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拆违纪实:百余城管遭千余人对抗 化妆成村民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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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拆违纪实:百余城管遭千余人对抗 化妆成村民出逃


10月12日,贵阳市观山湖区组织2600余人到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拆除违章建筑,村路两侧都是违建房。

贵阳拆违纪实:百余城管遭千余人对抗 化妆成村民出逃

10月12日,上铺村拆违现场。

贵阳拆违纪实:百余城管遭千余人对抗 化妆成村民出逃


上铺村里,违建房与村民家紧紧贴着。

原标题:学生拆迁军背后:“种房”与拆违的较量

贵阳人将违章建房称为“种房”,并用“种韭菜”形容:违章建房速度像韭菜一样长得快;即使被拆除,还会顽强地一次次生长。

这些房子质量特别差,使用空心砖,50厘米厚的地基上能建3层;没有人住,屋内也没任何东西;房顶直接搭水泥板。

当地政府在涉及“征地拆违”时可引入公众参与。“比如要拆这块地的房子,和涉及的村民一起商量,赔偿多少钱,怎么拆。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龚益

10月12日,贵阳观山湖区组织2671人拆除违章建筑。这场大规模“拆违”,因事后被查出有837名学生参与而引起广泛关注。

从去年起,贵阳兴起“拆违风暴”。这其中,政府将安保服务外包给保安公司,有保安公司再低价雇佣学生。

“拆违风暴”背后,是拆迁户违规“种房”与“拆违”的较量。巨大利益诱惑下,村民大量违建,出卖“户头”,及至暴力抗法;城管执法人员不足,又背负大量“拆违”任务。

专家指出,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有超前意识,不要有了项目再规划、拆迁。在征地“拆违”时可引入公众参与,以民主的方式解决。

10月12日早晨7点,贵阳市观山湖区上铺村空山坝村民梁斌(化名)被屋外嘈杂人声和挖机声吵醒。他家百米之外,黑压压一片人,阵势巨大,“像开演唱会”。此外,还有5辆挖机正笨拙地向前开进。

梁斌看到,邻近空山坝的沪昆高速护栏被打开一个口子,“拆违”队伍及车辆均是从那儿直接进村。

拆违队伍有“城管、消防、保安”。他们以数百人为单位,肩并肩组成“人墙”将要拆除的房子围起来,“人墙”离房子50-100米。在进屋检查确定没有人和物后,挖机开进。

大量村民聚集在“拆违”现场,每当房子被挖机推倒,围观的村民们就发出“啊哦”的长长的声音。

梁斌等多位村民发现,拆违队伍中部分人一脸稚嫩,有人还以拆除的房子为背景拍照,或者追逐打闹。

事后,这场出动2671人拆除违建的行动,被证实有837名高校和职业学校学生参与。他们被保安公司以每天约80元的价钱雇佣,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5个月9次大拆违

观山湖区9次拆违均组织2000人以上,今年7月那次达4000人,贵阳拆违被称“雷霆手段”

据公开报道,在贵阳,类似出动2000多人的“拆违”行动很常见。

今年5月底至9月底,作为有大量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的观山湖区,至少组织过9次2000人以上的“拆违”行动。在6月22日和7月3日的“拆违”行动中,观山湖区相关部门组织人数达4000人。贵阳其他区县的“拆违”行动大多与之类似。

“拆违”行动中出动的人数几乎成为新闻报道中必备的要素。某知情人透露,“拆违”行动中组织人数众多,会被视为工作出色,组织部门会邀请媒体报道。

贵阳高频率、大规模“拆违”,源于其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这一系列“拆违”行动,被当地媒体称之为“雷霆手段”和“拆违风暴”。

当地官员介绍,贵阳大规模违建始于2012年。当年初,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主要矛盾为“贫困和落后”的贵州发展。

省会贵阳被称为贵州经济的“火车头”,涉及重点(一期)项目780个。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等纷纷提速,征地面积迅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村民在征收土地范围内突击违规建房以套取赔偿,违建房如雨后春笋。资料显示,贵阳曾对辖下7区1市3县的违法违章建筑摸排,从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贵阳增加的违章建筑达155万余平方米。这相当于自1999年至2011年初,全贵阳拆除的违章建筑面积的一半。

与此同步,2012年起,贵阳“拆违”加速。今年5月,贵阳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方案,宣布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从重从严从快打击违法违章建设行为。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拆违目标任务被层层分解到各个区县。

5月底,《贵阳市控违拆违工作考核和问责办法》(暂行)出台。这个办法细化了考核内容:每半月考核一次,考核不过关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将视情况受到全市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组织调整等处分。

贵阳还成立了副市长领衔的高规格的打击违建行为指挥部,包括城管、公安、检察、法院、信访、供电、供水、燃气等几乎所有职能部门都参与其中。

某区城管队员陈超(化名)说,国内其他城市建设发展,主要矛盾为拆迁,而贵阳则为“拆违”。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月至4月,贵阳市共拆除116万平方米违法建筑。至明年5月份,一年时间内,贵阳将再拆除154万平方米违法建筑。

“现在贵阳几乎每天都有拆违行动。”当地媒体报道说。

“种房”如种韭菜

每户头最高可补偿240平米房屋面积,引发众人违建,其造价低廉,一栋两层楼3天能盖好

违规建房的村民说,之所以出现大规模违建,是因为有巨大利益可寻。

综合多名城管和村民的说法:当地征地计算拆迁面积时,每对夫妻算一个户头,家中每个满18周岁的孩子算一个户头。拆迁赔偿按实际房屋面积计算,一个户头最多不超过240平米。超出部分,政府以较低价格赔偿。

贵阳市区拆迁赔偿标准约一万元每平米;云岩区、南明区的农房赔偿标准为3000元到4000元每平米;观山湖区和贵安新区的农房赔偿标准较低,约1600元每平米。

“现在有官二代、富二代,贵阳流行拆二代。”陈超说,“每家算两个户头,按照480平米赔偿面积,4000元每平米的赔偿标准,一户可获得至少192万元赔偿。”

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贵阳市农民人均总收入为10308元。这是贵阳农民人均总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如果房子获得拆除赔偿,全家人的命运将会被改变。”贵阳某区村民刘德(化名)说。

普遍现象是,有的村民为多获得一个户头,将出嫁女儿的户籍迁回,甚至夫妻离婚。为获得更高的拆迁赔偿,户头建筑面积不足240平米的拆迁户,纷纷突击建起大量的违章住房。

贵阳人将违章建房现象称为“种房”,并用“种韭菜”来形容。这个比喻有两层意思:违章建房的速度像韭菜一样长得快;即使被拆除后,还会顽强地一次次生长。

这些被“种”起来的建筑物专为被拆除而生,其造价低廉,每平米建筑成本一般在300元左右。一栋两层楼房一般两到三天就能建好。

这些房屋易于辨认。自2008年便开始参与拆除违章建筑的城管队员陈超说,这些房子质量特别差,使用空心砖,50厘米厚的地基上能建3层;没有人住,屋内也没有任何东西;房顶直接搭水泥板,水泥板间甚至留有二十几厘米的缝隙。

陈超见过的违章建筑,最大的有两千多平米,小的有二三十平,甚至只有5平米。

“买户头”的灰色暴利

向贫困村民“买户头”搭违建,可获赔偿40万;贵阳曾出现公职人员参与违建和权力寻租

即便违法有被拆除的风险,逐利动机还是令违建行为迅速壮大,甚至演变为地下投资行为。

观山湖区空山坝村村民谢宗(化名)说,有经济实力的村民会自己建违章房,没有经济实力但有户头者,便“卖户头”。

贵阳一位律师介绍:当城郊村需要拆迁时,非本村户口的人,以某村民的名义建违章房以获得拆迁补偿款,并付给村民报酬,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多位当地村民介绍,2012年以前,一个户头可以卖5万元。另有一种模式是,“卖户头”者与“买户头”者以三七或四六的比例分配赔偿款。

村民说,户头价格随逐利者增加水涨船高,现在,一个户头可卖6万甚至8万。

“买户头”的人有本地村民,也有外地人。谢宗称,在空山坝村,他所知“买户头”的本村人至少有5个;两个月前,至少3个外地人想向他“买户头”。

前城管队员李明(化名)曾给某“买户头”者算过一笔账:如果房屋被认定合法,“买户头”者可获得近40万的赔偿,刨去8万元“买户头”钱,8万元建房费,还有近24万元的“盈利”。

花溪区孟关乡一位葛姓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一位亲戚以5万元购买了6个“户头”,一共获得数百万补偿款。

多位村民告诉记者,有公职人员也违规建房。

今年6月,贵阳市息烽县出台专门针对国家公职人员参与违建的责任追究办法,称将严惩。

“种房”和“拆违”较量中,还出现了公职人员权力寻租现象。

陈超说,村民违规建房后,为了不被拆除,一般会贿赂村委会和区里相关部门,以获得“照顾”。

被称为贵阳“严打违建第一案”的“包工头贿赂公职人员帮人违建”案于今年6月18日宣判。2008年到2010年间,贵阳人罗强先后帮十余户农民建违建房,并贿赂县违建督察办、城管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等5人,将违建所得高额赔偿分给上述公职人员。

违建猫鼠游戏

白天拆,晚上搭,违建者与城管拼机智;千平米以上的拆违行动,申报手续繁杂

为了“种”房,违建者要和城管斗智斗勇。

城管队员陈超说,如果知道某地即将征地,城管会提前封堵所有进村路口,不允许装有沙石、空心砖等材料的车入内。

城管会在被拆迁村设有巡查队,每队少则3人,多则十几人,每天巡查。发现违建后,队员拍照取证,制止村民。但等队员走后,村民仍会继续建房。

“村子面积大,违建村民多。我们人手严重不足。不能一直看着他们。”陈超说。

村民更善于打时间差。

李明说,村民会避开城管上班时间,选择夜里、周末、节假日违建,最快的情况,一栋5层的违章房一个周末就能建好。

“拆违”行动报批手续繁杂,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建行为。

李明介绍,一千平米以下的“拆违”无需报批,区城管局可自主行动。超过一千平米的拆违行动,区城管局需将拆除方案上报区政府,待上级同意后行动。拆除方案非常细致,列有挖机数量、所需人员数量,甚至还有卫星地图。

由于手续多,上报的方案一般需要10天至半个月才能批下来。

政府也会考虑“拆违”费用。“由于高频率、小面积”拆违“耗资更大,政府一般选择集中拆除违建。”李明说。

另外,按相关法律法规,突击建设的违章建筑拆迁中不予补偿,“但实际操作中,政府或出于人道原则,或为争取时间推进拆迁,都会给予适当补偿。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种房’者利益预期。”李明说。

云岩区城市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李德年此前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类似的话。

大规模暴力抗拆

贵阳一城管30次拆违,10次遇到抗法,现场均有救护车,专为医治受伤队员

作为“拆违”的主要单位,贵阳各区县城管局除了完成上级考核、日常巡查和具体“拆违”工作,还面临村民暴力抗法的威胁。

违建房需要成本,如果能够保住,还可获得巨额赔偿。“保住房子,全家命运改变;打输了,大不了流点血。因此暴力抗法非常普遍。”陈超分析村民心态。

为了保护队员人身安全,“拆违”前,城管会提前进村摸底,了解违建面积、有无老人、对方是否懂法、是否有暴力倾向等。

“拆违”前,城管局还会严密封锁消息,以防止村民提前获知消息,串联起来闹事。李明说,局里一般提前一天通知“拆违”,但不告知地点。第二天,上了车,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城管一般还会在早晨六七点进村“突袭拆违”,这时候,村民大多还在睡觉。

但这些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2011年,陈超经历过一次暴力抗法。100多名城管拆除某村违章建筑,遇到1000多名村民对抗。

城管撤入一座违建房。有人被雨点般的砖头砸到,口吐白沫。最后,政府出动特警,城管化妆成村民,逃出村子。这次行动,城管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

从2008年开始,陈超参与过约30次“拆违”,至少10次遇到抗法。每次都有数名队员受伤。陈超说,“拆违”现场均有救护车,不是怕村民被打,很大程度上是防止队员被打伤。

“暴力抗法”催生了“千人拆违”。

今年1月,观山湖区曾对空山坝“拆违”,但遭遇抗法,村民扣下挖掘机,城管步行撤离。而10月12日的2600余人的“拆违”则获成功。

多位城管表示,组织人数众多的大规模“拆违”,能够震慑潜在的暴力抗法者。既保证了“拆违”,又确保了安全。

如果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城管局需向区政府打报告,由区政府向市政法委提出请求。但并非每次都被批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向其他区城管局借人,或者只能请保安。”陈超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贵阳公职人员说,政府默认城管将安保服务外包给保安公司,也默认学生参与。但有“三不原则”:学生不持械、不亮证、不执法。

陈超说,队员们不管保安公司雇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需要安全感。”

提前规划,遏制违建

贵阳拆违成本巨大,10月一次拆违,政府花65万请安保;有官员认为应加强规划方能遏制

前城管队员李明说,大规模高调“拆违”成本巨大,主要支出为雇佣保安、拆迁工人以及租赁挖机的费用。

有一次“拆违”,李明所在城管局出动了4台挖机,100名工人,至少800名执法人员和保安。由于村民抗法,队伍撤回。中队长告诉李明,这次失败的行动花了约10万元。

据公开报道,贵阳现在每平方米的“拆违”成本从30元至近百元不等。公开资料显示,到今年9月30日贵阳“拆违”达329万平方米。

此次空山坝“拆违”,城管部门将安保服务外包给贵阳金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金阳保安公司派出2171人维持秩序。公司刘姓副总介绍,城管部门给金阳公司的费用标准为每人300元。计算可知,政府需支付65万余元。

《贵阳市市级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规定,货物类、服务类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工程类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

公司刘姓副总告诉新京报记者,此次外包服务,是观山湖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春燕与公司总经理刘佳权的口头协议。记者并未查到相关招投标及采购公告。

贵阳官方18日发布消息,调查组的工作仍在进行,后续工作重点主要在“对事件中擅自组织学生伪装保安参与拆违的保安公司作出处罚”并杜绝此类事件再发生。

10天过去了,贵阳官方尚未公布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知情人透露,学生参与“拆违”事件,贵阳的“拆违”行动并没有停止,只是媒体不再报道,出动的人数大为减少。

“拆违”行动困难重重,一位贵阳市官员提出只有对违建“上游”加强规划,才能将其遏制。

这位官员认为:贵阳市发展应更重视战略规划。根据城市发展需要,提前数年进行规划,在招商引资前征地,而不是有了项目再规划、拆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龚益认为这种建议在理论上有道理。但他提醒,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问题仍会十分复杂。

“在巨大利益诱惑前,征地中出现违建比比皆是,几乎是个无解的问题。”龚益认为,在面对暴力抗法时,政府采取千人大规模“拆违”是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

他建议,当地政府在涉及“征地拆违”时可引入公众参与。“比如要拆这块地的房子,和涉及的村民一起商量,赔偿多少钱,怎么拆。以民主的方式解决。”

新京报记者周清树贵州贵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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