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需跨过愤怒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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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兴需跨过愤怒门槛

寒竹


最近几年,中国人显得越来越容易愤怒。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大动肝火的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公交车上为了一个座位,可以大打出手;飞机上为了座椅背的调节,会以拳头解决;医院里患者对医疗的结果不满,会拔刀相向;交警执法,可招来唾沫和耳光;中国游客在海外动辄发飙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有着几千年温良恭俭让传统的中国人,今天到底怎么了?是生活条件恶劣造成的吗?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处于有史以来提高最快的时代。那些在海外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闹事的游客,不大可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的吗?但这些愤怒者的发飙对象,常常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总不能说为了争抢公交车座位的打架事件,也是体制的落后或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吧?


对于中国社会充满愤怒情绪的现象,笔者以为,用经济决定论、体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来解释都是片面的。要理解中国人的愤怒,必须要从转型时代的特殊性来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后发国家易陷入“愤怒陷阱”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尽管是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飞跃,但通常都会引发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会在转型期内集中涌现,原有的社会平衡机制在众多矛盾冲击下逐渐失效;其次,历史传统在转型中出现短暂的断裂,传统信仰和社会准则被视为进步的枷锁,被社会精英弃之如敝屣,普通民众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这么一种繁荣与混乱、进步与沉沦交织的时代,正是狄更斯所讲的最好与最坏、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共存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正是产生愤怒的温床。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时代的产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都会经历这种阵痛。但具体到先发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巨大的区别。相比较而言,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阵痛要少得多,民众无意识的集体愤怒也远未对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相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先发国家有以下两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首先,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进步过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因都是来自内部。随着近代以来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西方先发国家陆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社会转型。由于这种转型通常会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各种社会矛盾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化解掉,历史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都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完成。总的说来,先发国家在社会转型中遭受的痛苦和孕育出的愤怒情绪,要比后发国家轻得多。


其次,先发国家由于在时间上占有先机,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把大量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后发国家,把愤怒的情绪输送到海外。在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宗教迫害的群体输出到了北美大陆;暴力犯罪人员遣送到了澳大利亚;一无所有、但又不甘平庸的人则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国家中寻找冒险家的乐园。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踏在后发国家的躯体之上完成的,前者转型中的痛苦很多被转移给了后者。


因此,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说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被迫卷入的,其动力始于西方先发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直接嫁接到传统的农耕社会、渔猎社会或游牧社会上。所以,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比西方先发国家要短得多。


在许多学者看来,后发国家借助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迅速转型,是一种后发优势。但是,缩短现代化进程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后发国家借助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可以后发先至,但是快速转型意味着本来两三百年陆续出现的社会矛盾会在几十年间集中爆发,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将呈现出突变状态。相比先发国家自然形成的现代化进程,后发国家这种被动的,时间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的痛苦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绝大部分的后发国家来说,世界上早已没有尚未开垦的新大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愤怒情绪根本找不到对象可以转移。必须承受急剧转型酿下的苦果,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命运。


西方学者在解读后发国家社会转型失败时,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把所有无法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归结为无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所有后发国家面临的是一个“愤怒陷阱”。由于后发国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被迫转型,由于在时间上高度压缩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且只能内部消化所有的矛盾和愤怒,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结果而失败。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的非西方国家寥寥可数,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能跨过转型中的“愤怒陷阱”。一旦社会中无意识的集体愤怒像野火一样蔓延,这种愤怒情绪往往把社会推向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街头革命”、“广场革命”其实并不是从一种旧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飞跃,而是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宣泄。或者,为了消解无意识的集体愤怒,政府推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福利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最后引发更大的愤怒情绪以及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高速转型导致新旧矛盾交织


作为一个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中国今天遭受的社会转型痛苦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一样。但是,由于中国是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革命建国,继之以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以革命建国的国家,中国有着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的优势,这就是中国的自主性。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革命具有双重性,这场革命既是底层民众推翻上层社会的平民革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所以,中国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独立后仍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完全的自主性使得社会在转型中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很难在转型中溃散。这当然是中国的优势。


但是,中国的国情在某些方面又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在经历了34年的改革后,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并不仅仅是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时的转型期矛盾,还有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这种新旧矛盾交织的现象使得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愤怒尤为强烈。


很多人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却常常把目前的问题简单化,把今天中国的问题都归结为改革不够彻底,看成是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而今天尚未解决的旧问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时间上看,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是30年,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是34年,改革开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改革前的时间。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严重的社会弊端,那么在34年的改革中难道没有因为改革的失误而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吗?如果说改革前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难道在改革的34年中就没有走过弯路而形成新的问题吗?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将会不得不承认,在教育、医疗、文化、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领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是在近些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今天中国既有改革前30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在34年的改革中形成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愤怒,是有深刻历史、社会根源的。中国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道路,高度压缩了现代化转型的时间。激烈的改革在摧毁旧的社会弊端时,又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人们极易动怒,社会极为浮躁,其实是很自然的。如果简单地把中国人不高兴、爱发怒,归结为中国的根本制度,归结为中国人的文化或素质,可能会掩盖现实的真相,从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


接续传统才能抚平愤怒


如前所述,愤怒的情绪是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消除的社会现象。而中国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高度压缩了社会转型的时间,改革前与改革中形成的新旧矛盾集中爆发。这些矛盾每天都刺激着中国人,长此以往,社会心态趋于紧张,人们容易一触就跳,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火冒三丈、大打出手。


愤怒情绪虽然有其根源,但这并不等于要听之任之,甚至坐视其四处蔓延,进而波及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界、政界和媒体界的有识之士,都应该认真考虑纾解之道。


从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看,历史传统是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社会愤怒情绪的力量。西方国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对历史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大加挞伐。这种彻底割断历史的行为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反面催生了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从埃德蒙•伯克开始,保守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平衡激进革命思潮的强大力量。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最终都跟传统接轨,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传统决裂后转型成功。


为什么传统能够抚平愤怒的情绪?为什么历史传统能够平衡极端思潮?答案在于传统能够给社会提供一种在数百年或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和行为规范。现代化进程虽然会打破旧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但社会最终要重建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而新的信仰和行为规范不可能割断历史而凭空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保守主义认为,人类文明是生长起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


中国在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一败再败的反抗中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国的知识精英把失败归罪于传统文化,以至于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旧传统。这种对传统的讨伐虽然在救亡图存、发动革命中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果,而这种负面效果在今天的社会转型中暴露得尤为突出。


在今天的中国,重建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已经是迫在眉睫。中国以13亿人口之众,以超过西方数倍的速度向现代社会转型,如果没有能够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能够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准则,中国就有可能会掉入后发国家的“愤怒陷阱”,整个社会将走向溃散。宏观来看,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就是未来10年,只要平稳地走过这个过渡阶段,今天的社会问题大部分都会得到解决或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10年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门槛,越过了这个充满的愤怒的门槛,愤怒的中国人将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历史传统的主要承载者,应该在这一跨越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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