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专家著书称: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

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的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致于他在蒙古人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十三世纪后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Morris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在我看来,杉山是在武装了炫人耳目的多语文工具的同时,和许多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的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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