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中)

mxsheng828 收藏 0 827
导读: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xìng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
近期热点 换一换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xìng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jīng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jīng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cháo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rì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上,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GD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rì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zhèng fǔ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zhèng fǔ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zhèng fǔ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zhèng fǔ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yù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cāo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xìng,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在感到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严重迫害,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mín zhǔ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未完待续)


2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