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请辞怎能叫“弃暗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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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中国,“国考”的火爆程度可能是举世无双的,2014年的报名工作目前已经结束,有37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因此,有人将“国考”考生称为史上最大的“炮灰集中营”,这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国家机关公务员职位的“含金量”无疑占了很大的权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如果国家公务员挂冠而去就会成为“新闻”,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的弃职就引起了舆论的不同解读,最流行的观点当属“弃暗投明”了。 弃暗投明语出元杂剧,本义是指“高鸟相良木而栖,贤臣择明主而佐”,如果按


官员请辞怎能叫“弃暗投明”

官员请辞怎能叫“弃暗投明”

在中国,“国考”的火爆程度可能是举世无双的,2014年的报名工作目前已经结束,有37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因此,有人将“国考”考生称为史上最大的“炮灰集中营”,这当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国家机关公务员职位的“含金量”无疑占了很大的权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如果国家公务员挂冠而去就会成为“新闻”,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的弃职就引起了舆论的不同解读,最流行的观点当属“弃暗投明”了。

弃暗投明语出元杂剧,本义是指“高鸟相良木而栖,贤臣择明主而佐”,如果按照这个意思,在一权力已经无孔不入的社会,用“弃暗投明”来形容这一事件就有点牵强。而据56岁的黄力群对新京报记者透露,卸去官职的想法已经有3年,当律师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他本人非常珍视此前的工作经历,并不是“弃暗投明”。

弃暗投明这个成语,从它投胎的那天起就缀满了君臣色彩,充盈着一种强烈的奴仆意识。从黄力群就职的岗位上看,全国人大是民意机关,而他所在的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是与民意最接近的部门,作为一位副局长,应该是最能从法治的角度服务人民的一个岗位,为何去委身于一个归司法机构管辖的职业律师呢?这也许是人们将他的选择解读为“弃暗投明”的原因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如果说黄力群的行为是在多元社会中在追求一种自我实现,那么他面对的两个职业异曲同工,只不过在解决途径和方法上有所分别,而且前者似乎在宪法构架下更容易解决访民的问题,它毕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法律的制定并监督法律的执行。但现实未必如此,“特殊国情”下的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在黄力群看来并不见得比律师所更有作为,因此他说:“律师是一个需要激情的行业。还是想趁着跑得动的时候完成梦想。”

从黄力群的这句话上可以看到他挂冠而去的真正原因:“很多上访户开始上访时是很小的事,但问题得不到解决、精神受到刺激,然后变得偏执,如果再遭遇劳教之类的,问题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搞越大了。”当人大信访局已经演化成司法乱象的“救火队”,它的存在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信访一类的机构存在,本来就是法治不彰的表现。如果说黄力群的去职为我们思考现实的司法体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乱象提供了契机,那么另一个人的“弃官归隐”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某种解释。

不久前,在山西出现了一个“现代陶渊明”, 山西省劳动模范、一等功荣立者、检察荣誉勋章获得者、原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和二级高级检察官张旭民。2013年8月26日,因实名举报该院副检察长严奴国三年无果,遂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辞职报告后,并由该院提请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据《时代周报》报道,张旭民在参加山西检查院竞聘上岗时,因时任政治部主任的严奴国等人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最后让自己失去了机会。这起涉嫌严重违法的案件发生后,张旭民依法就自己的得票问题提出公务员人事申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和山西省委组织部指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张旭民的申诉,并组成以纪检干部宿永旺为组长的调查组进行调查。

张旭民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调查组查明以上事实后,不敢给申诉人文字答复,却仍然起草了一份“经对推荐票、计票表复核,申诉人得票数字均与公示的37票一致”的《调查报告》,向山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虚假报告,隐瞒了严奴国等人在竞争上岗工作中涉嫌严重违纪的问题。

“愤发挂冠,龠米自炊。”眼见自己的不公无人搭理,而制造不公的却高升为副检查长,索性归隐田园做个农民。张旭民不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的多次挽留,愤然辞职,以此表明自己对该院有关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强烈抗议。但他表示仍要继续告下去。

《太平御览》有这样一则故事:“楚国龚舍初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萦罗网,有虫触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叹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网罗也,岂可淹岁。’于是挂冠而退。时人笑之,谓舍为蜘蛛之隐。”

张旭民显然不是楚人龚舍,他不可能“为蜘蛛之隐”,但他却在伤害自己的蜘蛛和它营造的那张网面前无可奈何,诉求无法抵达天听,正义无处伸张,这可能才是他“挂冠而退”的真实原因。

按照古代的说法,官员离职有三种类型:致仕、乞休和弃官。而黄力群和张旭民都选择了后者,尽管他们选择离开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考量,但动机和去向明显不同。前者的离职难免会让我们对司法体制产生联想,而后者则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这种体制产生的后果。作为一位检查官,居然以辞职来表达不公,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法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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