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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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满脸菜sè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sè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rì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

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rì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各类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插进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帮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cháo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běi jīng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rì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nǎi粉,就已经用得jīng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现在的电影黑帮片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yù。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八、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民国年代

现在有些“砖家”鼓吹美式民主,把选票这玩意儿说成是金丹妙药,只要有了选票就有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繁荣,人民可以用选票逼迫政府发福利给大家,从而人人都过上好日子。而在转型期间,最好把军队和国家资源都交给犹如上帝一般无私伟大的美国人代管……

上述这些谬论已经流传了多年,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但问题是,他们又进一步回顾历史,把民国年代给捧上了天,说什么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民国的上海是亚洲最国际化最自由的城市,光是电台和报纸就有好几百家。在三民主义的光辉下,中国人民自由的买,自由的卖,自由的游行,自由的批评政府,特立独行,牛气冲天……而到了新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就统统没了,人民在专制暴政之下变得了无生趣,中国变成了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针对上述赞歌,我不由得也想补充一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人均收入最高的时代,并在1949年初达到历史的高峰。当时的百姓真是富啊,上厕所都普遍在用100元的金圆券当手纸……

——这些“砖家”觉得如今言论不自由,我倒是觉得,如今的大陆已经是言论太自由了,甚至对网络阵地简直是放任自流,才会群魔乱舞、谣言纷飞。按照党国的标准,很多人早就应该被抓起来关号子了。

最起码,当前的中国人已经可以公开说“这个国家言论不自由”而不被抓进去压土袋,然后朝鼻子灌辣椒水活活弄死,也不会被警棍皮鞋当街殴打到吐血残疾,甚至于连夹着子弹的恐吓信都没有收到(国民党时期的军统、中统,几乎年年月月天天都在搞这个,从来没人敢说他们违法),你还要怎么自由?

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全都没有想过要尊重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民国时代的统治者不是不想对民众进行高压管制,也不是没有做过高压管制(不要光看学生上街游行,没看到他们接着就被高压水枪射击,之后更是成百上千地关进监狱),问题是执行能力太差,管不过来罢了。

先说说北洋zhèng fǔ,这个政权给人的印象就是乱,自从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徐世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这些大人物争相上台,中间还复辟了一次大清国。至于内阁,更是好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时候老百姓还没弄清楚大总统是个什么人,台上就已经换人了。

由于政权更迭的速度太快,诸位总统、总理们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当中,光是要稳住各方势力就已经很不容易,控制舆论之类的细枝末节就顾不上了。而那些希冀夺权的反对派,通常发动政治军事攻势的同时,也会用报纸之类的媒体对执政者大肆攻击。而当时的执政者已经马上要倒台了,又如何压制得住舆论?

——北洋政府不是不想搞特务政治,不是不想搞高压管制,问题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费。特务机关往往是刚搭了一个架子,还没开工呢,上头的人就已经倒台了,于是一切又只能从头开始。

即便如此,北洋政府也没少做过查封报馆之类的事情。而民国名记邵飘萍,也是被张作霖下令枪毙的。

到了统治相对稳固的蒋委员长治下,自由、民主和人权什么的就更是扯谈了。他当年清党杀得人头滚滚,又何尝讲过什么法制?这货可是以黑帮理念治国的先驱,公然喊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大独裁者(虽然因为本事太差,很多时候会被人阳奉阴违,做不到真正的独裁)。如果他真正尊重言论自由,鲁迅就不会挥泪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闻一多和史量才也不会挨枪子儿了。

——民国之言论自由?民国只有把伟大领袖,人民的父亲蒋委员长敬之爱之的自由!同时坐视无辜之人被抓进监狱,名人被特务暗杀,民众被军警打死之自由!

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民国年代还是有那么多抨击政府的“雄文”诞生见报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许多敢于大放厥词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们,都是名噪天下,交友广阔的神通广大之辈。不仅自己手里有钱,在政府里也是有人有关系,不光结交政府要员,还认识不少颇有分量的洋大人(那年月的洋大人可是真的洋大人,不比太上皇差),出了事只要往租界里一躲,这交涉引渡就得费上老鼻子的劲儿(类比我国当今从加拿大引渡赖昌星有多艰难),对蒋委员长来说是既不好抓也不能抓。

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触犯到一定底线,纵然是军统和中统这样凶名卓著的机关,也不愿意随便下狠手,而是要先jǐng告再商量,表现得比较“客气”。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不知多少不走运的富商士绅、显贵名流,也都先后蹲过党国的监狱,只能等着人拿钱托关系保释出来。

而在没背景的基层平民这里,国民党对那些抗议闹事的穷人们,难道曾经少抓了么?少杀了么?

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之所以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彻底的舆论封锁和压制。一是因为国民党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力度几乎为零,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带和农村)还是清代的宗族体制在“代替”zhèng fǔ进行管理。而即使是城市中,也有许多行业内都是黑帮、财阀跟高级官僚的亲属族人在掌握。这样一来,想要依靠地方zhèng fǔ实现彻底的舆论管制,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地方的士绅宗族,虽然不至于违背根本利益,倒向共党,但对蒋家王朝的忠诚心也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如果有人只是大骂蒋委员长的话,恐怕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蒋委员长搞**。

二是全国始终有很多省份处于军阀割据的半独立状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联合对抗中央,当地人自然只知“XX大帅”而不知蒋委员长,甚至还在军阀的有意诱导之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反蒋宣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打个比方,在抗战前,汪精卫、胡汉民跟蒋介石唱了多少年的对台戏,为什么不能一枪把他们两个都崩了,从此党内再无反对派?

道理很简单,要是这么两枪下去,只怕是不光没了反对派,连党也没了。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合体,光是压制军阀,对抗共党,就已经异常吃力。蒋委员长的位置,可从来都没有封建时代的皇帝这么稳固,国民党内的反蒋集团从来都是一茬接着一茬。如果蒋委员长对这些竞争者没有丝毫容人之量,非要置于死地的话,整个zhèng fǔ只怕是顷刻间就要散架。

三是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和怨念,必须有一个渠道宣泄出来。这种仿佛火山喷发一般的力量,又岂是“党国”那薄弱至极的基层组织能够管制住的?

事实上,像中共这样对基层政府的控制力度,即使是在党国搬到台湾以后,也没能完全做到啊!

因此,民国时代的社会上之所以思潮万千,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观念先进,想要维护言论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对底层平民抓不过来,杀不过来,手也伸不了那么长。而对上层富人,又受到亲属关系、人情关系、与“洋大人”关系的种种羁绊,从而无法肆意大杀特杀,也不愿意真的大杀特杀。

既然民国时代的自由只是一句空话,那么民主就更是扯谈了——哪怕那些“砖家们”吹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民国诸位领袖都是依靠武力上台,几乎没有哪一位是被全民普选出来的事实。而真正赢得了大选的宋教仁,则是根本没来得及掌权就被暗杀了……这样一个军阀混战、军事独裁的政坛生态,怎么看都跟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最后再提一提人权。基本上,只要是看过《红岩》的人,就知道党国是何等的漠视人权了。至于党国喜欢活埋己方伤员以节省医药费,胡乱征兵致使几百万壮丁饿死在半路上……这些小道新闻也都已经不新鲜了,还是说说一般很少被提到的少数民族权益问题吧!

当今的西方媒体,总是指责我党“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奇怪的是,国内却总是觉得这些少数民族享福太多了),那么当年的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在这里举两个实例:

——海南黎族世袭峒长,大总管之子王国兴,论阶级成分,本应是共党死敌。然而他在三十年代前往嘉积中学上学的时候,因为不满校长的敲诈,竟然被以“通共”之名开除并送入监狱!等到他买通牢头越狱之后,却发现他的峒长老爹也已经顶着“共党”的名头被逮捕入狱,并且很快被折磨致死。

到了这一步,这位奴隶主剥削阶级的大少爷已经别无出路,就是不想当共党也已经“被共党”了,从此只得横下一条心,主动举起了红旗闹革命……比较搞笑的是,虽然王国兴很早就被扣上了赤匪的帽子,而国民党也一直把他的兵马当做红军来剿灭。但一直要到1943年冬天,这支“被红军”的黎族起义军,才真正地跟**琼崖特委建立了联系,算是找到了组织,而之前都是属于“黑户”xìng质——用如今最时髦的网络词汇,就是“自带干粮的**”……

由此可见,每一个共党都是被逼出来的。

如果说王国兴的“被共党”,还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肆意妄为。那么南京的中央政府,似乎在民族关系上,也没有想过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人权和感情——1930年,南京中研院搞了一次“中国落后族群展览”(名字就已经够羞辱人的了),当时有一位在南京上学的年轻瑶王,也奉命参加了这次展览。谁知在这次展览中,他竟然被强迫穿上民族服装,像猴子一样关在铁笼子里任人参观,还有人兜售门票和往笼子里丢瓜子……之后,这位瑶王愤而回乡,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把**大师关进北京动物园,跟熊猫和老虎一起展览,那又会是个什么情形?

总之,民国年代是一个既不自由,也不民主,更无人权的时代,大家千万不要去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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