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热衷强势政府 三中全会或加强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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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连日来,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上前台,并被外界认为是其智囊的体制内学者刘鹤成为外界关注、剖析和观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基调的窗口。近日有媒体翻出刘鹤曾负责制定的一份有关经济危机的研究报告。刘鹤在报告中批评民众的投机心理和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集中力量”成为刘鹤研究报告的关键词。 分析人士表示,刘鹤批评政府过于顺从民粹主义,其实是在强调政府在危机中更应加强政府的独立和权威,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央对下级政府的执行力。有政府内部人士未对这种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发表看法,但认为政府内部


连日来,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推上前台,并被外界认为是其智囊的体制内学者刘鹤成为外界关注、剖析和观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基调的窗口。近日有媒体翻出刘鹤曾负责制定的一份有关经济危机的研究报告。刘鹤在报告中批评民众的投机心理和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集中力量”成为刘鹤研究报告的关键词。

分析人士表示,刘鹤批评政府过于顺从民粹主义,其实是在强调政府在危机中更应加强政府的独立和权威,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央对下级政府的执行力。有政府内部人士未对这种对民粹主义的态度发表看法,但认为政府内部就加强中央权威和执行力的观点基本已形成了共识,并且有可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转化为具体的加强中央行政集权程度,强化自上而下行政执行力的改革措施,以杜绝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的出现。

刘鹤批民粹或主张强势中央政府

据悉,刘鹤研究报告主要针对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当前中国经济领域问题繁多复杂,被普遍认为处于一种高风险状态,甚至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夜。因此,刘鹤的这份以经济危机为研究课题的报告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再加上刘鹤又曾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隆重推荐,被认为是其智囊,并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方案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的份量因之再次加重。

刘鹤在报告中表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而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另外,刘鹤还批评发达国家政府的福利主义和大众的投机心理。

刘鹤因此认为,应当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并且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文末建言部分多次提到“集中力量”一词。

有分析人士表示,刘鹤报告中所提的10个宏观层面结论,多是一些已有的常识性定论。而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刘鹤在报告中认为,贫富差距过大仅是前兆,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而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大众的极端投机心理和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以及政府的放任自流政策和过于顺从大众的利益诉求,则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与之相对应,刘鹤提出的建议则是要求政府集中力量采取宏观扩张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和推动结构改革。事实上,这也隐含了避免民众利益诉求“绑架”政府决策,增强或者至少是保持政府政策独立性、主导性和对市场经济的调控的潜台词。因此,刘鹤或许比较倾向于一种强势政府的行政模式。而这种观点可能与外界所期待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方向有所偏离。

也有评论表示,刘鹤的报告针对的两次经济危机发生地均是西方市场化程度极高的民主体制国家,这一背景与中国有较大的现实差异。虽然当前中国民间社会对自身社会保、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呼声很高,而且存在一定的民粹主义因素,但是与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仍然相去甚远。因此,其报告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决策者提供某种程度的资料参考,其现实价值应当较为有限。而该报告之所以被媒体重新挖掘并在舆论场激起涟漪,主要是因为作为该报告领衔人之一的刘鹤近期被“曝光”为三中全会经济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分权收缩管理范围同时加强中央集权

有国务院内部人士不久前曾透露,中国政府内部无意走新加坡式的政府体制。新加坡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虽然都比较完善,但是其政府却是专制、集权式的。与其相比,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反而民主得多。基层调研、参考民间意见表达、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和论证会等,都是政策出台前的常有程序。

他还表示,政府内部其实非常认同前总理李鹏在建设三峡工程时快刀斩乱麻的旧例。反观现今南水北调水利工程在进行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相互扯皮推诿、推托延宕,至今不能完工,各类问题却层出不穷。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西方政治讲民主、行政讲效率,中国则是行政讲民主、政治讲效率。这也是中国行政体制方面必须要变革的地方。事实上,该内部人士的所述在今年政府系统换届过程中已有应验。

xx新闻此前曾有报道《发改委扩权一家坐大 习李强化集权力推改革》指出,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四位中央委员徐绍史、解振华、刘鹤和吴新雄同时进入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成为现今聚有中央委员数量最多的国务院部门。而且在今年刚过的大部制改革后,被撤销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也被划入发改委。由此可见,在中国政府未来行政机构改革中,发改委的权力未必会收缩和下降,甚至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发改委要接受国务院总理的直接领导,发改委的集权也能够反映新任总理李克强在施政操作中的集权倾向。

不仅如此,在今年3月大部制改革中,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组成部门减少2个。相关部门被拆分后,又被整合进其他部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整体规模未见缩小,官员数量亦未见减少,因而被认为是权力的重组和集中。

该内部人士总结称,当前中国政府系统存在着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在一些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如果对部门有利,则较为积极,反之则采取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因此,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和执行力十分必要,这也是加强发改委权力和组建大部门的原因之一。

负责中国机构改革与编制的中编办副主任王峰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发改委管得过多、过细是个问题。一方面要放(权),一方面该加强的必须加强。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说法其实也反映了中国决策者的改革思路,即通过主动放权把“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通过分权收缩管理范围,而在范围之内的,市场不能办或办不好的则由政府主持管理。在具体行政操作中,则要通过部门重组和整合等方法,达到收束权力,强化执行力的目的。这一思路或许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得到具体印证。

上述人士还透露,与美国握有较大实际权力的外交部相比,中国外交部地位和作用均相形见绌。因此,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外工作,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有可能着手整合现有外交、商务、国资委等部门,筹建类似“大外交部”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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