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武警部队领导班子的历史与现状 (198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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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武警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其前身为公安部队。其名称几经变更,领导管理体制也几经调整。 1950年1月起,全国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随后,以原第20兵团机关的基础,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构。1955年7月,公安部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解放军的五大军种之一。1957年9月,公安军番号撤销,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原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195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大部分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


简析武警部队领导班子的历史与现状

武警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其前身为公安部队。其名称几经变更,领导管理体制也几经调整。

1950年1月起,全国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随后,以原第20兵团机关的基础,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构。1955年7月,公安部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解放军的五大军种之一。1957年9月,公安军番号撤销,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原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1958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大部分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总参警备部与公安部16局合编为公安部4局,负责全国人民武装警察业务。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武装警察实行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随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机构成立。196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人和部队建制、体制不变。

1966年6月,公安部队番号再次撤销,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内卫部队,归省军区系统建制领导。原公安部队领导机构整编为新组建的第二炮兵领导机构。1973年6月,担任边防检查任务的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公安部增设边防保卫局。1974年12月,边防检查站的人民武装警察开始实行义务兵制。1975年10月,解放军担负内卫任务的县、市中队交归公安机关,改为人民武装警察,并在地区以上公安机关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公安部设立武装民警局(6局)。1979年12月,公安部边防保卫局升格为边防保卫总局,统一领导全国边防武装警察部队。1980年3月,公安部决定各地公安机关可以组建担负机动任务的武警部队,参与维护社会治安。

198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解放军担任的大部分内卫执勤任务和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以配合解放军即将进行的精简整编,使内卫执勤部队的使用与管理密切结合,保证军队集中精力抓战备。随后,在中央的统一布署下,内卫部队的交接工作于1982年底基本完成。1983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布《抽调三万人建制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命令,一批野战部队成建制(团、营、连)移交各武警总队,改编为武警机动部队。武警部队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至1984年3月,各移交部队改编基本到位。随着兵役制武装、边防、消防民警队伍的壮大,加强对这支人数多、任务重、高度分散、遍布全国、专业性很强的武装警察部队的管理和建设,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983年,武警总部的成立

1982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组建人民武装警察。将兵役制武装、边防、消防民警和即将接收的解放军内卫执勤部队、边防部队,统一组建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公安部成立武警总部,地方设立总队(省)、支队(地区)、大队或中队(县)。武装警察是公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各级党委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接受上级武警部队的领导。各级武警领导机构,要按照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原则,对部队实施管理和指挥。武警部队的编制、经费、基建投资、统配部管物资等,分别由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劳动人事部等有关部门按照对军队的管理和供应办法单立户头。编制和经费由公安部武警总部统一管理。消防的业务性开支,仍由地方负责。而早在1980年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即对内卫执勤部队的交接和领导体制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不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内卫执勤兵种,不要搞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统一指挥,不要搞庞大的统一指挥的机构。可由公安部设一个由一位副部长负责领导的100人左右的精干的管理机构,做调查研究工作。在编制序列、服装式样、供给标准、纪律要求、教育训练和边缘地区的协作这六个方面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经常性的工作实行公安部门分级管理、分级指挥。上述规定也成为新组建的武警总部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

1983年1月25日,国务院任命武警总部主要领导人:司令员李刚,政治委员赵苍璧,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鸿业,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参谋长张永堂。31日,赵苍璧主持召开总部领导人会议,上述领导同志正式到职。不久,国务院又任命李振军为武警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2月6日,武警总部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武警总部机关正式成立办公。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正式宣布成立。

与1961年首次组建武警部队领导机构时,领导成员多为原公安部队(总参警备部)领导不同,此次新组建的武警总部领导人,分别来自于不同单位。除了政治委员由公安部长赵苍璧兼任,其余领导人都来自于军队系统:李刚原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何鸿业原为铁道兵后勤部政治委员,娄殿英原为军事学院外训系政治委员,李振军原为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张永堂原为基建工程兵二机指挥部主任。

李刚与赵苍璧为陕西同乡,于1938年参加革命,并进入“抗大”学习。后在八路军115师、新四军3师和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工作,1950年随39军首批入朝参战,后任116师参谋长和117师师长。此后被选派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进修学习。1959年回国,出任总参军训部合同战术处处长。1969年,李刚即开始担任北京卫戍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何鸿业于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进入“抗大”学习。曾在晋察冀军区、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担任团长和团政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即在华北军区司令部负责警卫工作,1959年北京卫戍区成立后,先后担任北京卫戍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副主任长达11年。此后又在新组建的军政大学和军委铁道兵担任后勤部门的领导。

娄殿英于1937年参加冀中抗日自卫军,先后在八路军120师和西北野战军工作,1953年随1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回国后转隶武汉军区,先后担任团政委和1师政委。1971年后被选调到军政大学工作,担任外训系副政委。1978年后又担任军事学院基本系副政委、政委。

63岁的李振军是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位,1936年即作为一名地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进入“抗大”学习。 “文革”期间,时任47军副政委的李振军在湖南执行“支左”任务,后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等职。期间,李振军尽其所能对被疏散至湖南长沙、湘潭等地的叶剑英在生活上给予照顾。1978年,经邓颖超、帅孟奇介绍,丧妻后的李振军与贺龙之女贺捷生结合。1979年12月,李振军回到部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组长。

张永堂13岁即参加革命,在山东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担任警卫工作,1955年调入沈阳军区的公安内卫部队,先后担任过营长、团长。“文革”期间转入基建工程兵任职,领导铀矿勘探和开采。1982年8月,基建工程兵撤销,所属部队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张永堂便转到武警总部任职。

总之,武警部队重建后的首批领导成员大致有如下特点。首先是资历深厚。他们大都60岁出头,抗日战争初期参军入伍,李振军更是1936年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即使是最年轻的张永堂(51岁),也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入伍。其中李刚、何鸿业和娄殿英还作为师团职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而时任公安部的4位副部长中,凌云、李广祥、王文同也都是1937年后参加革命的干部,惠平更是1947年才参加革命。显然,新配备的武警总部领导虽然来自于不同单位,却是一个久经革命洗礼,具有较高威望的班子。

其次,“专业对口”似乎也是在安排武警总部班子成员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军事干部李刚、何鸿业、张永堂都拥有丰富的警卫和公安部队工作经验。李刚与何鸿业都曾在北京卫戍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张永堂也曾在公安和内卫部队工作过10余年。而2位政工干部娄殿英和李振军也长期从事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李振军还有10年的地方工作经验,有助于协调武警部队建设过程中,军队系统和公安部门的关系。

与当时大多数党政军系统领导班子的情况相类似,新组建的武警总部班子成员年龄普遍偏大。虽然1982年12月中央组织部和公安部在在《就武警部队各级领导机关成立临时党委和干部配备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武警部队干部队伍要年轻化”。并明确规定总队领导最高年龄不得超过55岁,平均年龄应在52岁以下。通知虽然没有规定武警总部领导的年龄范围,但首批任命的4位专职领导的年龄标准显然是控制在60岁以内(以1982年底为限)。但对于一个兵团级的领导班子,这样的年龄结构显然并不符合中央所提倡的“干部年轻化”精神。这也表明,这个领导班子具有浓厚的“过渡”色彩。



1984年,领导班子的调整与充实

1983年4月19日,中央决定赵苍璧退出领导岗位,司法部原部长刘复之出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同年6月20日正式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同年7月,武警总部政治委员也改由刘复之兼任。198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武警总部领导成员,李连秀为司令员,刘复之为第一政治委员,李振军为政治委员,李俊、黄英夫为副司令员,龚杰为政治部主任。

李连秀原任北京军区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是首位由陆军野战军直接调任的武警总部领导。与前任武警总部司令员李刚一样,李连秀同样出自原第4野战军,1938年参加革命,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此时,38军正在进行编组合成集团军的试点,61岁的李连秀似乎已经难于驾驭这支正大踏步迈进现代化的军队。李连秀调到武警部队后,年仅50岁的“儒将”李际均便接掌了这片军队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由李连秀担任武警总部司令员,表明中央希望武警部队能按照野战军的高标准加强训练和管理。1年后武警总部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原班子成员中唯李连秀一人得以留任。

57岁的李俊于1943年参加冀东军区部队,后随第4野战军南下。解放后长期在驻湖北的公安部队和湖北省军区工作。“文革”期间转入地方,先后担任襄阳地委和武汉市委书记。1979年起,李俊先后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在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82年9月起,陈丕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协助彭真领导全国政法工作,为武警部队的初创付出了大量心血。此时李俊也奉调进京,直接参与武警部队的领导和管理。

黄英夫与龚杰都是武警部队组建后调入武警担任领导职务。黄英夫11岁即入伍,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转入地方担任工厂和铁道部、北京市机械部门领导。“文革”期间,黄英夫担任北京市基建委副主任和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主任,领导北京的市政设施建设。1982年,基建工程兵撤销,黄英夫改任重新组建的武警北京市总队首任总队长。黄英夫被任命为总部副司令员后,继续兼任北京市总队总队长,由此体现出北京总队在武警部队中的特殊地位。58岁的龚杰1940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北京军区部队工作,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和陆军军副政委,1983年组建武警总部时,龚杰调任总部后勤部政委。

本次调整主要是对武警总部领导班子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通过本次调整,武警部队开始设置专职政委,这也标志着武警总部正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公安部对武警部队的领导和管理更趋于宏观,而改由公安部长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这一模式也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武警总部领导班子的配备,一方面以军队系统干部为主,以便于贯彻中央提出的武警部队“要搞军事化,要向解放军学习”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安排了熟悉地方工作,特别是熟悉政法工作的干部进入武警总部领导班子,从而体现出武警部队建设又需要适应公安工作的特性。



1985年,新的武警总部领导班子组成

1985年,党政军高层领导班子普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新老交替。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xxx同志提议,从上海市调个副市长阮崇武,从北京市调个市委副书记贾春旺,由这两位年轻同志分别担任公安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让他们能跳出老框框,冲破神秘化。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乔石接替陈丕显,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刘复之、陈伟达继续留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同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对武警总部领导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公安部党组、中央政法委和中央军委经过反复酝酿,报请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原班子成员中,除了62岁的司令员李连秀留任,其余6人全部免职,第一政治委员也改由阮崇武兼任。武警总部其余3位新任领导(政治委员张秀夫、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范志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海天)均在50岁左右,可谓年富力强。或有较丰富的公安工作经验,或有较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

张秀夫是山东海阳人,1949年随队南下,长期在浙江省工作。曾在陈伟达担组长的浙江省委“肃反”领导小组担任过2年秘书。此后曾任浙江省警卫处处长、杭州市公安局长、浙江省公安厅长和浙江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1983年领导布署了浙江的“严打”斗争。与后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总部第一政治委员王芳也有颇多“交集”。范志伦与张海天都是建国初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入武警总部任职前,分别在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担任正军职领导职务。范志伦曾任12军34师师长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海天曾任坦克3师政治委员、39军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

经过本次调整,新的武警总部领导班子被精简至4人,并且延续了军队干部与政法干部相结合的格局。12月2日,武警总部机关举行欢迎新任领导同志大会,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到会并发表讲话。1年半后,曾长期从事公安内卫工作,并担任过叶剑英办公室秘书的北京卫戍区参谋长王文理被任命为武警总部参谋长。此前,1987年3月25日,由于阮崇武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武警总部第一政治委员也改由新任公安部长王芳兼任。

1988年10月1日,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武警部队从即日起实行武警警衔制度。12月17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察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发布,规定武警部队比照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实行警官警衔制度。武警将官的最高编制警衔为中将。12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授予武警警官将官和大校、上校警衔的命令。1989年1月21日,武警部队举行将官警衔授予仪式。司令员李连秀被授予武警中将警衔,政治委员张秀夫、副司令员范志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海天、参谋长王文理、后勤部长王国忠、后勤部政治委员于溪源等29人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



1990年,调整武警总部领导班子

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成为促成中央决定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推动武警部队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并首先体现在对武警总部领导班子的调整之上。1990年1月10日,中央决定调整武警总部领导班子,任命周玉书为武警部队司令员,徐寿增为政委,王文理、左印生为副司令员,吕寿延、徐桂宝为副政委,金仁燮为参谋长,李之云为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武警总部原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中,仅参谋长王文理得以留任(改任副司令员),其余4人全部被免职。除了原司令员李连秀因年龄原因未再安排新的职务外,原副司令员范志伦被安排为陆军参谋学院副院长,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海天被安排为陆军指挥学院副政治委员,仍旧保留了副兵团职待遇。而原政治委员张秀夫直到1991年4月才被安排为司法部副部长。

在新任命的8位武警总部领导中,只有王文理和徐桂宝(原总部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为原武警部队干部,其余均来自军队系统。周玉书原为第24集团军军长,徐寿增原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左印生原为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吕寿延原为第二军医大学政治委员,金仁燮原为第26集团军副军长,李之云原为第3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其中除吕寿延外,其余5人均率部参加了北京戒严任务。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的1989年初,中央军委便曾酝酿新一轮大规模的大军区级人事调整,以加快军队高层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步伐。年近七旬的武警总部司令员李连秀应该已在待调整人员之列。只是因形势突然变化,此轮人事变动被迫延迟到一年后的1990年4月。而对武警总部的人事调整,则被安排在1月单独进行。1990年1月12日,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代表中央向新任武警总部班子成员宣布任职命令,并与之座谈。1月16日,武警部队新老班子交接会在三座门军委小礼堂召开,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副主席刘华清和公安部长王芳等一并到会,由此也可看出中央对此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2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任免武警部队领导干部的命令。

此次武警总部人事变动与先前出现了显著不同。首先,主导此次调整的是军委,而非中央政法委或公安部,代表中央宣布命令者也是军委领导,而非中央政法委或公安部领导,甚至新老班子交接会也是在军委礼堂举行。其次,新的班子构成中,不再有来自地方的政法干部,而完全由军队系统干部组成,甚至是以野战军出身干部为主体。种种迹象表明,武警部队开始大步迈向“去公安化”。

自武警部队重建之初,公安部曾明确规定武警部队“是公安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级党委和公安部门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公安部,武警总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也是部党组成员;在地方,武警总队总队长则多由公安厅(局)副厅(局)长兼任。此后,武警部队的领导管理体制,也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了部分调整。1985年8月,纳入武警总部领导边防局(一度并入武警总部)和消防局重新转归公安部直接领导。1987年后,各地的边防、消防武警也陆续从内卫部队中分立,划归公安部门直接领导。武警部队的编制体制从最初的“三警(内卫、边防、消防)合一”,又恢复到“三警分离”,武警总部指导内卫工作的职能更加明确和突出。事实上,关于武警究竟姓“军(队)”还是姓“公(安)”的争论也从未停止。

在武警总部新老班子交接会上,新任司令员周玉书明确表态:武警部队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执行好公安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认真贯彻落实军委的方针、政策,军队的条令、条例”,却只字不提公安部的领导。周玉书此言一出,当即引起公安部少数领导的不满。近2个月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首次会见武警部队新领导班子成员,身为第一政治委员的公安部长王芳因故缺席。乔石在讲话中,要求武警部队“圆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也再未提及公安部对武警部队的领导。显然,对于加强武警部队的领导和提高武警部队的地位,在中央层面(不论是军委,还是政法委)已经达成共识。

武警总部新班子上任后,重新确定了武警部队当前的中心任务。提出武警部队如果只是以执勤为中心已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而要以执勤处置突发事件为中心。新组建的机动部队必须以“处突”为中心做好各项准备。但这一提法遭到少数人的坚决反对。直到1992年9月,才经中央批准,正式明确武警部队的中心任务是“执勤处突”。同时,武警总部新班子还修订了武警部队的新编制,加强军事训练,有效提高了武警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




1992-93年,第三次大规模调整武警总部班子成员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后,新一届军委组成。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委员迟浩田(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万年(总参谋长)、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随后,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10月17日,副总参谋长徐信、韩怀智退出领导岗位,何其宗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有的4位副总参谋长中,仅徐惠滋留任。同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军委纪委书记王瑞林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而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周文元、李继耐分别改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和国防科工委副政治委员。11月4日,新任命2位副总参谋长:海军原副司令员李景和原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曹刚川,以及3位总参谋长助理:第1集团军原军长吴铨叙、总参作战部原部长隗福临和总参情报部原部长熊光楷。同时,空军指挥学院原政治委员周子玉、第16集团军原政治委员徐才厚和第67集团军原政治委员杜铁环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

总部领导大调整之后的1个多月,1992年12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武警部队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上海警备区原司令员巴忠倓和总政治部群工部原部长张树田分别被任命为武警部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尚不到60岁的原司令员周玉书和政治委员徐寿增分别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和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而此前的1991年3月,武警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已经由新任公安部长陶驷驹兼任。值得注意的是,62岁的巴忠倓1990年6月即已退出领导岗位,在上海市人大担任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巴忠倓此次东山再起,并委以重任,应是得益于曾在上海担任主要领导的江泽民的大力推荐。53岁的张树田1973年初由沈阳军区政治部调入总政治部,长期从事组织工作。1990年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升任群工部部长。

军政主官双双调整后不久,1993年4月,武警总部的其他班子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与周玉书、徐寿增同时就任的副司令员左印生、副政治委员吕寿延、参谋长金仁燮、政治部主任李之云均被免职,除了63岁的吕寿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外,其余3位“40后”均被调回军队。左印生回到空军担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金仁燮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之云任后勤指挥学院副院长。同时,安鲛驹(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任副司令员,蒋金锵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原副主任),吴双战任参谋长(北京军区原副参谋长),张钰钟(青岛警备区原政治委员)任政治部主任。原班子成员中,仍只有副司令员王文理一人得以留任。6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公布上述人事变动。

本次调整是武警部队重新组建10年以来,第3次大规模调整主要领导班子。此次与1990年的调整类似,也是以军队干部外调为主,同时留任少数干部。除了对主要领导成员进行调整,本轮调整对武警总部的其他部门领导也进行了较多调整。例如,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高文远任后勤部部长,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冯延龄任后勤部政治委员,总参谋部动员部办公室主任张岳荣、总参谋部警卫局警卫处处长陈传阔任副参谋长,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树久雪、第1集团军2师政治委员喻林祥任政治部副主任。武警总部干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军队干部比例进一步提高,年龄水平也显著下降。



1996年,武警部队领导班子的第4次全面调整

1995年5月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即“两统一分”)。国务院主要负责武警部队日常任务赋予、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业务建设、经费物资保障,主要通过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在执行公安任务和相关业务建设方面,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中央军委主要负责武警部队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指挥、训练、政治工作,主要通过三总部组织实施。武警部队的干部管理工作,原则上执行解放军干部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制度、规定。为加强武警部队的领导,将编制人数较多、任务较重的武警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新疆、陕西、山东、上海、河南、广东、湖北、云南、四川、西藏总队调整为副军级,其他总队仍为正师级。事实上,此前已有部分总队主官开始高配副军职。而北京市总队自成立起,主官便一直高配。

决定还明确武警总部是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机关,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主要负责领导管理武警内卫部队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对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其他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进行指导。同年12月17日,为了加强武警部队的全面建设,中央军委决定武警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总部司令部、政治部由正军级调整为副大军区级。武警总部在成立时曾被明确为兵团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为正军级。兵团级取消后,武警总部于1993年被套改为副大军区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仍为正军级。不过,此次武警总部虽然级别虽然得到提高,但干部职级似乎并未同步得到提升。而随后发生的“李沛瑶遇害事件”又导致了第四次大规模调整武警总部领导班子,其中大多未能等到职级的相应提升便黯然退出领导岗位。

1996年2月2日凌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在居所内,被入室行窃的武警战士张金龙(隶属负责李沛瑶住地警卫的武警北京市第1总队2支队1中队)杀害。此事件充分暴露出武警部队在管理、建设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2月1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为严肃纪律、教育干部,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兼武警部队北京市第一总队总队长孟振德、武警部队北京市第1总队政委张世瑷,分别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同时任命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朱曙光为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兼北京市第一总队总队长,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喻林祥为北京市第1总队政治委员。同时,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政治委员张树田遭到免职,遗缺分别由国防大学副校长杨国屏、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徐永清接替。66岁的巴忠倓再次退出领导岗位,张树田则被调到兰州军区担任副政治委员。

62岁的杨国屏是测绘参谋出身,长期在沈阳军区从事司令部参谋工作。1990年调入济南军区,先后担任参谋长和副司令员。1994年改任国防大学副校长。65岁的徐永清长期在27军工作,先后担任军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1988年调回家乡浙江,担任省军区政治委员,1994年升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2个月后,武警总部领导班子再次迎来全面调整。副司令员王文理、安鲛驹,副政治委员徐桂宝、蒋金锵全部免职,只有原参谋长吴双战和张钰钟得以留任,并分别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2月时任命)和副政治委员。同时,任命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朱成友、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张进宝为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隋绳武为副政治委员,第39集团军政治委员李栋恒为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又任命武警部队后勤部部长高文远为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至此,武警总部领导班子扩充到11人,而且职级全部获得提升,军政主官为正大军区职,军政副职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副大军区职。但除高文远为武警部队组建时由内卫部队调入武警部队外,其余干部均为从军队直接调入武警部队领导班子。


小结:1983-96年武警部队领导班子的调整

1983年重新组建武警总部,次年又对之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和充实。1985年,在党政军系统领导班子全面进行新老交替的大背景之下,武警总部也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调整。这一时期,武警总部领导班子成员的调配基本是以军队干部为主,从而体现出武警部队作为一支武装力量的“军事性”。

最初调入武警部队的军队干部又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军队警卫和内卫部队干部,如首任司令员李刚,原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二是军队机关和院校干部,如首任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和李振军,分别是军事学院外训系政治委员和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三是军队撤编单位干部,如首任参谋长张如堂和北京市总队总队长黄英夫,调入武警部队前,分别是已撤销的基建工程兵二机指挥部主任和北京指挥部主任,而副司令员何鸿业则是铁道兵的后勤部政治委员。1984年和1985年的调整中,野战军出身的干部也被充实进武警总部领导班子。如继任司令员李连秀原为北京军区第38军军长。1985年,沈阳军区第39军政委张海天被任命为武警总部副政委,新任总部副司令员的南京军区原副参谋长范志伦也曾担任野战军师长。

武警部队在重新组建之初,被定义为公安部门的组成部分,接受公安部的领导。武警部队从筹建到早期的建设,都是在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因此,武警总部在成立之初,其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是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主导。不过,除了最早的两位政治委员都由公安部长兼任,安排担任武警总部领导的政法和公安系统干部并不算多。1984年武警部队设置专职政治委员后,则安排湖北省政法委书记李俊出任副司令员。1985年调整领导班子后,由浙江省政法委书记张秀夫为武警部队政治委员。但在各地方总队,政法公安干部出身者则占有很高比例。总之,在重建武警部队的初期,安排一定比例的政法、公安干部进入武警部队各级领导班子,也是公安部门实施对武警部队领导的一种体现。

进入1990年代,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武警部队的定位和职责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处置突发事件中,日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对武警部队建设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由此而来的,便是武警部队地位的日益提高。1990年,武警总部新老班子的交接会不但被安排在军委礼堂举行,甚至连中央政法委书记也没有出席。至此,武警总部的领导班子,已经完全由军队来源干部取代,而且是以作战(野战)部队出身为主。这也标志着军委已经取代政法委和公安部,成为决定武警总部领导班子的主导力量。此后,武警部队领导班子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调整。其共同特点都是先调整军政主官,延后再进行全面调整。而这两次调整都具有特殊的背景,因此也都具有一定的突然性。

1995年,中央正式调整了武警部队领导体制。明确规定武警部队(内卫部队)主要接受军委领导,只有边防、消防和警卫部队仍由公安部领导,日后也就被统称为公安现役部队。此外,由原基建工程兵转制为武警的交通、水电、黄金部队,也仍由国务院相关部委领导。至此,武警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走入了“三足鼎立”时期。至此,武警部队领导班子的建设也进入稳定时期。过去经常出现的集中调整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化、规范化的“退休-提拔”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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