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释放日本战犯是中国政府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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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处理日军战犯遇到的难题使中国政府很是头疼 日军战犯的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在进行罪行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第一次言明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是在1954年秋天。“中苏共同宣言”发表以后,两国对日和平攻势正式提上议程,当时兼任国务院卫生部长的李德全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访日的时候,公开战犯名单,也谈到了“宽大处理”。据李甫山回忆,到这一时期罪行调查原则上已经结束。虽然释放战犯的问题最终直到l956年才得以实现,但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曾有计划在1955年春天释放一部分罪行轻微的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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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日军战犯遇到的难题使中国政府很是头疼

日军战犯的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在进行罪行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第一次言明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是在1954年秋天。“中苏共同宣言”发表以后,两国对日和平攻势正式提上议程,当时兼任国务院卫生部长的李德全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访日的时候,公开战犯名单,也谈到了“宽大处理”。据李甫山回忆,到这一时期罪行调查原则上已经结束。虽然释放战犯的问题最终直到l956年才得以实现,但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曾有计划在1955年春天释放一部分罪行轻微的战犯。

经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从1955年2月起,起诉的准备工作开始展开。随着工作的进展,从1955年9月起正式的量刑讨论也开始了。就目前可查证资料来看,9月15日提交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是涉及到具体量刑内容的第一份请示报告。为了帮助中央做决定,以当时掌管着对日政策执行工作的廖承志为中心,相关部门的党员在这一《党组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根据工作团办公室曾龙跃的回忆,当时进行讨论的是以廖承志为中心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主要参加者中除了廖承志以外,还有李初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党员)、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判庭长、中共党员)、李甫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中共党员)、凌云(公安部第一局长、中共党员)、陈叔亮(外交部亚洲司、中共党员)等。

在经由讨论而最终形成中央决定的过程中,量刑的轻重和起诉对象的选定成为了最大的问题。虽然中共领导人已经明确了“宽大处理”的大方针,但关于具体的量刑和起诉对象的问题仍须等待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主任为张鼎丞)为中心的专门机关的研究。经过调查罪行之后,检察院党组最初提交的前述《党组报告》中,提出了“判处死刑或15年以上徒刑并长期服刑”为28人、“判处10至14年徒刑.再服刑1、2年后酌情宽释”为48人、“判处8至9年徒刑,不送监执行即予宽赦释放”为79人,“免予起诉审判,宽赦释放”为909人的处理意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一组数字:死刑7人、死缓3人、无期徒刑6人、有期徒刑l5年以上12人。也就是说,检察院党组虽然对大部分战犯免予起诉,但仍要求对重要战犯判处死刑。

对此,由廖承志带领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为了体现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宽大处理”方针,经过9月28 Et的会议,起草了确认有关讨论的方向性的文件——《请示报告(初稿)》。11月1日的《请示报告》明确了三个方针:(一)“一律不作极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二)“采用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两种刑罚”;(三)“刑期起算方法,由我国收押时间起算”。这一文件确定了讨论的一个原则,即回避死刑。

不过,对于起诉对象的选定问题则有不同意见。关于起诉对象的选定,除了起诉谁的问题以外,还包括起诉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里,后者成为了最大的争论焦点。针对把大部分战犯作为免予起诉的对象的《党组报告》,有意见认为,即使最终将战犯宽赦释放,形式上还是应该“一律进行起诉”。其理由是中国已经把大多数战犯拘留了五年以上,所以至少须要宣告一个与这段时期相符合的罪行。在起诉对象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11月初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曾想这次的讨论并未沿着廖承志等人所希望的方向展开。会议起草的

于11月7日《请示报告》提出了“可以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l5年以上徒刑”为29人、“可以判处八九年有期徒刑”为l20余人的处理意见,重新建议应该宣判死刑。这意味着原来的决定遭到了基层的抵制。这样一来关于量刑的强硬意见就占了优势,但同时跟起诉对象的选定密切相关的起诉根据被认为存在着证据不足的问题。《请示报告》指出,即使是占起诉预定者大半的“徒刑八年至九年”的战犯,也存在着“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但证据不全,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的状况;而除此之外的宽赦释放预定者,则“既缺乏具体材料,也没有什么旁证,能确定的仅是他们的官职。目前又不能根据这一官职一律判处六七年以上徒刑”。这个起诉证据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是关系到了中国对日战犯处理政策的本质的。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解决了关于起诉对象的问题,就是“实际上起诉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苏联顾问的介入确定了方向。ll月21日的《请示报告》中指出:苏联顾问强烈主张“在苏联已扣押5年上下了,对这5年羁押时间应该算在刑期内”,一旦起诉,最低限也不得不判处“10年以上”(从1945年8月起算)的徒刑。其实,除了徒刑预定者以外的大多数都处于“缺乏具体的资料”、“没有有力的旁证”的状况。当然,仅仅以“职位”为理由,一律判处有期徒刑l0年以上,即使是照顾国际惯例也是不可能的。何况,考虑到一般士兵占有战犯相当部分的事实,结论自然很明确。

这个结果,在11月21日的《请示报告》建议:“根据罪行证据办事,实事求是,能判的判,不能判的免予起诉”的方针。其实,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与此同时,已经长期拘留了战犯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必须要说明这两个事实的原因。

梅汝璈作为法律专家,针对这个难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他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审判员,参加了东京审判,新中国建立后任外交部顾问的梅汝墩,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以廖承志为中心的侦查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的讨论。12月10日,梅汝墩在给廖承志的意见书中很强烈地申诉,“不可说成是由于法律技术上或司法程序上的原因(如“罪嫌轻微”或“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就是说,必须贯彻“有罪但是免除起诉”的观点,“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我们是基于政治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决定把这些人‘免予法办’予以释放并遣返”。12月20日的《请示报告》的主旨受到这个申诉的影响,在此之后中央做出决定。首先,关于起诉对象,根据“实事求是”的方针,对于“罪行较重”且“罪证具体”、“可判12年以上徒刑”的82人予以起诉。另外,从“考虑到在押战犯有1000余名,也不宜审判过少”这一现实出发,对于“罪行比较轻微”、“有部分的罪证”的73人,也同时予以起诉。这个追加起诉对象的大部分是太原拘留者,其依据是他们除了“侵略中国”以外,也有“反革命”的“双重罪行”,并且,比苏联移交的战犯拘留期间短。

还有,关于量刑,前面提到的梅汝璈的意见书中赞同廖承志的方针也能作为考虑理由之一,意见书中建议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这是始终要求判处死刑的基层与为了体现中共领导意向而进行说服工作的廖承志之间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妥协。结果,具体量刑方案为无期徒刑15人、徒刑20年21人、徒刑l8年24人、徒刑l2年10人、徒刑6年至l0年61人,起诉对象共155人。然后又提议,此中“表现良好者”73人和重病者5人判决后宽赦释放。

为期三个月的讨论的结果,被送交给中共领导者。l2月27日,周恩来跟公安部长罗瑞卿及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商议,于翌日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本节开头列举的“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的方针。1955年末,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为了做总结报告专程到北京出差时,周恩来直接把中央的决定传达给了他。

根据“宽大处理”原则,以及调查日军战犯罪证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195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日军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周恩来解释说:这批日军战犯“关押已经十年了,经过了十年上下的看押,对他们多数人的罪行来说,这些年也等于徒刑的期限,也就是说可以抵偿他的罪行了。若再判十年或者十二年,那就是重刑了,这就和我们宽大处理的政策不合了。我们确定对绝大多数人还是以实行宽大,分批释放,不判刑为好……对大多数在押战犯,我们打算分成三批释放,这样影响会很大。”据此,参加审判的公检法人员最终确定只对这1000多名日军战犯中的45人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中国政府的这一宽大措施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干部们的强烈不满,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金源回忆说:“谭政文副检察长和孙明齐所长给基层最前线的东北工作团及战犯管理所的职员传达党中央决定的时候,不仅一般干部,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谭政文带着基层的不满拜访周恩来,周恩来表示:‘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谭政文返回抚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周恩来指示,但许多干部仍然不接受这个指示。”最终不得不动用“党中央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组织纪律才压制住这种不满情绪。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4次,分别对这45人判以8到20年有期徒刑,刑期自1945年战败被擒关押之时起算。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其他1017名日军战犯(关押期间因病死亡47名)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中被判最高刑罚的有期徒刑20年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因为重病,判决后即被假释,与第二批被免诉释放战犯一起归国了。此外,正在服刑的战犯44人,除了1人死亡之外全都于1964年3月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急于释放这些日军战犯,是因为此举“有助于我们争取日本、孤立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放回去这批人,可以让他们做日本军人的工作(来中国参观),日本军人参观回去,对在日本做工作很有用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说了好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收获。日本社会党对中国的政策,证明我们的工作发生了影响。他们主张承认新中国,恢复邦交,互不侵犯。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主张由中国作为内政问题来解决,主张新中国在联合国应代替蒋介石,他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政策和我们是相同的。

1956年6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特别军事审判的形式开始了。最终被起诉者,有关东军的相关人员(抚顺)8人、“满洲国”相关人员(抚顺)28人、山西残留相关人员(太原)8人,特务间谍相关人员(太原)1人,一共45人。其中被判最高刑罚的有期徒刑20年的,有“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陆军第il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处长齐藤美夫少将、陆军特务机关“富永机关”主事富永顺太郎等4人。不过,武部因为重病,判决后即被假释,与第二批被免诉释放战犯一起归国了。此外,正在服刑的战犯44人,除了一人死亡(陆军第39师师团团长佐佐真之助中将)之外全都归国,其中29人是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的。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战犯处理政策被评价为“宽大”的原因。

从审判的整个过程来看,不得不说我国当时的法治环境还很不够,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都没有必要的法治意识,政治对于法律进行了过多的干涉,比如已经羁押了近十年就要判处相应的刑罚,这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在现在可能还有市场,审判案件不是依法进行而是根据需要。

由于司法不独立,导致整个审判过程都无法保证完全的公平,日本战犯得到了他们不曾想过的自由,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恐怕到死都不会知道,他们本来就应该享受法律给予的自由,他们可以获得自由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因为公诉机关没有办法具备法庭上认可的有足够证据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罪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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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宽大处理个JB,何等可笑的宋襄公之仁

看到这实在没法看下去了

天朝就是缺乏毛子那种血债血偿的气魄,怪不得被身边的弹丸小国一个个骑在头上拉屎


其实对付那些恶贯满盈的小鬼子的最好的办法是送它们去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强迫它们接受最能触及和改造灵魂的劳动改造,在年迈力衰油尽灯枯之时再特赦回家。

4楼ceasa

贻害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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