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七世纪中后期西北拓边与东北亚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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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唐朝建立之后,经高祖武德时期的统一战争以及太宗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较快,人口增长较速”[①],“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侍,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②]唐朝进入了其第一个盛世时期——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到来,标志着中原王朝的国力增强,使其有能力去处理周边的事务。而在唐太宗时期,的确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帝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了。贞观四年(630)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贞观十四年(


唐朝建立之后,经高祖武德时期的统一战争以及太宗贞观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较快,人口增长较速”[①],“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侍,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②]唐朝进入了其第一个盛世时期——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到来,标志着中原王朝的国力增强,使其有能力去处理周边的事务。而在唐太宗时期,的确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帝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了。贞观四年(630)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③]。扫清了丝绸之路上的障碍,恢复了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有效控制。又于贞观十五年(641),嫁宗室女文成公主于吐蕃,加强了吐蕃与中原王朝的联系,避免了唐与吐蕃的冲突。唐贞观时期在西北地区的经略,为国内的经济发展赢得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西域各国对唐王朝产生敬畏,纷纷遣使入贡,称太宗为“天可汗”。西北局势的掌控,让唐王朝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去介入当时纷繁复杂的东北亚局势。为唐高宗最终解决东北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

实际上,唐太宗时期对于东北亚的经略并不如对于西北有效。当时的东北亚地区是比较混乱的,新罗、百济、高句丽在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地区相互攻伐,展开角逐,“战争交起,略无宁岁”[④]。尤其是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抄”[⑤],在朝鲜半岛的争斗中实力最强,并常居于上峰。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也不甘寂寞,积极插手半岛事务,它和百济结盟,与高句丽联系,在东北亚各种势力的斗争中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子。一开始唐太宗面对东北亚如此复杂的形势并不想贸然介入,所知道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的弑君夺权之乱,“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高句丽”[⑥],太宗以“因丧乘乱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⑦]为由予以了拒绝。但仅仅几年之后,即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句丽,指挥安市城之役,但由于守城士兵的顽强抵抗而未能取得胜利,唐军最终不得不撤军。太宗亲征高句丽,可以看作是唐王朝大规模介入东北亚事务的一个开始。虽然这一次的介入充满了曲折,但却为高宗时期唐朝势力进入东北亚做了准备。

唐高宗即位之初,帝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东北亚方面。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救。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⑧]那么唐高宗何以能放心的派程名振、苏定方“发兵击高丽”。在我看来,正是因为高宗初年。唐朝的西部边境比较安定,东突厥在太宗时被灭,而崛起的吐蕃因为在大相禄东赞辅佐下“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⑨] ,还没有对唐朝构成巨大威胁,吐蕃对唐形成真正的威胁则是在龙朔二(662)年之后了.由于以上的这些有利条件,让唐高宗可以完成其父太宗未尽的事业,全力解决东北亚问题。永徽六年的那次用兵之后,在新罗的拉拢下,唐与新罗联军展开了对百济的军事行动,于显庆五年(660)将百济攻灭,后因“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丰璋)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⑩]唐、罗联军于龙朔三年(663)在白江口将百济与增援百济的倭兵击败,百济最终覆灭,而日本则退出各势力在东北亚的角逐,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吸收中原文化发展本国国力,唐日关系之后得到了缓和与友好发展。

白江口之战的胜利,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11]唐应新罗之请,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发兵征讨高句丽。667年,李勣率军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扫平了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城池,使平壤成为一座孤城。668年秋,李勣开始攻打平壤城,很快就打败城内守军,平壤城陷落,宝臧王和泉男建等都成为了唐朝的俘虏,存在705年的高句丽政权就此灭亡。[12]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的灭亡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创造了条件。相反的是,自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在东北亚的角逐中逐渐转为守势,面对新罗在办到的做大,唐王朝采取了一种消极处置的态度。导致676年唐朝退出朝鲜半岛。

唐王朝势力的退出东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西北局势的骤然紧张,特别是唐蕃在西域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的矛盾很是尖锐。龙朔二年(662)十二月苏海政受诏讨疏勒及龟兹,“海政军回到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13]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龙朔二年(662)吐蕃就已经进入西域,并且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影响西域各国,挑战唐王朝在西域的霸权。而此时的唐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东北亚这一地区,无法过多的关注西边的局势,从苏海政的“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这点可以得知唐朝的无暇西顾和吐蕃国内禄东赞死,其子大论钦陵等兄弟“复专其国”[14] ,使得吐蕃可以有条件大举用兵域外。龙朔三年(663),吐蕃攻吐谷浑,兼有青海草原。这之后,吐蕃经常骚扰唐朝边境,“尽破唐羁縻十二州”。[15] 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唐高宗在灭高句丽之后调薛仁贵回朝。并于咸亨元年(670),在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被迫放弃安西四镇之时,薛仁贵领兵十万从河陇出征吐蕃,在大非川遭到吐蕃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薛仁贵损失了全部的辎重,被迫与吐蕃和约才得以退回。[16]大非川的失败,严重影响了唐王朝对东北亚的经略,再加上同年三月的唐罗冲突中唐朝没有取胜,唐王朝已经无力再对东北亚施加自己的影响,“唐仪凤元年(676),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又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17]。唐朝势力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新罗则实现了半岛的统一。

在势力退出朝鲜半岛以后,唐王朝遂将精力放在了西部事务上,仪凤三年(678)李敬玄领兵18万于青海和吐蕃大战,失败,都支与吐蕃陷安西。调露元年(679),崔知辩击吐蕃复四镇,裴行俭平定西突厥匐延都督阿史那都支及李遮訇后唐复置安西四镇,以碎叶城代焉耆,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永淳元年(682),东突厥重新兴起,给唐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从此,唐在西域自太宗时期以来形成的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受到了吐蕃等政权崛起的影响而受到了动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唐朝初期开始,特别是太宗高宗两朝期间(626—683),唐对于其周边形势的掌控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就举例现在论述的唐初东北亚和西北的局势,正是由于唐太宗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在西域建立起威信,唐高宗才可能放心的在东北亚展示拳脚,联新罗、灭百济、亡高句丽、击日本,才会有能力在东北亚恢复自东汉末年以来几百年的逐渐衰落下去的中国天下秩序,才有能力对这个秩序加以巩固和发展,才有能力形成古代三大国际关系之一——东亚封贡体系的雏形。也是由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随着吐蕃不断染指西域,给唐王朝带来了威胁,唐朝不得不放弃对东北亚的直接控制而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北,与吐蕃及之后复兴的东突厥和不断东扩的大食之间展开了半个多世纪(670—751)的西域争夺,直至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之战中败于大食,这以后,唐王朝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影响力。安史之乱以后,唐势力彻底退出西域。与经略东北亚不同,唐王朝最终没有在西北建立稳固的宗藩体系,虽然它做了很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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