼望见到毛泽东的他,不由想起八年前四处寻找毛泽东的情形。现在就要与他会合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徐向前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早已非常熟悉。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师指日可待。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

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时配给红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的问题。”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占懋功、达维一带。这时中央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无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两军会师就在眼前。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红四方面军起草了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并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还是先打刘(文辉),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将这封密信从他所住的会理县送到懋功。他再三叮嘱康先海:“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

为了欢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的红军指战员打草鞋,织毛袜,捐慰问品。仅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中央红军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l00条,布鞋170双、袜底200双。

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相会,最先见到的是彭德怀。7月6日,徐向前奉命率10多个团,从理番地区出发,沿川北的黑水河北岸前进。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军团长彭德怀得悉徐向前所部正向维谷开进,当即率一个团前来接应。

维谷渡口的索桥已被敌人破坏,两岸的红军只能隔河相望。徐向前来到河岸,只见对岸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一个人挥动着手中的斗笠在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回话,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第二天早晨,徐向前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去,终于跟彭德怀相会了。他们见面之后,彼此通报了情况。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徐向前率部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到芦花。直到这时,徐向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是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和他久已盼望的毛泽东头一次握手相会,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那个在鄂豫皖大别山搞斗争的徐总指挥呀!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早就想找到你!只是……”

毛泽东并不知道八年前徐向前接那张纸条的事,只是说:“我也是一样想念你们啊!”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谈话内容很快转到有关敌人的情况上来,徐向前八年前曾经找过毛泽东的事一直没有谈出来。

其实,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心情并不痛快。因为张国焘很难共事,对徐向前一直存有疑心,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他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最想说的话就是提出请求,希望离开四方面军,由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徐向前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毛泽东听后只是微笑,没有表态。其他领导人也都只是听,不说话。

毛泽东有意把话题支开,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又转回来,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想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毛泽东仍是微笑。这一问题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了关于敌情和北上作战的问题上。

关于敌情,毛泽东询问得很详细。徐向前把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路敌人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均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天,在芦花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授奖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将一枚五星金质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枚奖章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将领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当时因为徐向前远在大别山区,这枚奖章一直保存着。

在授奖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在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给以了高度评价。徐向前十分感动,这是他在革命军队里第一次受到的最高奖赏。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无比兴奋。但是,张国焘见中央红军的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于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先是以种种借口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后来,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同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张国焘,使之同意红军北上了。8月初,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此时已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夏河流域后,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应转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讨论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显然十分高兴。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会后,右路军作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四军和三十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四军和三十军通过了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也抵巴西;红三军团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右路军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天地。

距离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战略要地,由胡宗南的一个师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鉴于红三军团还未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提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承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对上、下包座发起攻击,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俘敌800余人,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缴获粮食、牦牛、马匹甚多。这是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高兴,对徐向前大加赞扬。在毛泽东心目中,徐向前不愧是一位出奇制胜的战将。

北进通路打开了。这时,张国焘却带左路军迟迟不动,并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条件困难,以种种理由推迟过草地的行动,妄图改变北进方针。

毛泽东把徐向前和陈昌浩请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毛泽东问徐向前:“你说说怎么办好?”徐向前再次表示支持北上的意见,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迎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当即,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徐向前给右路军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发出命令,要他们准备粮食,待命出发,去接迎左路军。

哪里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反复劝告,要他率领左路军北进,但他仍执迷不悟。

9月8日,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于是,陈昌浩赶到毛泽东驻地,讲了张国焘的电报精神。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参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上,毛泽东念了会前拟好的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于是,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北上。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在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又连电催促徐、陈南下之时,他已知陈昌浩的态度,现在他要亲自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毛泽东比较着急,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和徐站着谈话。毛泽东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不想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但如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徐向前当着毛泽东的面,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再没有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

当天24时,张国焘电复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挨了一顿批评。于是,党中央当即决定,单独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说:“第二天(9日)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北上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其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接电话的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在这严峻关头,徐向前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信任。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灾难,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事后,徐向前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越走越远,徐向前夜不成眠。他想到党和红军的前途,想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相会和友情,不禁暗暗哭了一场。

9日晚上毛泽东来找他,他没有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对于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他后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有鸡就有蛋”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创立抗日的战略大后方,三个方面军共同发起了宁夏战役。到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奉中央军委之命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但后续跟进渡河的部队却被敌军阻断,一直未能西渡黄河。这样,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2万多名红军遭敌重兵围困,只好孤军奋战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11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徐向前、陈昌浩将所率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英勇苦战近5个月,虽然歼敌2.5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等诸多原因而损失惨重,战斗人员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处境越来越困难。

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一带的一个山顶开会,宣布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徐向前不同意自己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仍然做陈昌浩的工作:“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不同意。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后,西路军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其中王树声、张荣所率的两个支队被敌打垮,只有李先念所率的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边打边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2万多人,仅存四五百人。这些情况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当徐向前从西路军脱险,回到援西军总部时,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我们的徐向前回来了。”

毛泽东获悉,异常高兴。此时,他正为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安全而着急,十分关心西路军失散的指战员。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令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要他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更不允许伤害西路军领导人。

6月,徐向前回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这里距毛泽东、朱德的住地不远。

徐向前住下后,心里很不好受。西路军打了败仗,作为总指挥的他,觉得无颜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尽管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但他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认为“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

第二天,毛泽东在凤凰山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徐向前。徐向前见到毛泽东,百感交集,想到大革命失败时寻找毛泽东的经历,想到草地相逢和分兵,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流出了滚滚热泪。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便和他交谈起来。

毛泽东看着他清瘦的面孔,问:“身体怎么样?听说你病得不轻。”

徐向前说:“病了些天,牙齿又疼……”毛泽东接着说:“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要命啊!”在严肃场合下,毛泽东常常以风趣、幽默、打比喻的谈话,让人放松下来。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为了不勾起徐向前的惨痛回忆,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西路军悲壮的战事,犹如千斤重担压在他的心头。他有一肚子话要向毛泽东倾诉,他要把自己认为该说的话,以及自己的认识都讲出来。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西路军全体将士向党中央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当汇报了西路军最后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没让他多讲。毛泽东认为那似乎已经是历史了,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毛泽东没有半点批评责备之意,谈话十分诚恳。

徐向前心里感到十分温暖,非常感动。毛泽东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他们靠大刀、长矛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毛泽东短短的谈话,使徐向前终生难忘!告辞时,毛泽东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

“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发生在几天以前的事。当时,徐向前还在东返的路上,一无所知。原来,延安抗大师生在批判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时,波及面宽了,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学员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碰到一起,为运动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待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押了起来。毛泽东已察觉到这个案子与事实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做工作。

徐向前来到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询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听了,心里很难过,他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不久,许世友等人就被平反释放了。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22日,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这次扩大会议选出了有11人参加的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徐向前被选为军委委员。

毛泽东要徐向前去当抗大校长

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毛泽东多次令周恩来向南京政府提出,红军要改编为四个师,准备任命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分别为四个师的师长。由于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的军力,最后只允许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于是,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徐向前就是游击战争的能手,他指挥红四方面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先后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丰功伟绩。来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他把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水平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先是在晋东南,后又到冀南平原和沂蒙山区,徐向前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创造“人山”工程,每到一地,都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首位,使抗日武装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徐向前奉命从山东回到延安,一到延安,毛泽东便接见了他。他这次回延安原是为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长期战争使他积劳成疾,头疼病发作频繁,又在一次骑马外出时,左腿骨被惊跳起来的马踢伤,造成骨折而住进医院。由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直到中秋节前夕,他才出院。出院后徐向前即参加了高级研究组的系统学习,为七大的召开进行思想准备。

1942年5月,徐向前在延安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春耕期间的一天,毛泽东请徐向前到他的窑洞来,问了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开门见山:“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为难地说,“主席,我不行,我这个人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毛泽东说:“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既是师范毕业生,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嘛!”徐向前又说:“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抗大要你办,仗也要你打。现在,你先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抗大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彭绍辉当副校长,陈奇涵当教育长,徐文烈当政治部主任。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毛泽东明确地向徐向前提出:“培养干部,准备反攻”,这就是要你去抗大的目的。具体地讲,要抓好三项工作: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

徐向前领受任务后,简单做了准备,就从延安出发,赶往绥德抗大校部,路上整整走了四天。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抗大总校的校址经常变换,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又到冀南平原。1943年2月抗大总校又从冀南的邢台地区转来陕北绥德县的西山寺。

不久,李井泉也来了。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因为抗大总校刚从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迁来,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的三分校(即军事学校)与总校合并,学校的规模就扩大了。合并以后,在校学员统称为抗大第八期。

徐向前担任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一面挖窑洞,建校舍,一面接收学员。开课后,他组织学员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很快使抗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徐向前在担任抗大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将才。

1945年8月间,抗大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也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此时,徐向前因患肋膜炎而出院不久,故仍留在延安养病。

徐向前的精神:“向前,向前”

徐向前的精神:“向前,向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开始是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几个月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遭失败,于是又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正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和徐特立一家、郑位三一家、王明一家,以及刘少奇的爱人王前,共20多人,被先行疏散到绥德。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同时为他们先行疏散的同志送行。

徐向前临别依依,要毛泽东保重,话语间流露了自己不能上前线的遗憾。毛泽东谈笑如常,握着他的手说:“解放战争非打不可,可能打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你们要做好这个精神准备。”徐向前请求上前线,毛泽东先是点点头,然后说:“先养病,不会让你闲着的。”

徐向前到绥德后,仍不甘心留在后方,便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到晋东南工作。中央复电同意他先去太行解放区养病,然后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1947年2月,徐向前与爱人黄杰到达山西长治,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担负起了解放山西的任务。

徐向前带病率部出征,先后指挥了解放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的战役,他敢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勇于连续作战,一股作气,打到“最后五分钟”。

“坚持最后五分钟”是徐向前在运城战役中发出的战斗命令,后来成为他的一句军事名言。他说:“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这种时候,最容易动摇军心,最容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而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够熬过这最后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其实,徐向前本人就是这样。在前线,每在战斗激烈的时刻,他常亲临前线指挥。他病得不能行走、不能骑马时,就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拼搏。有好几次差点儿去见马克思。

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的战斗精神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向前,向前。”

从1947年6月到1949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徐向前率部歼灭了阎军30万人之多,解放了山西全境。对于徐向前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颇为称道,曾多次通报全军进行赞扬。

1948年5月18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下了晋南重镇临汾。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战役结束后,徐向前写了《临汾战役经过和主要经验》《临汾敌之防御配系及工事构筑的实际情形》和《临汾战役战术总结》等报告,上报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临汾既下,晋南全境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西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阎锡山统治区域缩小,处境更加孤立。接着,徐向前指挥部队马不停蹄,北上晋中,发起了晋中战役。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取得歼灭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和暂编第四十师大部的胜利。全军指战员们兴高彩烈,称颂“徐老总真是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徐向前及时向军委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加上批语,转发全军。批语说:“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在围歼赵承绶集团之战斗正酣的时候,徐向前的目光已转向太原。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报告军委,提出拟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将夺取太原的意见。

第二天,军委复电同意。电报是毛泽东写的。同时,毛泽东还发电报给粟裕和华东局、中原局。电报说:“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毛泽东没有给徐向前直接发电,予以褒奖,然而,却对徐向前所指挥的部队的显赫战绩向全军作了宣扬。

晋中战役以歼灭阎锡山10万余人、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194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祝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接到中央电报,徐向前和全体指战员受到巨大鼓舞,解放太原的决心和信心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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