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农民种地调查


山南农民种地调查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编者按]

35年前,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农民敢为天下先,以“包产到户”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35年后,这里农民在如何种地,提高粮食生产效益的突破口在哪儿,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哪里来?记者就此进行深入调查。

今天谁在种地——

当初小井庄“分地”的几个村民组,已没有一个农民在经营自家田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土地流转加速,规模经营者增多,农业经营主体正发生着历史性变化。

初夏六月,原野里一片葱绿。驱车行驶在肥西县山南镇,车窗外闪过的,是一片片刚刚插好的水稻,生机勃勃。

山南镇,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人均耕地不多,非粮食主产区。然而,因包产到户由此发端,这里的农业生产变迁具有了别样的标本意义。

1978年9月,小井庄村决定以“借地度荒”名义实行包产到户。仅仅大半年,1979年午季,山南镇的大小麦总产达2010万斤,同比增长两倍,上交国家任务增长十几倍。一个“分”字,让土地迸发惊人的活力。

今天,当初小井庄村“分地”的几个村民组,已没有一个农民在经营自家田地了。“2010年,所有土地全部转租给一家叫勤耕公司的企业,除了一些老人和妇女以雇工身份,劳作在土地上外,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进了城。”小井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祖好介绍。6月15日,记者来到这里,深切感受到农村改革35年后农民与土地的新关系。

深具标本意义的小井庄村,巨大变化折射的是,当前农村土地经营状况的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农业规模经营比重逐年提升。 ”山南镇党委书记朱宗兵告诉记者,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在加速,呈现散户、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及龙头企业共同经营的格局。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和农业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给山南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井庄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00元增加到2012年的11000元。

“整个山南,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5年内减少了40%以上,当前农村谁在种粮? ”朱宗兵自问自答,截至去年底,山南镇共有农用地面积约14万亩,其中97747亩已流转,土地流转率达70%。

50岁出头的农民韩成林,从一台拖拉机和几十亩地开始,如今他成立的农机合作社已是国家级示范社,拥有联合收割机近200台,其他各类机械138台。 “今年午收作业跨了好几个省,面积有几十万亩。”韩成林说,除了为其他大户和一家一户的农民提供各类服务以外,他的合作社还经营1200多亩土地。

农民进城,资本下乡,大户不断涌现,土地正逐步集中。朱宗兵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数据:从土地流入的方向看,流转入现代农业企业面积15974亩,约占16.3%;流转入合作社面积43449亩,约占44.5%;直接流转入大户面积38324亩,约占39.2%。“全镇经营500亩以上的有24个大户,经营面积最大的大户种植面积达1600多亩。 ”

普通农户种地兴趣为何不大——

记者多次与农民算起种粮的投入产出账,结论大都是“没啥赚头”。尽管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种地比过去轻松,但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低,普通农户对于种地依然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6月15日上午,记者在小井庄村见到50多岁的农民李列根。他父亲是当年包产到户发起人之一。当时20多岁的李列根,满怀热情地劳作在属于自家的土地上,为能吃上一顿饱饭而兴奋,为能自由支配干活时间而欣慰。而现在,他早就不再种地。

“地早就流转出去了,种地有啥意思?既辛苦又没钱。”李列根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在工厂上过班,开过饭店,现在专门为乡邻操办红白喜事,一年下来能挣十多万元,“种地怎么可能有这个收入! ”

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山南镇,农民离开土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已是普遍现象。

在山南镇陡岗社区一家农资店,记者遇到来买玉米种子的吴文珍,50多岁的她现在还种着30多亩地。 “兄弟们全家出去打工了,土地都撂给我家种了,抛荒了怪可惜的。”吴文珍说。

年轻人的离开,让老人成了种田主力。

采访中,记者随机走进农民李永好的家。 68岁的他与老伴两个人种8亩地,儿子在福建打工。 “儿子肯定不会回来务农,有本事的人,都在城市打工。如今在家种粮的都是老年人。”李永好说。

镇党委书记朱宗兵告诉记者,在当下的山南镇,青壮年劳动力几乎没有留在家的,“老人田”是普遍现象。

从几十年前冒着巨大的风险“私分”土地,到今天纷纷离开土地,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为何对种地失去了兴趣?

“那是因为挣不到大钱嘛!”面对记者的提问,吴文珍干脆地回答。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季水稻产量大约在1000斤,收入在1200元左右。种子、化肥、农药、收割费用刨除后,每亩纯收入在300元左右,如果再算上人工费那就更少。

“种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从犁田、播种、锄草、施肥、收割,庄稼人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脚泥,辛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农民李列仓说。

采访中,记者多次与农民算起种粮的投入产出账,结论大都是“没啥赚头”,而且收成很不稳定,一遇天灾,亏本是常事。很多农民反映,种自家承包田,保口粮、赚点油盐钱还可以,要靠种粮挣钱致富,几乎不可能。

李祖好告诉记者,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加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种地一天比一天轻松,土地抛荒并不多。但这种轻松的背后,种粮兼业化越来越突出。在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主要现金来源情况下,老人种地只是为了口粮,不指望从土地获得多少收益,投入不足,产量上不去。

农业生产形势的变化,与社会急剧转型不无关系。工业化城镇化迅速推进,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新一代农村青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家务农太累,也没有什么奔头。农村生活环境差,发展机会少,外出打工寻发展是农村年轻人的第一选择。”李列仓坦言。在山南镇采访期间,记者没有遇到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

种粮大户怎样赚钱——

通过适度发展规模经营,种粮大户将种地当成事业,舍得投入,精耕细作,将先进技术、设备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等要素植入农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与一家一户的传统生产方式相比,种粮大户在各类农业机械和科技助力下,依靠规模取胜,效益可观。

年近50的卫志宏,干过7年农技推广员,如今在陡岗社区经营一家农资店,一年纯收入十多万元。而他真正的兴趣所在,是许多农民正在脱离的承包田。

“好几年前就承包了300多亩地,那时租金便宜,200元一亩。 ”坐在农资店里,卫志宏告诉记者,他基本上种一季稻一季麦,大体上每亩纯收入在500元左右,一年的总收入能有15万元。

因为从事过农技服务,在技术上有优势,现在又经营农资,所以经营状况不错,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靠规模,“种地要想有点效益,人均种植至少20至30亩。 ”卫志宏说,投资农业很有前途,他刚刚又谈定了500亩土地,每亩租金500元,下半年就签合同。

“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必须走规模化道路,有规模才有效益。 ”陪同采访的肥西县农委副主任李学齐说,稳定经营的大户,一般积极性都很高,产量和效益都很可观。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作为农村先进生产力代表,种粮大户农机化程度高。他们普遍自备拖拉机、旋耕机、免耕机等农机具,机耕、机收普及率高,为规模种植提供了可能,进而实现规模效益。

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还带来效率提高和人力成本节省。各类农机具的大规模使用,已经成为种粮大户降低种植成本的有效手段。大户一般都主动投入农田改良,尝试使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提高产量和品质。

但家大业大的他们,依然有着诸多困惑。 “与大多数散户比,以农业经营为事业的种粮大户,对政策有着更深层次的诉求。”李学齐告诉记者,规模经营者最关心的问题集中在金融保险服务、配套设施、土地整治等方面。

“机械插秧不仅快且费用低,但在山南不好用。 ”韩成林告诉记者,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平整不到位,作业不方便,勉强使用机械插秧,效率反而不如手工,“一亩地产量甚至会低50公斤左右”。


“土地平整对规模经营太重要了。 ”韩成林举例说,在白湖农场,土地整齐划一,水稻机插秧一台机械一天可以作业150亩。而在山南,多是岗地,一天能够作业60亩就很不错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规模经营快速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大户经营的热情也很高,但农业风险大,惠农政策仅停留在“补几个钱”阶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需求。

如何让种地更有赚头——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进一步增强惠农政策针对性,提高农业保障水平,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调动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从历史的视角观望小井庄乃至山南镇35年来的农业变化,可以看到,过去由统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而今由分到统,也是现代农业发展内在规律使然。

采访中,基层农业干部纷纷反映,要把土地长期经营好,离不开有知识、懂管理、会经营的种粮人。不断完善相关惠农政策,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是解决“明天谁来种地”的关键。

鼓励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向大户集中趋势明显,需要规范土地流转,否则将拖农业规模经营的后腿。政府应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整治,以适应机械化生产。”镇党委书记朱宗兵分析,平整的同时,完善各类水利设施,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土地流转从登记、签合同到备案、鉴证等都需要专门机构提供服务。 “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要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服务的短板,许多大户有着切身体会。大户刘中跃对记者说,农业生产风险大,农业保险赔付太低,达不到保障效果。银行也不太愿意贷款给农民,想扩大经营只能靠自己积累资金,速度很慢。

提高农业政策针对性。 “对普通农户和大户,要分开制定政策,增强针对性和实用性。 ”刘中跃认为,种粮大户的产量一般都高,投入大风险更大,应该相应提高保费,提高赔付率,增强保障能力。土地平整也是这样,一些项目资金只按照项目规划平整地块,而完全没有考虑这些被流转后的土地用途,大户在转包土地后还要重新平整,浪费人力财力。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种水稻最怕收获时遇到阴雨天,一霉变发芽,一季就白干了。 ”大户韩成林说,随着经营规模扩大,需要集中解决晒场、烘干设备、仓储等问题。他建议,由企业或者政府出资建设相应的设施,采用市场化运作的办法,统一解决这些问题。

优化惠农补贴政策。对一家一户的农民而言,提高粮食价格是最直接实惠的。 “感觉粮食价格低了,不划算。”李永好告诉记者。这也代表着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普遍心理。这就要求政府持续强化以各类补贴为主的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面对“兼业化”和“老人田”现象突出的现实,尤其需要出台更多惠农补贴政策,引导他们使用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种植效益。

明天谁来种地——

资本下乡,给农业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从城市回乡的农民创办家庭农场,可以提升农业经营效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所在。

66岁的小井庄村农民周培玉,如今的生活很惬意。子女打工的收入,加上他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可以让他免去劳作,安度晚年。谈到土地流转,周培玉的态度是“很欢迎”。

采访中,农民对资本下乡、规模经营大多持欢迎态度。资本下乡让农民的土地派上用场,尤其是龙头企业的入驻,往往能带动一个地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吸纳农民就业,带动当地农民快速增收。

但人们也担忧,有些资本下乡是为了圈地,做房地产等其他用途。 “有的老板拿一点钱,圈了土地就在上面盖别墅,对农业发展没好处。”李祖好说。

朱宗兵说,资本下乡,应该用来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建设现代农业。如何让资本真正长入农村,长入土地,长入农业,是政策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可以在租金之外,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劳动获得收入,并通过股份分红和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分享资本下乡带来的财富蛋糕。

另一种担心是,若干年后外出务工回流的劳动力无地可种问题。当记者询问李永好“土地都租出去了,如果儿子以后不留在城市,回来怎么办”,他犹豫了一下说,“那到时候再说吧”。

“城镇化和工业化到底能容纳多少农民就业,目前无法确切估算。对一部分返乡的青年农民,应该出台政策扶持他们创办家庭农场。”朱宗兵建议,他们眼界开阔,有一定资金,发展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是未来家庭农场主的主力军。

记者留意到,山南镇已经出现许多经营几十亩土地的农户,其土地往往是家族亲戚外出打工后转让经营,但经营者是老年人。若干年后,有志于农业发展的青年农民回乡接手这些土地,创办家庭农场,将是妥善解决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关键点,也是长久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

农村空心化、务农老龄化,“明天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紧迫。实践证明,包括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未来土地经营的主力。采访中,基层农村干部认为,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提高效益,但经营规模扩大必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同步,必须与农业科技装备改进同步。

眼下,山南镇新型农业经营初露生机。“惠农政策中的新增补贴和支农项目,应当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肥西县农委副主任李学齐建议,要让肯种地、会种地、能种地的农民不吃亏、有效益、得实惠,农业才有希望。(记者 王甄 项良新 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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