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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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延安日记》是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作为苏联联络员派驻在延安时所写的日记,出版于1973年。日记记述了他在延安期间的所见所闻。日记中,对中共的整风运动,抗日活动,中共领导的言谈举止作出了评价。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现近代史,他的视角比我们自己的一些史学家会更超然一些,顾虑更少一些。并且这是一个可以与领袖们平等对话的人,而国内的传记作者几乎没有人真的见过这些大人物。和电影中的高大伟岸不一样,大人物们也会开粗俗的玩笑,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对侵略战争和内战的政策也和教科书中

《延安日记》是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至1945年作为苏联联络员派驻在延安时所写的日记,出版于1973年。日记记述了他在延安期间的所见所闻。日记中,对中共的整风运动,抗日活动,中共领导的言谈举止作出了评价。这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现近代史,他的视角比我们自己的一些史学家会更超然一些,顾虑更少一些。并且这是一个可以与领袖们平等对话的人,而国内的传记作者几乎没有人真的见过这些大人物。和电影中的高大伟岸不一样,大人物们也会开粗俗的玩笑,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对侵略战争和内战的政策也和教科书中的叙述南辕北辙。想想几十年受的教育和这些史料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无法接受。

作者小传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生于 1905 年。最早曾在沃龙涅什农具厂当装配学徒工,后来在齐霍列茨克火车头修理厂当装配工。1927 年加入联共(布)。1931 年应征入伍。复员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毕业成绩优异。 1938年5 月至1940年中,彼·巴·弗拉基米洛夫是塔斯社驻华记者。1941年 4月~8 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 1942年5 月他被派往延安特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到 1945年11月为止,他一直在延安。1946 年他在苏联外交部任职。1948 年至 1951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195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1958年9 月 10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既记录了他个人的观感,也摘记了正式通讯的材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受到特区惩治机构头子康生的严密监视,而笔记和日记是便于保存翻译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文章、报告与来往电文等材料的唯一安全的地方。

1942年 5月 18日 中国同志正在开会,为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报告喝彩。这样的会我参加了几次。我还没拿到印出来的文本,但我一定要求中国同志给我这些材料。 晚上我和尤任一起议论这些报告的内容。我很奇怪,在同日本进行长期战争、中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大谈特谈“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问题。党的作风也许需要整顿,但这无疑是个次要问题。

1942年 5月 23日 康生告诉我们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形势: 1. 北线有110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说明约有 120 万军队。其中有28 个师,即30万军队,包围了特区。大约有2万5 千兵力集结在通向新疆的大门口。 2. 中线有136 个步兵师,3 个骑兵师。总共有140万军队。 3. 南线有52 个步兵师,11 个步兵旅。总共约70万军队。 4. 在缅甸方面,有3个步兵师,约3 万2 千兵力。 由于国共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现在已把对付日本的 28个师转而包围特区!这是对日本人有利的事,日本人显然利用了中国最有影响的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互不信任。

1942年 5月 29日 整风运动逐渐具有群众性了。现在,不仅要求党员,而且甚至还要求战士和老百姓死记硬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以及“整顿三风”等等报告内容。 在艰苦的战争和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以及在日本公开准备进攻苏联的形势下,这样一套做法看来是荒谬的。 整风运动无疑是想掩盖某些非常严重而毛泽东又十分需要的事情。正是他发起了这场运动。

1942年 6月 7日

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延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谁提起过李大钊、瞿秋白和中国其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特定策略的产物。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

1942年 6月 17日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1942年 6月 18日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们把封建的中国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精心培育。遗憾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到今天还没摆脱这种影响。 在中共领导中,毛泽东派正在占上风。这表现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上,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领导的政策真叫人叫惊!

1942年 6月 23日 康生昼夜都在毛泽东那里。昨天,他竭力想使我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创造“革命战争的最新战术”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如何伟大(不单单是中国的革命战争,而是全部革命战争!)。他说全体中国人,甚至包括敌人,都承认,运用“机动战术”是他的创造。由于采用这种战术, “我们过去常常打败蒋介石军队,现在又打败日本人。” 小股兵力或游击队的机动战术,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顺便说一下,还有许多真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早已为别人所阐明,他们把这些真理的“发现”也归之于毛泽东。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机动战术”,就是对占领者避不采取任何战斗行动的战术。

1942年 7月 9日 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的情况感到沮丧。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

1942年 7月 18日 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 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 “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形势行事。”

1942年 7月 22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 “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 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

1942年 8月 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军的前线去。在前线,我们就可以把中共领导所讲的话,同他们的政策对照一番了。 .......... 康生想让中共中央委员反对同国民党联合,以便不惜代价地挑起武装冲突。这个问题使人联想到康生会不会是个日本特务。他坚决反对积极抗击占领军,煽动毛泽东把全部军队从抗日前线撤回后方。 中共的领导成员一直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而现在由于苏军正节节败退,他们简直就完全以敌对态度对待我们了。

1942年 8月 16日 当我和阿列耶夫在一天晚上等待我国情报局传来前线消息时,阿列耶夫说: “我认为,大部份青年人 1940 年之前就都离开了特区。留在这里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于1936年到1938 年来到这里,那时他们还不到二十岁。在抗日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们为浪漫主义的幻想和一时的狂热所驱使,来到延安。有些生活上完全没有着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希望有机会在延安多上几年学,从而能过上尽管是贫困的,但却是有保障的生活。许多青年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能够乘时代的潮流前进,相信党会更加强大,从而他们也就能很快爬上去。 在大学里,男女青年对冗长而无用的会议,对漫无目的、往往会弄成造谣中伤的批评逐渐地感兴趣了。他们可以作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发言,内容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还能整天整天地闲聊。 他们知识浅薄,尤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知识浅薄,却喜欢谈论一切问题,并希望有朝一日担任重要职务。同时,他们却又不屑于做日常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学医或无线电报务课程,因为这些学科提供迅速升迁的机会很小。

1942年 9月 18日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在兴县地区,一支支很小的、五至四十名士兵组成的日本警备队占领了一些村庄,这些村庄被数量上占优势的贺龙部队己围了。我问他们,歼灭这些讨伐队很容易,为什么他们不把村子夺回来八路军战士看着他们逍遥自在。他们纠正我的话说: “他们那边有四百个士兵,不是四个!” 我们下马和战士一块抽起烟来。他们承认: “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端了这个碉堡,日本人就会派援军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不来碰我们。

侵略者把收割的一部分庄稼运往日本;还运出了工业原料,显然都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日本人自由自在地支配这个地方,他们把中国人当劣等民族对待,把中国人当牲口用。日本人强奸妇女,强迫她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虐待老百姓而不受惩罚,稍有不服从就要杀害他们。 人们自然认为,八路军是在等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战争的结果,而在特区这里,大家对苏联人民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 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遗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为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 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针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 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蜕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朴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 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刻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 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什么国际主义的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1942年 10 月 22 日 毛泽东利用表面上正确的分析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口头上说团结,行动上却拒绝团结,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减少了,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提出来了。

1942年 10 月 25 日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中共领导还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在军事问题上,毛泽东及其随从主张“保存实力”的战术,这意味着削减战斗行动。

1942年 10 月 30 日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过高估计了德国人的成就。因此,他们得出了苏联可能会战败的结论,从而拒绝由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他们暗示,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实力的理论是正确的。看来,甚至是不惜背信充义。

1943年 1月 19日 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我不由得想起了维克托·雨果的话:把时针往前拔,并不能加速时光的流逝。

1943年 1月 29日 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 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 120 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 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中共正重新部署其精锐部队。它们要撤离华北地区。新驻地是特区。这些部队大体上已在朝西安方向集结。

1943年 4月 23日 整风和抓“特务”,使整个延安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中共领导破坏了重庆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确定了中共在革命现阶段应有的地位。共产党如取得合法地位,就能有大量的机会从事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但是,中共领导却想对国民党发动武装冲突。

1943年 6月 30日 中共部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部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

1943年 8月 21日 延安形势不佳。物价在上涨。莫斯科发给我们的月薪中,相当一部份作为我们个人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捐献,成了中共的资金。

1943年 9月 22日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 120 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

1943年 10 月 19 日 两个民族主义者,虽然从不同立场出发行事,但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 可是,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

1943年 12 月 26 日 康生的资料: 八路军的兵力:387,245 人。武器:步枪 19 万支;机枪 3,187 挺;重机枪 360 挺;大炮 232门。 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 35 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的 40%,有3,450 万人。 这地区共分以下四个军事行政区: 1. 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最牢固的基地)。 肖克、钟[期光]和聂荣臻在这个地区活动。作战部队归聂荣臻指挥。 2. 晋西北边区。 土地面积4 万平方公里。人口 175万,军队有6万5 千人,由贺龙指挥。他的两个副手是续范亭和政委关向应。 3. 晋冀豫边区。 土地面积 22 万 5 千平方公里;人口 1,350 万。这是军事上最不重要的地区,刘伯承的第 129步兵师等部队,总共9万5 千人,在该区活动。 4. 山东边区。 人口4 千万。主要的作战部队是林彪的第115步兵师,该师同张经武的为数达 8万 5千人的山东纵队配合作战。

1944年 6月 27日 中央政府军事上的失利是上天赐给中共领导的最好礼物。在与美国进行的政治赌博中,毛泽东赢的机会出乎意料地增加了——美国人正在狂热地在亚洲寻求军事支援。双方现正相互试探着,随时可能进入实质性谈判。

1944年 7月 15日 毛的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此后共产党将奉行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反对国民党的总路线。从他的话里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内最近形势的发展,对共产党领导来说是格外的喜人。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处于危机的边缘,濒临崩溃。因此,与国民党进行会谈的方式过时了。不再需要会谈了,会谈阶段已经过去。 。中共中央主席不仅想得到武器并推翻蒋介石,他还想利用美英对特区的承认,来阻挠苏联有效地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总之,他想使苏联所有的外交努力都落空。

1944年 7月 22日 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纵容侵略,听任国家被日本占领,背叛为了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利益而正与法西斯斗争的苏联——这一切都是毛的惯用策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44年 7月 23日 毛泽东很喜欢人家把军事上的胜利都记在他的名下,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这些胜利归功于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领导。

1944年 8月 3日 中国前线正在崩溃。有些地方实际上没有前线。日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即将占领河南。 中共领导听到蒋军在河南和湖南战败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上天赐给毛泽东的一份礼物。他与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加。他未来的内战对手正在被削弱。 他的盘算很简单——只要蒋介石吃败仗,特区就能得到好用的武器。

1944年 9月 7日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份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份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

1944年 9月 23日 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再次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要求把失败主义份子和法西斯份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还有几篇文章将陆续发表。其中一篇尖锐地批评蒋介石体制,赞扬特区的经济制度。 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小会议。发言人猛烈攻击国民党和重庆政府:“打倒一党专政! ”

1944年 10 月 10 日 中央政府军在湖南和河南的出乎意料的失败,居然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从一个乞讨者的处境一变而为自信的、怒气冲冲的讉责者了!

1944年 10 月 14 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他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为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1944年 11月 4 日 我即将译完这本书。下面是中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一览表: 一、陕甘宁特区。 二、华北: 1. 晋察冀边区。2. 冀热辽边区。3. 山东根据地。4. 晋冀鲁豫边区。5. 豫西。6. 晋豫。7. 晋绥根据地。 三、华中:1. 苏北。2. 苏中。3. 苏南。4. 鄂豫皖边区。5. 淮北(安徽省的淮河北部)。6. 皖赣边区。7. 浙东。8. 江浙边区。 四、华南:1. 浙赣边区。2. 湘鄂边区。3. 海南岛。4. 东江地区(广州附近的东江盆地)。

1944年 11月 20日 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 共产党有一支相当大的军队,还有民兵。就在最近,民兵的实力估计为 200 万人。现在,在文件中却被任意增加了20万人, 220万的新数字已经报告给莫斯科和美国人了 (毛对我们也不顾忌了)。他把这个谎言传出去,心里头有个明确的目标——使莫斯科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共的兵力实际上和国民党的兵力不相上下。这种数字对比,并不反映真实的政治形势,它导致对力量对比作出不正确的估价。 我知道得很清楚,200万这个数字也是假的。最近就散布过一个小得多的数字!即使按叶剑英提供的可以相信的数字,也绝不可能超过 100 万人。但是,就连这个八路军的参谋长,也有意虚报。附带说一句,虚报是军队和党的所有负责人的一贯手法,人人概莫能外。人们别想在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撒谎已成为一种策略。

1944年 11月 23日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他们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最近中共中央主席对师长们所发出的命令,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毛泽东宣称,首要的任务是要使蒋介石军队无法向沿海进军。“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国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解放领土。 ”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命令,决不许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仍必须限于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行动。 中共中央主席所发出的命令是朱德告诉我的。

1944年 11月 25日 日本人的进攻,对中国来说,真是一场军事大灾难。桂林失守了。在柳州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在华南的最大基地——炸毁了。成亿美元的贵重装备被破坏了。随着桂林、柳州两处空军基地的陷落,通向盟国在成都、重庆、贵阳所设的最后几个空军基地的道路就打通了。陈纳德的航空队拼命打击日本的突击队。 中共领导之所以要缔结条约是为了进行欺骗,因而对履行条约甚至连样子都不装一装。 毛泽东在竭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向西挺进,以便在协助美军登陆作战的幌子下,自己可以捞到武器和弹药。 中共军队用这些物资装备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按他们自己的计划行动,夺取大城市和战略中心,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抵抗。这样,毛泽东把赶走侵略者的“麻烦”宽宏大量地让给盟国,将来也许还要让给苏联。为了争取统治这个国家,他宁可去同蒋介石打仗。

1944年 12 月 14 日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1945年 2月 12日 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本身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席说,去年,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八路军和新四军。 只有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才会在 1943 年 7 月发动反国民党运动,以及把八路军撤离前线,而使特区面临失败的危险! 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负责的做法!对毛说来,首先就是必须证明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掀起反国民党歇斯底里的破坏抗日的作战活动(这种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怀)。

1945年 4月 21日也虚构一些数字,设法掩盖八路军抗战(和部分掩盖新四军抗战)的真相,掩盖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的真相。

1945年 6月 3日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以及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1945年 6月 5日 观察组留在延安,毫无收获,成了笑柄。尽管如此,美国人还很看重这个观察站,很沈得住气地在干工作。

1945 8 18 日军在我们的前线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已开始投降。 在缅甸,有个别的日本驻军,也还在继续抵抗。 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自杀。 东久迩宫亲王奉命出任日本首相。这位亲王并不是个主和派。他生于 1887 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法国住过七年。1937 年,他当过日本武装部队的空军首脑。 在奥地利开始了对战犯的审讯。 戴高乐为已判死刑的贝当减了刑。这位法国前元帅将被送到一个堡垒中去,终身监禁。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1945年 8月 19日 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 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 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1945年 9月 2日 国共分裂的深化,使中国濒于民族灾难的边缘。前几年的军事行动是很可悲的,预示日本法西斯行将取得胜利。但毛对这种事态的变化并不着慌,他考虑了世界的政治形势,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国内夺取政权上面,而把打败日本的困难转嫁到苏联和盟国的肩上。毛玩弄政治阴谋而不是积极从事反侵略者的斗争,却等着苏联和盟国把德国打败后,拿出它们全部军事实力来对付日本。国家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人民死于饥饿,处于困境,而毛却在等待,等着能用他的全部兵力来夺取政权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 日本法西斯主要是靠美国和苏联打败的,这使中国消除了受侵略者奴役的威胁,消除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但毛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政策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由于毛默许日本侵略而死亡枕藉,财产损失也不可胜数。

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籍 《走向权力的长征》(纽约普来格出版社 1972 年版)是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最全面的书。这本书很值得读一读,它提供了长征、遵义会议和新四军事件等许多事情的历史背景,而对这些事件,弗拉基米洛夫只是提了一下,没有作详细的解释。 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马蕯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1年版)中,对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提供了历史背景,并很好地描述了延安地区的地理情况。要了解在《延安日记》一书中占重要地位的当时的一些具体事情,有关军事和宣传方面的事情,可参看查默斯·约翰逊着《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危机(1937~1945)》(斯坦福大学 1962 年版);有关整风运动,参看博伊德·康普顿着《毛的中国:党改革的文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1952年版);有关毛与国民党之间不稳固的联盟,参看莱曼· 范· 斯莱克着《敌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 1967 年版)。有关当时美国的作用以及中国的一般情况,谭丛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作了评述(芝加哥大学 1967年版)。 还有几本写得不错的毛泽东的传记可供参考,如爱德华·C·赖斯着《毛的道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1972 年版),斯图尔特·施拉姆着《毛泽东》(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 1967 年版)《延安日记》中提到的毛的讲话和著作,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北京外文出版社 1961~1965年版)。弗拉基米洛夫提到的许多人的简历,见唐纳德·W·克莱因与安妮·B·克拉克合着《中国共产主义的人名辞典》(两卷本,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1年版)。 最后,弗拉基米洛夫提到的还有几本去过延安的美国人(多半是高级的政界人士)写的纪事,如大卫·巴雷特着《军事使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 1970 年版,西奥多·怀特与安纳利·雅各比合着《中国的惊雷》(纽约,威廉·斯隆公司 1964 年版)。约翰·谢伟思的战时军事公文已由约瑟夫·W·伊谢列克编辑出版,标题为《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纽约兰登公司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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