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对越反击战中我侦察部队的军人子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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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恶战  被围部队困在一座小山包上,上上下下的植被早已被战争的炮火撕碎,一面红旗惹眼的立在山头,山下的弹坑里时隐时现着越军的身影,敢死队向西北冲击的计策见到了效果,虽然他们只前进了100多米,但造成了被围部队突围的假象,吸引了相当部分敌人,但是,十一位敢死的共和国英雄,最后只回来了三位,其他人为了大家的突围,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我们利用众多的弹坑掩护,悄悄从东北方向向山包靠拢,我和通信员小张紧紧的跟着队长。百米开外,十几个警戒姿态的越军警惕的注视着山上,队长发出停止的手势,又指指点点的

恶战

被围部队困在一座小山包上,上上下下的植被早已被战争的炮火撕碎,一面红旗惹眼的立在山头,山下的弹坑里时隐时现着越军的身影,敢死队向西北冲击的计策见到了效果,虽然他们只前进了100多米,但造成了被围部队突围的假象,吸引了相当部分敌人,但是,十一位敢死的共和国英雄,最后只回来了三位,其他人为了大家的突围,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我们利用众多的弹坑掩护,悄悄从东北方向向山包靠拢,我和通信员小张紧紧的跟着队长。百米开外,十几个警戒姿态的越军警惕的注视着山上,队长发出停止的手势,又指指点点的招过来十几个枪法好的同志,小声给我们分配了目标,要求我们争取一枪毙敌,在西面激烈的枪声掩护下,十几声枪响不会太引人注意。

一阵枪声响过,同志们弯着腰像袋鼠一样顺着弹坑向山上冲去,队长截住两挺机枪,让他们就地埋伏在弹坑里,一旦发现西边的敌人冲过来,立即阻击。

山上,被围部队的同志们都卧倒在弹坑里,看到我们上来了,欢呼着响我们扑来,山西排长大吼一声:“立正!报告首长:XXX团X营X连指战员104人,烈士27人集合整理完毕,请首长指挥!”

队长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原来,天亮后他们发现走错了方向,军心大乱,又遭到敌人伏击,指导员当场牺牲,副连长带领部队几次向北冲锋均遭失败,力尽战死,连长头部被子弹擦伤后突然发疯,狂哭乱叫,一心想当俘虏保命,人心散乱,战士们自由结伙,向外乱冲都被打回。山西排长接替指挥后好不容易将部队带到山上,固守求援,几尽绝望。

“蹲下!”听完汇报队长发出口令:“同志们!想不想冲出去?”“想!”“好!想活命就得先拼命,排以上干部前边来!”

我和我们一排长、对方的一、二、三排长,司务长来到队长面前,通报职务姓名后,队长命令我们一排为前卫,对方二、三排为左右卫,一排为后卫,司务长带领勤杂人员带伤员、烈士在中间,向东北方突围,我们业务队为预备队,随时补缺口。又严厉的宣布了战场纪律,这时,小张突然指着南面喊了一声:“队长!敌人!”

我们用望远镜看去,只见正南方偏西1000多米处,蝗虫一样的越军成宽大散兵线向我们压了过来,再远处,有十几门八二迫击炮正在安放布阵,队长命令:“小余,迅速叫通他们师部,要求远程炮兵十分钟后对这里进行覆盖射击。向导!”

“到!”炮兵侦察兵出身的向导跑了过来,队长把地图交给他:“请你迅速计算射击诸元,通报炮兵,要求以这里为中心,打一平方公里急速射!全体突围行动开始!”

大家开始行动,有人集合,有人检查武器。我们21个业务人员围着队长站成一圈,大家商量了,就跟着队长,拼了命也要保护他。

司务长领着他们的炊事班、连部人员、卫生员等背着伤员、烈士从我们身边跑过,队长喊了一声:“不行!不能这样背!”说着跑到司务长跟前,突然一弯腰左肩顶住他的腹部,左手搂住他的双腿,一挺身把他扛了起来,对战士们说:“这样扛着,右手可以掌控武器自卫!”这时,队尾传来歇斯底里的哭叫声:“不走,俺不走!完蛋了,叫他们抓了俺吧,俺得活着,俺孩子他娘俩还等俺回呢!”一个头缠绷带的军官一边喊,一边拼命想挣脱两个搀扶他的战士。这就是那位草包连长。

队长一松手把司务长仍在地上:“王八蛋!小张,打晕他!”

小张窜过去一招黑虎掏心打了草包连长个胃昏迷。队长让一个战士扛上他,一挥手,部队风驰电掣的向山下冲去!

山包被迫击炮弹覆盖,西北的敌军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嚎叫着向我们冲来,预先埋伏的两挺机枪拼命的扫射,但经验丰富的敌人利用弹坑掩护迂回前进,想插到我们前面,我们边跑边射击,枪声,炮声、呐喊声震耳欲聋。

跑出7、8百米后,我军的大炮响了,大地颤抖,硝烟覆盖了小山包周围,看来敌人的大部队是过不来了,可还有百八十个敌人一直叮在我们身后,像一群苍蝇,给山西排长所率的后卫排带来极大的威胁,又跑了一段,仍然甩不掉他,此时我整个队形一拉长到200多米,队长率领我们业务人员和后卫排一起边打边退,一面叫小张传达命令:前卫、左右翼排停止前进就地隐蔽布防,形成扇形阵地,伤亡严重的后卫排掩护伤员、烈士继续撤退,队长和我们业务队压住阵脚,争取十分钟,把敌人吸引到我布防区域内歼灭,至少让他失去追击能力!

我们替代了后卫排的位置,子弹在耳边啾啾飞过,手榴弹不时在身边炸响,队长指挥我们和三挺机枪,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时而用密集火力压制敌人,时而停止开火让敌人前进几米。当敌人离我们2、30米的时候,我们便交替掩护撤退十几米,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敌人带进了我们的火力圈。

队长突然从弹坑中跳上一个高坎,双手像音乐指挥家一样向上一挥,顿时,我预伏的各排同时向敌人开火,暴风骤雨般的子弹、手榴弹扑向敌人,就在这时,两三棵手榴弹落在队长脚下,侦听组组长余少军大喊一声:“队长!”扑上前去,一脚把队长踹进弹坑,手榴弹爆炸了,我们的战友少军同志壮烈牺牲。

把仇恨和悲痛压进枪膛,把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暴雨般的枪声中,冲锋的敌人成片到下,机灵一点的敌人逃进弹坑、土坎中,被压的抬不起头来,队长再一次跳出弹坑,挥舞着冲锋枪喊道:“冲呀!”大家纷纷冲了出去,一串子弹,撂倒一个敌人,一个突刺,穿透敌人的胸腹,好一场甘畅淋漓的搏战!每一个人都把勇气发挥到了极至,战场上**着中****人的气势!

大鹏振翅九万里,神爪电目慑雕狼!

敌人垮了,从精神上垮了,四散奔逃,机枪班的几个老兵把机枪架在土坎上,打出了令步兵销魂的一长两短,逃跑的敌人一个一个倒下,终于,战场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瘫坐在地上。我们胜利了!

队长!队长呢?我跳起来喊叫着,同志们马上跟着呼唤寻找,终于,在一个大弹坑里,我看到了浑身鲜血的队长,身边躺着两个越军,是被枪打死的,身下还压着一个,喉咙上插着队长的伞兵刀。从现场看,是一个越军机枪组。

我急忙跳下去,抱起队长仔细检查,啊!谢天谢地!他只是昏迷,没有“光荣”!卫生员、小张跑过来,我们撕开队长的衣服,寻找伤口。

后脑部,一片被弹片削去的头发下,一条伤口,深可见骨;左后腰被子弹深度擦伤,左大腿正面一个弹洞,血水涓涓流出,浸湿了整条裤腿,右小腿上插着一把三角刃军刺!

“快止血!”,卫生员拿出一条绷带,紧紧勒住弹洞的上方,我和小张拿出出国前发给我们的白药,倒在队长的伤口上。包扎完毕,我抱着队长喊着他,小张急得直哭,队长缓缓睁开双眼,看了看周围,对着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用微弱的声音说:“打完了?”我回答:“嗯,打完了。”队长又看着小张:“大老爷们儿,哭个屁!”小张破涕为笑:“没哭!谁哭啦!”队长又看了看地上的越军尸体:“妈的,躺这儿装死,想打我们屁股,叫我收拾了!”

我对队长说:“我们走吧。”队长说道:“该走了,清点一下人数,搜集点弹药,走!你是副连级吧?接替我指挥。”我急忙说:“不,我背着你,你指挥,我传达。”“别争了,我可能伤着动脉了,失血太多,可能会再昏迷,甚至思维混乱,你指挥!”队长下了命令,时间紧迫,我马上让各排清点伤亡,从越军尸体上补充武器弹药,带上伤亡人员成品字队形出发。

一路上我们轮流背着队长前进,队长几次昏迷,我们心急如焚。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前方出现两座山丘,山路从两山间穿过,过了这里不远,就是公路了。我正考虑是否派人上山侦察一下,前卫排发出了隐蔽的手势。

我举起望远镜,两山上隐约有人活动,难道我们又被堵住了?我心里想:参战以来,死在我手上的敌人得有十个八个了,够本了!奶奶的,拼了吧!

队长伏在小张背上,推了我一下,伸手要过望远镜,仔细的观察了一会儿,小声说道:“绿军装,自己人,快摇红旗(越军的军装发黄)。”

山西排长从怀里掏出他们那面千疮百孔的红旗,跳上一块石头,向山上摇起来,山上也出现了几面红旗,向着我们,摇着,摇着,摇着。直摇得我心慌气短,泪眼模糊。

接应我们的是被救部队上级派出的一个营,营长和教导员跑到我们身边,一手搂着队长,一手拉着我,激动地说:“辛苦了!受累了,谢谢你们,代表团里,师里的领导感谢你们!”

接应部队带来了几十副担架,山西排长带领被救部队的战士砍来好多柔软的茅草,厚厚的铺在担架上,又脱下几件军装铺好,把队长轻轻的抱上担架。而那位草包连长早已清醒,带着一副铮亮的手铐蹲在路边。身后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他对经过身边的每一位曾经的部下绽放着媚笑,却没有人看他一眼。他这个人在大家的心里已经不存在了(十几年后我在北京一个会议上,碰到了已经成为副团长的山西排长,他告诉我:这个人坐了几年军事监狱,开除了党籍军籍,刑满回乡后被乡人看不起,老婆也离婚携子远嫁,他最后悬梁自尽了)。

在一个营的照料护送下,我们踏上了公路,乘坐接我们的汽车,于傍晚时分,驶过红河的舟桥,啊!祖国,母亲居住的土地,儿子们虽然伤痕累累,但是,我们回来了!

后记

我电子侦察分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共计22昼夜,在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歼敌154人,解救迷路被围战友98人,全分队牺牲11人,重伤9人,至于轻伤则无法统计(最后一战全部人员都带伤)。其中:我们业务人员牺牲2人,重伤4人。

在反击战中,我军减员呈哑铃型,开战前几天由于勇敢有余,经验不足,伤亡较大;后期撤军途中在越军的围追堵截下,失踪、被俘人员较多,这是事实。我看过很多参战部队的战役总结,无一例外的对撤退行动写得很少,无一例外的称部队“完整撤出”。无一例外的称“没有丢失一个伤员,一具烈士遗体”,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应该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我分队回国后直接被空运回昆明,休整了一个多月才解散,主要是总结、评功和疗伤。期间总参、军区各级领导以及其他参战部队的高级领导多次看望慰问,但从没有地方的各级领导和新闻、文艺单位登门,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作无名英雄。

评功中我们大多数人都荣立二等功,最差的也是三等功,队长最吃亏。兄弟部队给他建议特等功,我们推荐的也是特功,前指经过平衡,上报的是一等功,但他们单位给他的是二等功,原因是“未能严格执行上级命令”。我们当时很不理解,但他从没有说过什么。后来我到北京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周日经常到他们单位去玩,才了解到原来另有隐情。

队长在他们单位兼任教导队教员时(不在北京)教过一个女学员,这个女学员毕业后又分到队长手下,在共事中,她对队长由仰慕变成爱慕,两人又都是初恋,感情极好。队长包括其他人只知道她是普通军干子弟,谁知粉碎四人帮后,他父亲出来工作,竟是军队的一位高官,她母亲也出任队长单位总部的组织部部长。但队长和其他人仍不知这一情况。

78年,这位贵妇人带领一群秘书、干事来到队长单位驻地秘密考察队长,结果十分满意,在队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将队长和她的女儿调到军委某单位工作,队长听说后找领导询问,贵妇人正好在场,挑明了情况,并及其傲慢的给队长宣布了个什么“约法八章”,伤了队长的自尊,宁可转业复员也绝不寄人篱下当什么驸马,搞的贵妇人下不来台,如此“不识抬举”,当然种下恶果。而那个女孩则是性格温顺,畏母如虎,哭着跟母亲回了北京。以后队长因业务表现突出,调到北京总部工作,也未与女孩联系,一对鸳鸯,终成遗憾!

在队长单位党委讨论一等功时,政治部一些人投了反对票,在主要领导的斡旋下,还是给了个二等功。

战后,队长一直在军队工作,参加过多次重大行动,行踪不定,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85年和夫人回北京看望岳父母,队长在莫斯科餐厅为我们夫妻接风,告诉我他工作要调动,以后联系不方便了。因为他干的是那种“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的工作,我也没问,就失去了联系。前些年有人看到他戴着大校的牌牌出没于北京西山一带,是我们这帮战友里最早的大校,现在恐怕该戴金星了吧。

H连长战后上了参谋学院,毕业后历任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师长、师长。部队裁撤后转业到某省纪检委任调查室主任,今年年初还一起喝过酒。正好他儿子也在,现在已经是陆军学院的少校队长了。

小张战后上了军事工程学院,历任通信站技师、副站长、工程师,97年转业,现在在北京某信息公司当老总,我们老战友谁去北京,他总会提供一辆奔驰为我们服务。

回想二十多年前的战火硝烟,我很欣慰,毕竟我们经历了,奋斗了。它证明了我们革命军人对祖国的忠诚,也证明了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不是八旗子弟,是响当当的军人后代。

我们用我们的血涤新了父辈传给我们的军旗!

我们用我们的命丰富了父辈留给我们的传统!

我们用我们的胜利报答了父辈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用我们的意志高扬了中国军人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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