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革命不知情的孙中山为何当了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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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华网:对辛亥革命不知情的孙中山为和当了临时大总统? 本文摘自《蒋介石的枪杆子——从黄埔军校到黄埔系》,作者张雄文,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 1894年6月,一个曾在澳门、广州等地设馆行医的私家医生突发奇想,怀揣一封字斟句酌的上书,邀上童年好友陆皓东,从老家兴冲冲地赶到天津,求见权倾天下的大清帝国重臣李鸿章。 他渴望能获得这位慈禧太后跟前第一红人“伯乐相马”般的青睐,接纳其治国安邦的宏图伟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但他吃了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宰相家奴七

对辛亥革命不知情的孙中山为何当了临时大总统?

本文摘自《蒋介石的枪杆子——从黄埔军校到黄埔系》,作者张雄文,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

1894年6月,一个曾在澳门、广州等地设馆行医的私家医生突发奇想,怀揣一封字斟句酌的上书,邀上童年好友陆皓东,从老家兴冲冲地赶到天津,求见权倾天下的大清帝国重臣李鸿章。

他渴望能获得这位慈禧太后跟前第一红人“伯乐相马”般的青睐,接纳其治国安邦的宏图伟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但他吃了个结结实实的闭门羹。“宰相家奴七品官”,李鸿章的门人没有把他当盘“菜”,干净利索一声吆喝让他走人,李鸿章李大人的背影都没能瞅上一眼。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他愤而远越重洋,转赴美国檀香山,在华侨群里组织了一个小小团体——兴中会,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开始了“成则五鼎食,败则五鼎烹”的造反之路。

这个年轻人便是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推崇落第秀才、“上帝次子”洪秀全为“反清英雄第一人”,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

但他到底是一介书生,或者说一介医生,“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笔杆子不是枪杆子,手术刀也不是指挥刀。

信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大清帝国“领导核心”——实际当家人慈禧太后,在攻城略地长驱直入的洋人面前花容失色,一筹莫展,对付企图窥窃“神器”、觊觎“大宝”的“乱臣贼子”们,倒还能气定神闲,游刃有余。

这就让孙中山造反的历史,几乎是一部不断与失败打交道的历史。说得好听点是“屡败屡战”;难听点则是“屡战屡败”。

1895年3月,孙中山筹划生平第一个“处女作”——广州起义。他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军旗,打算拿下广州作为进取中原、一匡天下的根据地,然后将“青天白日旗”插遍神州。

不过,这幕“活剧”刚开头便煞了尾。

他原定10月26日重阳节举事,因事机不密而早早夭折。大清国的长辫子政府军闻讯后先发制人,火速搜捕广州全城,活捉了陆皓东并毫不手软地当即处以极刑,——折损了孙中山跟前第一员大将。

孙中山本人尽管有惊无险,仓皇间顺利逃脱,却从此上了大清朝廷的黑名单,受到严厉通缉。他一路跑到香港后又遭港英当局落井下石地驱逐,被迫长期流亡日本、美国、英国等“化外”之地。

5年后的1900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大清帝国与慈禧太后在“剿”“抚”之间忙得焦头烂额无可奈何,英国、法国等八个国家的联军又鼓噪而进,三下五除二便攻陷了北京。慈禧太后匆忙间不忘带上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侄子兼外甥光绪皇帝,一路风尘逃往西安,“蒙尘西北”。

这年10月,孙中山乘机派同学兼兴中会元老郑士良到广东惠州策划起义。


已成为三合会(即史上有名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三合会)首领的郑士良,设法招集到80余名三合会会员骤然起事,一路猛攻,连下惠州几座小市镇,队伍一时竟也壮大到声威颇壮的二万之众。随后却因外无援军,内乏粮草,清军合力反扑之下,起义归于失败,郑士良只身退往香港。

1905年8月,也就是又一个5年后,流亡日本东京的孙中山将兴中会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等人的“爱国学社”等团体合并统一为“中国同盟会”,自己出任同盟会总理。

五湖四海的各路英雄好汉一齐入伙“梁山”,“山寨”的人马增多了,事业却依然未“发达”起来。

沉寂两年后,1907年5月,孙中山委派下属许雪秋潜回广东潮州举事。许雪秋招揽依靠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与其部下200来人,一拥而上攻占了黄冈,第一次打出了“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即孙中山)”的名号。

起义军尽管也曾一时壮大到五六千人,但很快在攻打潮州时失利。清军强兵压境,起义队伍被迫自行解散,隐遁山野,暴动归于失败。

几乎与此同时,孙中山招揽200多名三合会党参加,打算与黄冈发难遥相呼应、互相声援的惠州七女湖暴动,也中道夭折,无果而终。

四个月后,孙中山又派会员王和顺带上200来人,在广西边境的防城发难。队伍只苦苦支撑了半个月便作鸟兽散,起义于是偃旗息鼓。

同年12月,孙中山派会员黄明堂到广西镇南关举事。黄明堂找来了80名乡勇偷袭镇南关。这一回,孙中山还率主要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人赶赴前线阵地,激情之下亲自开炮,生平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书生之手“亲发炮击清军”。

但仅仅坚持了六天,起义即告失败。

第二年3月,孙中山被安南(越南)的主政者法国殖民当局逐出境外,他的助手——同盟会庶务(协理)黄兴则留了下来,打算继续在钦州、廉州发难。但这支两百来人的“中华民国军南军”,最终因弹药耗尽而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派镇南关失利的黄明堂等人,赶赴云南边境,重整旗鼓发起河口起义,最终也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等人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归西,清廷忙于“国丧”的良机,准备鼓动广州的清朝新军起义,却因计划泄漏,仓促举事,最后“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

同年11月,孙中山在海外的马来亚槟榔屿召集助手黄兴、胡汉民以及赵声等人开会,商量如何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发动一次规模大一点的广州起义(后称黄花岗起义)。

近半年后的1911年4月,黄兴按照会议商定的方案偷偷潜入广州,带上120多人开始举事。对兵强马壮的官军而言,这百来号人马根本谈不上“规模”,无异于以卵击石。战至最后,只剩下黄兴一个“光杆司令”。他躲进一家小店后乔装出城,不久重新逃往香港。

革命自然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和写文章。

孙中山依靠些许“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聚散无常的会党、绿林、乡勇,试图一击成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却一次次面对失败。他不得不从1907年起又长期客居欧美等地,做起了寄人篱下的“难民”,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异国的旅途上,与国内几乎隔绝了。

已有近5年历史的同盟会,也于1910年2月因内部纷争而惨遭分裂,原光复会的创建者之一陶成章等人认为孙中山的几次起义,不过是“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他愤然宣布退出同盟会,另立门户,重新组织了一个光复会。而3个月前,侨居法国的同盟会骨干张继甚至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长期看不到黎明的曙光和取胜的希望,没有任何捷报可以鼓舞士气,曾经名动一时的同盟会自然锐气大减,不久便几乎名存实亡。老会员吴玉章后来回忆说:“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即已趋于涣散”。


然而,大清国的“铁桶”江山似乎牢不可破之时,在一场几乎自发的举事中,竟一夜之间“呼啦啦大厦倾”,“流水落花春去也”。

1911年9月,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负责人蒋翊武和孙武,一起策划向武昌官府发难。

这两个以“兴汉排满”、“光复旧物”为宗旨的团体名气不大,规模很小,与孙中山的同盟会也不相统属,甚至因孙中山于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长堤会议上决定“暂行中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而直言批评过同盟会“行动舒缓”,“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b”。

共进会即是一个与同盟会针锋相对而创建,图谋在长江流域发难的团体。它的会旗“铁血十八星旗”,后来与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并列,一为中华民国陆军旗,一为海军旗。直到17年后的1928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才完全取代“铁血十八星旗”,同盟会及其改称的国民党才取得“万法归一、唯我独尊”的地位。

但一次配制炸弹不慎引起的爆炸事件,使这一次起义动机暴露,正在现场的孙武面部被烧得稀烂,狼狈地住进了医院。

忠于大清朝廷的官军迅速出动,荷枪实弹在武昌城里全面戒严,随即顺藤摸瓜,包围了起义总指挥部。总指挥蒋翊武忙乱中幸运走脱,逃出城外,奔往100余公里外的新沟(今监利)。

举事尚未开始,两个领头人一伤一走,顿时群龙无首。对大清国已失望透顶的新军士兵,却并未成为一盘散沙作鸟兽散,他们的热情丝毫未减,甚而更为激愤。

他们自行联络,主动出击,于10月10日晚上打响了发难的第一枪(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城外的新军也主动参与,纷纷响应,很快攻占总督署,不久即掌控了武汉三镇。

起义军意气昂扬地建立了湖北军政府,因无人统领,他们将清军将领、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与时任云南新军第37协协统的蔡锷平级)从床下拖了出来,逼上都督之位作“出头鸟”,以壮声威,并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铁血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

有了湖北这面大旗,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犹如坍塌的长江堤坝势不可挡,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大清政府。已入主中原君临天下268年的大清帝国,一如风雨中的黄叶摇摇欲坠。

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报纸上看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孙中山还在遥远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募捐,对武昌起义一事毫不知情。他的惊讶自不待言,后来回忆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a”,“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b”他将武昌起义之功,归结为冥冥之中的“天”助。

孙中山决定立即赶回国内去。

他漂洋过海一路颠簸,千里迢迢从英国经欧洲赶回国内时,已是1911年12月20日,距武昌首义枪声有两个月之久。

但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孙中山仍然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他一时誉满神州,名播四海,达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这主要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孙中山称得上是依然活在世上的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们也算,但早死去多时了),名气很大。

从1895年首次暴动遭到清廷全面通缉开始,他从一个默默无闻可有可无的私家医生,逐渐成为名满天下的传奇人物。尤其是1896年秋,他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捉到中国使馆,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事件。

辗转走出囹圉后,他被很有新闻眼光的出版家邀请,以英文写书讲述自己这一番遭遇,因此因祸得福,声名大噪。

并非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五百年之前也未必是一家的孙武,在武昌起义之初尽管躺在医院,名头却很响,原因之一便是众人误以为他是孙文(即孙中山)的亲兄弟。

这对当时顶着满门抄斩之罪造反而又势单力薄的革命军士气鼓舞不少,也足见孙中山名气之大,古传奇小说里所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人物大概不过如此。

二是孙中山自己参与或影响的每一次起义,尽管规模都不大,“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孙中山语),堪称零敲碎打的“小打小闹”,最终又以偃旗息鼓的无奈结局告终,却一次次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的清廷以不小的震撼,也震荡众多大清子民的耳膜。

三是他短于行却善于言,能说会写,“文”远胜于“武”。借鉴西方先进学说,他最早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设想,且创立了一整套令人耳目一新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的理论。

他还精心编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宣示进行国民革命,力图创立一个“中华民国”,并制定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程序。湖北军政府后来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即源于孙中山的这一学说。

四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几乎源于一次偶然事件中普通新军士兵的自发与自觉,缺乏始终影响并负责的强有力实际领导人,被赶鸭子上架的黎元洪及后来闻讯赶到的黄兴,都谈不上一言九鼎的核心人物,在主张不一,各自为政的南方革命党人(包括同盟会、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以及立宪党等)中,一时无人可与孙中山多年来积攒的声名匹敌。

五是南方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首脑与革命党领头人物承诺,如果率领清朝大军压境“平叛”的袁世凯能够叛清反正,便推举他为大总统,但因为南北议和一时未能达成正式协议,这一承诺尚未能立即实现。

这也是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最为重要的一点。

武昌起义后,南方独立各省与革命党多数人最钟情的大总统人选一直是袁世凯。

此时,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是大清王朝北方半壁江山的唯一支柱。他以“小站练兵”起家,已拥有一支只听从他本人指挥的“袁家军”——7万余训练有素的近代化强大陆军。因其兵强马壮、财大气粗,是实力悬殊的南方革命党人向北进军,“一举去清都”的巨大障碍。

于是,南方独立各省便期望有着汉人身份的袁世凯,能够如同自己一样反戈一击,“反正来归”,从而避免一场实力不对称的战争,又能轻而易举地推翻满族人当权的大清政府,因此对袁世凯许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予以争取。

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半个月后,湖北军政府便有人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说他“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说“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

不久,刚从清朝将领“反正”的湖北军政府首脑黎元洪也表示:“以项城(即袁世凯)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他后来更于11月12日明确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袁世凯)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黎元洪与其他独立各省的都督商量这一“国是”时,有七个省的都督均“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二把手黄兴也于11月9日以民军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说“诚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

11月30日,南方独立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筹组临时政府。结果是,“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即黎元洪)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元洪)都督代表一切”。

三天后,会议又作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说如果袁世凯能够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这次会议一方面将黎元洪推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中央军政府大都督”,相当于天下兵马大元帅,为其后来长期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法律程序,正式确定了“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唯一的法定人选。

袁世凯一时奇货可居,犹如刘邦、项羽楚汉战争时期的韩信,“助汉则汉胜,帮楚则楚赢,拥兵自保则可以三分天下得其一”。他成为北方大清朝廷不能不依赖重用,南方革命党人也不得不寄予厚望的关键人物。

到底是做曾国藩、胡林翼似的大清王朝“中兴名臣”,还是做赵匡胤、朱元璋似的中华民国开国元首?袁世凯的一举手一投足,已有千钧之重,关乎中国的历史走向。

久经官场的袁世凯自然是聪明人,深知“名臣”再风光到底是臣,而元首却是实实在在之“君”的道理,因此开始与南方频繁暗通款曲,秘密往来,多方协商会谈。他已初步倾向于做中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只是还有一点“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指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乎a”的恻隐之心而已。

不过,袁世凯对自己的“袁家军”实力充满自信,因为胜券在握,也就“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而南方中央政府的组建却迫在眉睫,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替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孙中山恰逢其时回到了国内,并受到了黄兴的提议推举。

基于以上五点,孙中山成为袁世凯“反正来归”之前的临时大总统。

不过,“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对孙中山的就任并不满意。他说“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也就是说,他担心袁世凯因失望而变卦,南北和谈从此破裂,推翻清朝之举遥遥无期。

他后来甚至认为:“世人对孙逸仙(即孙中山)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b。”

他还说:孙中山“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在这一情形下,孙中山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显然与马上得天下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所取得的皇冠不同,并非他一刀一枪,由弱到强,从枪林弹雨和死人堆里结结实实打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他虽有名满天下的盛名,却没有自己的嫡系将领与军队对临时大总统之位加以“护卫”。

不仅已经独立的南方各省各行其是,纷纷推出自己有利害关系的领头人,呈现出不大买孙中山涨的多头马车局面;而北方依然扛着大清国旗号的袁世凯,也在咄咄逼人施加压力,连败南方的革命军,迅速拿下了武汉两镇。

更为棘手的是,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也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孙中山于1912年2月3日忧心忡忡地说:“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a。”

可谓“高处不胜寒”或者叫“绝怜高处多风雨”,一度曾试图一展“大总统”之威,誓师北伐、直捣黄龙,取消南北议和的孙中山迫不得已,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与袁世凯进行南北和谈,并最终达成了原本早已在协商之中的协议: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担任,袁世凯则设法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还拖着鼻涕的小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下宣布退位,退位诏书中说:“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成为终结大清两百余年历史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二天,孙中山也如约向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辞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按照南北协定,正式推举“反正归来”的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年10月成为正式大总统),并通电全国,热情洋溢地称袁世凯是“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由武昌起义带来的中国南北短暂的对立局面结束,天下重归一统。


对孙中山而言,似乎应了一句古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以平民身份一步登天,名义上拥有了南方半壁江山的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仅仅待了一个半月,不过四十余天。


本文内容于 2013/10/27 1:05:13 被越战老兵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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