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寻常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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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史实准确,人物传神,读来发人深省才算得上是传记佳作,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可列其中。书中对李鸿章的人生边叙边议,精辟之言随时可见,而全书不足十万字,可谓言简意赅。 在这本传记中,梁任公从平定太平军捻军、洋务运动写到中日战争,再到其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 他认为,“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剿灭捻军时李鸿章已是全军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军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

史实准确,人物传神,读来发人深省才算得上是传记佳作,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可列其中。书中对李鸿章的人生边叙边议,精辟之言随时可见,而全书不足十万字,可谓言简意赅。

在这本传记中,梁任公从平定太平军捻军、洋务运动写到中日战争,再到其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

他认为,“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剿灭捻军时李鸿章已是全军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军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

从内战到外战转变,也是李鸿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梁任公说李鸿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同时也承认,当时中国兵力也是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中多次“失机”: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同意朝鲜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让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国”;甲午战前,袁世凯处理朝鲜事务失当,给日本可乘之机,而李鸿章“用袁听袁”,“失知人之明”;战前兵力已不如日本,又“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三机既失,战事遂开。

梁启超评说中国甲午兵败是一种必然:“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李鸿章多与洋人接触,亲观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视生产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却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没有看到国民思想认识的重要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梁启超语)。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英雄,但不过是寻常的英雄,“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在自己所处的时势中成为英雄就非常不易,还想造时势更是难于上青天,李鸿章没有做到,按梁任公苛刻的标准,中国上下五千年,似无造成时势之英雄。

梁先生说,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用“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概括:“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梁任公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其“之遇”便是指时代所限,李鸿章不能应对的是巨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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