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涿鹿不是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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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笔者坚决反对,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河北涿鹿县人民政府在涿鹿联合召开荒唐无知的“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1、蚩尤从字义上解读是野猪群落;涿鹿:指豬和鹿出没的地方;形声猪猡。如果把蚩尤奉为先祖,与黄帝所处的地域对蚩尤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蚩尤是野猪群落,也是从倉颉創立文字中阐释得出的,即使不能理解倉颉創字“蚩尤”的含义,也不能为先祖。蚩尤之乱是动物灾害,尊奉为先祖,与黄帝戰蚩尤文明相悖,意识形态差异,黄帝与蚩尤并称,岂不辱没了黄帝。河北的涿鹿不可能是涿鹿之战的涿鹿。2、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


笔者坚决反对,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河北涿鹿县人民政府在涿鹿联合召开荒唐无知的“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1、蚩尤从字义上解读是野猪群落;涿鹿:指豬和鹿出没的地方;形声猪猡。如果把蚩尤奉为先祖,与黄帝所处的地域对蚩尤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同。蚩尤是野猪群落,也是从倉颉創立文字中阐释得出的,即使不能理解倉颉創字“蚩尤”的含义,也不能为先祖。蚩尤之乱是动物灾害,尊奉为先祖,与黄帝戰蚩尤文明相悖,意识形态差异,黄帝与蚩尤并称,岂不辱没了黄帝。河北的涿鹿不可能是涿鹿之战的涿鹿。2、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黄河中下游的渭水一代,与河北的涿鹿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3、倉颉創字阐释黄帝战蚩尤的历史事件,倉颉創字与黄帝同处一个地域。河北的涿鹿对倉颉創字一无所知,对蚩尤的灾害也一无所知,也就说明了河北的涿鹿不是涿鹿之战的涿鹿。炎黄活动在渭水一带,处于秦汉中游。黄帝抗击蚩尤灾害,不可能一直打到河北涿鹿一带。黄帝戰蚩尤的文化与文明都没有到辐射达河北。黄帝戰胜蚩尤以后,不可能将政治中心建于河北涿鹿。“三祖”的概念只是地方文化,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更不能代表中国文明。“三祖堂”是颠覆了中国古代真正的文明。

黄帝戰蚩尤的事件,是中国历史的原点是秦汉政治中心,这一原点只有倉颉創字中解读最为准确。五帝时期抗击自然灾害所处的地域,是在黄帝戰蚩尤的地域有所扩大,与河北的涿鹿也没有关系,说明黄帝抗灾除恶的文明并没有辐射到逐鹿。炎帝、黄帝出于少典,典:曲丌,曲:農字首,丌:祭祀案台,典:農业祭祀,少典:指農业不发达的地区。并不是指某个人。炎帝早于黄帝,指史前火耕先民的总称。炎帝与黄帝同处一个地域。炎帝的火耕是黄帝戰蚩尤的缘由。历史的延续性在倉颉創字的字义中得以阐释。

夏商周的政治中心并不是秦汉地域,而是黄汉中游,也就是夏商周的黄汉中游,并没有完全接受黄帝戰蚩尤的文明。商代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能是倉颉創字体系下的分支,并不是倉颉創字的正统。倉颉創字的正统脉络仍然是秦汉地域。倉颉創立文字本身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与倉颉阐释抗灾除恶文明不一致的,也就是黄帝的文明尚未辐射的地域。

李先登先生在《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文中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这些学者研究黄帝时期,重要的一点没有解读清楚,也就是蚩尤的身份。蚩尤是野猪群落,蚩尤出于东夷,东夷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山东等地,这些不足为怪,因为,理解蚩尤是野猪群落,可以出于任何地域。有人认为贵州、湖南的苗族出于三苗,其实,三苗也是指野猪群落,三苗是蚩尤的后裔,就不可能指苗族。所以,研究黄帝时期的文化,蚩尤是野猪群落,并且是野猪灾害融入在倉颉創字的字义中。有些疑问,后来的学者不知倉颉創字字义,牵强附会,拉扯到一起。“黄帝”与山东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炎黄活动地域是中原,中原的地域并不是现代所指的中原。中:抗击蚩尤(动物灾害)之意,原:原点、原始、原头,不仅涉及到地点的原点,时间的原点,事件的原点,还有抗灾除恶的意识形态的原点。蚩尤是人与嘼,没有搞清楚,就把涿鹿、新郑等地作为黄帝文明的原点,“三祖堂”就是人兽不清。黄帝与文献中记载蚩尤的东夷集团接触地带是豫东、鲁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交汇之地,还有河北的涿鹿,都是两回事。

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和西进在其晚期达到高潮,对此学者已有详尽的研究。这是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文明的辐射范围,是随着倉颉創字的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辐射的程度来分析。栾丰实先生说:“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8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即是说,黄帝打败蚩尤应该是在距今约4600一4500年这段时间,而此期正是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河北北部与红山文化碰撞再南下在山西南部形成陶寺类型的时期。这种断言黄帝所处的时代为时过早,因为,黄帝戰蚩尤是人类与野猪群落之间的戰争,文化的辐射,看不出这个源头和事件的发生年代。黄帝的抗灾除恶的文明仍然处于秦汉一代,大汶口文化只能反映黄帝时期可能出现的文化状态,看不出文明的含义。迁徙和移民也不能称为黄帝时期的历史,迁徙和移民还是炎帝时期后期的历史。蚩尤,也就是野猪群落形成的严重的灾害,《诗经,北魏,硕鼠》中“适彼乐土,适彼乐国”等也就是迁徙和移民活动。黄帝戰蚩尤应该是迁徙和移民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

从倉颉創字中可以认识到黄河流域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发生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的事件。至于文献中记载的太昊、少昊应该是荆楚文化的产物,包括神農也是以荆楚文化为主轴线,两者有类似,雷同,但是,阐释的历史事件不同。所以,黄帝与太昊、少昊在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中是相悖的。黄帝时期的历史阐释以倉颉創字的字义,作为主要思维逻辑,分析得出的文化、文明的含义是清晰的。文献中对太昊、少昊、包括共工、祝融等记载,是不全面的,倉颉創字的释解字义的方法,也难以求证和纠正这些传说中的信息。确定他们的年代,也就更加困难。

因为大汶口文化与少昊部族相关在学界几乎已成为定论,在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年代排在少昊之前,炎蚩之战早于黄蚩之战,确定黄蚩之战只能从黄河流域的秦汉文明原点中确定黄帝时代的年限,不可能从少昊传说中确定年代。笔者认为黄帝时期的年代,没有确切的依据可以验证黄帝斩杀野猪(蚩尤)的年代。确定其它时间的年代只能与黄帝时期的对比以后才能确定。即使距今4708年等数字,也是估算、猜测,不是求证。但是,必须理解事件的性质,暂定某年为黄帝元年,也未尝不可。但某种关键的逻辑吻合以后,再给予确定也不迟。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原点,确定这个原点应该慎之又慎,与地方文化不能混为一谈。这个原点不仅事件上、地点上、时间上都能吻合。实际上,集中于一点“人”的概念上的统一,也就会倉颉創立“人”的字义上的统一。对倉颉創字一无所知,主观臆断涿鹿就是黄帝戰蚩尤的涿鹿,不仅对历史、文明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愚蠢、愚昧的固执,实际上是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文明,而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包括“有熊”“新郑”是否与黄帝有关,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轩辕丘”就是这个破绽的突发点,轩辕指南车是战胜蚩尤的有效武器,并不是土丘。

笔者认为黄帝的中原指黄河流域中下游的秦汉地域、渭水一带,“涿鹿”和“有熊”必须与黄帝戰蚩尤的事件,或者倉颉創字存在可信的必然逻辑,否则涿鹿、有熊等与黄帝无关。黄帝应该是陕西黄帝陵附近的地域,少典地区(農业不发达地区),蚩尤灾害盛行时,可能出现过迁移的事情等。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不容地方文痞颠覆,“三祖堂”文化不可信,也不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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