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光鲜的美国农业,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

表面光鲜的美国农业,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


文佳筠


两年前笔者在清华大学和一群学生探讨农业问题,在讲了朝鲜和古巴的案例后,有学生总结说:朝鲜的问题在于其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其工业和农业无法对接和交换,造成苏东剧变后农业无法维持,所以教训是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中国当然需要自己独立的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工业体系,这个问题这里不多言,但在农业问题上,问题有这么简单吗?是否只要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对接,农业的所有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我们不妨来看看美国的农业是否实现了生态可持续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在通常的叙述中,美国农业当然是高科技、现代化、高效率农业的典范,平均一个美国农民就养活一百多人的说法大行其道。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误解。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farmers确实只有220万左右,比230万监狱人口还少。可是,farmers的正确翻译是农场主,而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农民。美国家庭农场平均土地面积在400公顷以上,比中国通常村庄的土地面积还大。所以美国的农场主和中国的农民完全没有可比性。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农场是在殖民时代带来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不管是北美还是南美,都是殖民者把当地人赶跑了或者杀灭了,开发新大陆,才形成了极度人少地多的格局,从而能做成大农场。而在东南亚,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等,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形成大农场,更多的是小农模式的延续。哪怕西欧,在殖民时代大规模人口外迁降低了人口密度,也依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形成大量大农场,小农模式在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形式下继续保持。


除了农场主及其家人外,美国农场的运作常常也需要雇佣劳动力,即农场工人(farmworker)。这一块人口数量不小,但在美国的人口统计中算为工人,而且因为不少是季节性雇工,流动性很大,所以也没有很确切的数据,估计是200万到400万之间。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根据美国劳工部1995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美国的农场工人70%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1/3以上是非法劳工,童工现象也很严重,大概有8%的17岁以下的童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非法劳工和童工的比率一直在持续上升。同时,非法劳工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法定的最低工资。加州的农业重镇Fresno是美国城镇中人口贫困率和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就是因为聚居在这里的大量农业工人收入极低。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美国这种农业模式的运行才得以维持。


除了社会公平问题外,美国农业高度机械化和化学化,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干旱和不恰当的大规模开荒造成沙尘暴肆虐美国中部大平原后,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改良性措施,包括强制周期性休耕等,在避免农产品过剩的同时缓和土地退化等问题,但也只有美国这样人少地多的国家才有可能如此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多地少的东南亚国家,所有土地都周期性休耕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即便有休耕等措施,也只是缓和了不恰当的耕作方式带来的危害以避免大规模沙尘暴等短期尖锐问题,并没有解决长期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农地表层土壤从1960年以来流失了一半。表层土壤是一种缓慢可再生资源,而现在美国表层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这很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同时,由于不恰当的灌溉方式以及化肥施用,有5500万到6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占美国可耕地的1/10左右)在过去五十年里因盐碱化而土质退化严重。作为有几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如果自古以来一直采用美国式耕作方法,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除了沙漠还会剩下其他什么。


化学化农业还有一个时间上效益递减的问题。以美国玉米为例,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吨化肥可以收获15到20吨玉米;到1997年,每施用一吨化肥只能收获5到10吨玉米。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并更为严重:由于土壤有机质的减少和土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农民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农药才能维持同样的产量,再加上化肥和农药价格在过去十几年里平均每年上涨10%以上,使得农民要不断增加投入才能保持同等收入,这其实也是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产业化大农业带来的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也使得一些病虫害的大规模爆发即使在农药的施用下也无法控制。1970年美国玉米由于某种玉米小斑病菌大流行(southcornleafblightepidemic)减产15%,其中受灾严重的伊利诺斯州减产25%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片面追求高产,大面积连年使用某种杂交玉米——当时该品种种植面积占全美85%以上,但该品种容易受玉米小斑病菌T小种的感染,最终导致了不可控制的病害爆发。


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终端市场。200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食品,从农地到餐桌,平均经过1518英里(2429公里)的长途跋涉。同时随着产业链的加长,消费者支付的食品费用更多的用于运输费、包装费、人力费和销售产品所需的各种投入,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比例不断降低,面临“不扩产,就出局”的选择。依靠大型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长途运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其实是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转化成食品。很显然,如果没有大量廉价能源的支持,这种农业模式只怕也会同样面临朝鲜农业的困境。


除了如前所述严重的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美国农业依然需要政府的巨额补贴。根据美国农业部2006年的预算,美国2004年花在农业补贴上的资金超过80亿美金,在2006年的预算中该项支出更是超过160亿美金。如此高额补贴,单纯从食品支出来看,美国消费者确实从中受益:他们只需要拿出家庭可支出收入的9%用于购买食品——这个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低。但如果从公众健康等多方面整体衡量,其后果并不正面。农业补贴更多地集中于产业化大生产的大宗农产品,例如玉米和大豆,于是食品加工业也不断开发出新的方法来使用这些价格低廉的农作物。一些几十年前并不存在的产品诸如高糖玉米糖浆、氢化植物油等等,如今都广泛地作为糖类和脂类添加于各种食品中。其结果,就是美国人平均消费越来越少的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消费越来越多的高糖高脂过度加工的食品。这是美国肥胖症流行的一大原因。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和900万六岁以上的儿童都患有肥胖症。肥胖所引发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一部分癌症等)代价是如此之大:尽管医疗技术不断发展,医疗费用更是节节上涨,但当代美国人比其父母辈预期人均寿命更低,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人支出的16%用于食品,9%用于医疗;今天这个比例基本上颠倒了过来,9%用于食品,17%用于医疗并继续上扬。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五十年来美国农业和食品体系发展的实际效果是:美国人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看病吃药,更加不健康,人均寿命更短。


近年来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中,恩格尔指数(食品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支出的比例)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少人假定恩格尔指数越低就意味着发展程度越高。美国的例子表明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误区:无论是为了消费者的个人健康,还是为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的均衡发展,恩格尔指数都不是越低越好。


正是因为前述许多问题,美国一些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联合起来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一些城镇制定相关规定支持农民市场(farmers’market)——在特定的日子里,农民有场地直接销售其产品,而不是通过农业综合企业和超市系统。通过农民市场或者社区支持农业方式,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食品的顾客也在稳步增加。同时很多学校和企业单位的食堂也更多购买新鲜的本地生产的食品。许多类似于“从农场到校园”的网络也慢慢开始推广。笔者十余年前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农民市场及相关宣传时不是不惊讶的: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农贸自由市场吗?居然值得这些美国人当作新鲜事物来推广?在更多地了解了美国农业体系及其问题后才明白其中的原由。


危机下的中国农村


石油产量峰值的到来将动摇全球粮食体系的基础,而农业所依赖的天然资源,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因为气候变化而恶化。古巴和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历过的困境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面临的未来,无论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已经状况堪忧的农业部门,还是西方国家享受政府高补贴的农业。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讨论中,有人还在继续片面强调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中化——这些方面美国的农业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至,但其结果却是:农民面临“不扩产,就出局”的选择,苦不堪言;环境遭受破坏;公众健康也受到威胁。古巴的农业表明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在对农业和粮食体系进行适当重组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而同时减少化学制品的使用,加强农业的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是有可能的。


我们不太可能像古巴和朝鲜那样突然遭遇石油产量快速下降的情形——苏联及东欧解体之后,两国来源于化石燃料的农业投入(石油、化肥、农药等)一半以上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石油及其衍生品的价格将逐步而稳定地提高,使得传统的化肥、农药的使用日益变得让人负担不起。这是我们相对于古巴和朝鲜而拥有的优势,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苏联集团会突然解体,但我们却知道石油产量峰值将要来到并有时间做好准备。我们同样也有不利的方面:石油产量峰值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而全球变暖或变冷很有可能对农业雪上加霜。所以,我们有可能面临巨大的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不大可能有足够的国际援助来帮助人们度过这一紧急状况——或者是我们现在就开始为危机做准备,或者大自然将来收拾我们。


正在进行时的经济危机,也对我们继续现在的农业模式、城乡模式提出了挑战。由于来自欧美的订单减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大量出口导向型工厂减产或者停产,大批农民工失业。据2008年底的一项估计,大约有两到三千万农民工失业,近千万不得不返乡。但这场危机,尽管糟糕如斯,却也能够提供中国机会,重新审视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增长战略。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但农民、农业和农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农问题就是明证。以珠三角为例,过去是鱼米之乡,现在一半左右的粮食需要从外地调入。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全中国都像珠三角一样“发达”,中国人吃什么?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有钱,到国际市场上买就是了。可是,国际粮食市场稻米年交易量,不过中国稻米年消费量的1/10左右。如果全中国都变成珠三角,我们将无粮可买。中国必须尽量自己养活自己,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其实,对于广大农村来说,有许多可能的投资和建设能带来长期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许多灌溉水渠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严重破损——2009年春北方大旱所造成的许多损失,与此不无关系。修复这些基础建设以及发展新的水利设施可以大大改善农村和农业,有助于应对干旱与水患,为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种植树木、复育防风林以保护农地免于土壤侵蚀等,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同时,随着近千万民工因下岗而返回乡村,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去推动更为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而更加可持续的有机农业——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这样的单子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只要人们愿意放开眼光并摆脱当前发展范式的思维局限进行思考。许多这样的项目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和民众可能因此不愿意采纳这样的做法。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已经如此深长地浸润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围当中了。然而,当前持续着的经济危机难道不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文化吗?


除了政府的引导和投资,支持可持续生态农业也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改变消费观念,意识到我们要为真正好的食品付出更高的价格,而不是为垃圾食品付账单。的确,由于种种原因,有机食品现阶段价格比较高,可是,我们支付多少钱消费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口可乐这类高糖高脂过度加工的垃圾食品?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消费转移到购买健康食品?我们完全可以在不改变食品支出费用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改变观念,把食品支出放在支持当地产品、有机产品上。这样的消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对生产者、对整个农业的生态良性循环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而这一点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国人花在购买碳酸饮料上面的钱,一年大概是1500亿,其中一半以上利润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拿走。如果我们把这个钱花在支持当地有机农业上,将是多么巨大的潜力!也许有人会说,可口可乐为中国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实现了很多利税,如果大家都不喝,政府收入会减少,有不少人会失业。可是,把喝可口可乐的钱用于购买有机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而且没有跨国企业抽取利润,完全可以创造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如果乡村能够提供温饱又有意义的生活,更多的年轻人会留在乡村,而不是宁愿居无定所、受尽歧视地在城市打工。而生态农业及相关产业比绿色革命农业模式更多地提供了这个可能性。


以中国严峻的资源条件——人均耕地不足美国的1/10,如果继续试图学习美国农业的道路,也许我们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不仅仅决策者,普通民众也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我们是应该努力维持目前的体系——绿色革命后对廉价石油及其衍生品高度依赖的农业和食品体系,使局面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还是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改革措施来避免灾难?这种选择可能将决定我们最终会实现一种像古巴那样的可持续农业,还是遭遇像朝鲜那样的灾难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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