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何去何从


汉字天下通行,汉语方言却纷纭复杂。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大致如下:

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其中的江淮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沿江地带;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东南角除外)、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桂西北、陕南及河南南缘。

其他六种方言都分布在东南地区:

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

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

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

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

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

客方言(客家方言)在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区。

近代以来有两个随着经济发达而出现的“著名”方言区,即以广州、香港为代表的粤方言区和以上海、苏州、宁波为代表的吴方言区。

现在的孩子普通话会说,家乡话说不好,说不准,甚至不会说。这种现象逐渐形成。推广普通话是好事,方言趋于弱化未知是好是坏。

方言包含大量文化基因,不仅在字、词的发音上和普通话有所不同,在语法上和普通话也有差异。

现在有人提出,在说好普通话的同时急需保护方言。否则数百年后天津人不会说天津话,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矣。有人提出学校里语文课上加入本地方言(家乡话)课程,甚至于在语文、英语课外加入方言课,以期保护方言,留存本地之语言。

在某些场合提倡说方言,甚至只说方言,如戏曲学校。

方言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而非经济利益。如今只会说普通话的人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大、中城市生存。如果不对方言加以特别保护,其有可能趋于萎缩、衰微、消亡。


西晋以前,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北方方言内部大约比较一致,南方则存在各有特色的吴、楚、蜀等方言。


永嘉之乱引发的汉人南迁,使北方方言大规模越过秦岭—淮河一线而南下。这次移民大潮持续150余年,数量超过百万。他们集中分布在淮水(在山东为黄河)以南至浙江宁绍平原、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及秦岭以南至四川成都之间。在这一广阔的区域中,以今江苏、安徽二省境内接收的北方移民为最多,其中尤以建康(南京)附近最为密集。

这一时期,在江淮之间,当时的北方方言已取得优势;北方方言已与当地原有的吴方言相颉颃,奠定了今天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当时北方侨民的语言与吴语差别巨大,直到唐代,这种南北方言的差异及移民引起的语言变化仍然为人们所注意。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写到:“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所谓“晋语”,就是晋代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在湖北地区,北方方言也对楚语发生冲击,从而产生西南官话的雏形。

唐代安史之乱引起了北人南迁的第二个高潮,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地,湖南的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及江西的北部与中部。这次移民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作用,进一步确立了苏皖地区北方方言的地位,并奠定了长江中游西南官话的基础,形成与下游江淮官话不同的北方方言分支。

两宋之际的北人南迁是第三个高潮,移民大量集中于苏南和浙江。临安(杭州)、平江(苏州)等城中的北方移民高度集中,杭州、苏州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并存的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仍然顽强地保留着。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开封)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杭州的北音生命力顽强,在于杭州是南下的北方人建立的政治中心,北方人的地位明显高于当地土著,他们的方言自然成为土著模仿的对象,而土著吴语反为北方方言所消融。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仍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周围则依然是吴语(吴方言)的天下。

滇、黔、川三地的官话方言形成于明代初年。经过宋金、宋元时期的战争,四川人口锐减。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一批移民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一带,明初入川移民也以湖北人为主,其中又多为麻城籍。所谓迁自麻城的湖北人很多是江西籍,实际上对四川的移民来自湖北、江西两地。这次移民对四川影响甚大,至今四川人所称“土著”或“老户”的,都是这些移民的后裔。明以前土著后裔已很难发现。今日四川方言是明初湖北的西南官话混合江西方言以后向西传播的结果。

自唐中叶南诏独立以后,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云南处于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外。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之前,这里没有汉语的地位。明代初年中央政府通过调拨军队戍守屯垦实施了对云南和贵州二地的移民,驻守云、贵的军士以苏、皖二省籍人为主,由此使得昆明地区的方言与江淮官话有不少相似的成分。

清代及民国对东北的移民,使东北成为北方方言区的一部分。不论东北官话还是胶辽官话,均属北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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