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战--海峡两岸持续38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两岸心战时期的宣传画报

“你不要做丢脸的事。”

这句话,厦门人戴鸿雁听父亲说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61年。高中没毕业的戴鸿雁应征入伍,正准备到厦门、金门对峙的最前线担任“心战”闽南语广播员。多年后,戴鸿雁终于明白这句话的用意—父亲怕水性太好的儿子叛逃投靠国民党。

戴父的阶级成分不好,并因此屡遭不公。在参军欢送会上,戴父演讲时涕泪横流:“我这个旧社会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我的儿子也能参军为国效力!”

戴鸿雁的一生从此改变,情报与广播成为他人生中的两个关键词。与他一起被改变命运的人共计五千人左右,他们隶属于一个曾经的部队番号:536部队。这支部队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对台心战部队”。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1953年到1991年,从彼此破口大骂到呼吁叛逃投诚,再到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两岸历史不知不觉间已走过38年。

想起“心战”,直到今天,戴鸿雁仍会感叹其威力太大,“说得难听一点,林毅夫当时就是听我们的心战广播听太多,‘中毒’了,才游泳投诚大陆。”


海上“上甘岭”

“心战”需要这样一个战场:敌我双方长期稳固对峙,阵地间隔不太远。厦门角屿岛与金门马山阵地,距离最近处不过1800米,成为设立心战广播喇叭的最佳地点。

1953年春,从朝鲜战场俘获的美军“九头鸟”广播器材运到厦门角屿岛,组建角屿对敌有线广播站的事被提上日程。“九头鸟”是用九个小喇叭组成一座小喇叭墙,重达40多公斤。

3月6日,第一个对敌有线广播组—角屿对敌广播组宣告成立,四天后开始对大金门的国民党军广播。两年内,先后又有四个广播组在厦门沿海建立,对大小金门形成合围之势。

角屿岛的喇叭响了不到半年,国民党也弄来日本生产的大喇叭,安装在正对角屿的金门马山,成立马山广播站。马山广播站招收的播音员也都是从大陆赴台的专业播音员。字正腔圆,几乎分辨不出来是台湾广播还是大陆广播。

一场对垒攻心戏,正式开始。

1953年底,当时在28军担任文化教员的吴世泽因闽南话普通话都讲得好,经历层层审查后担任角屿广播组广播员,后来他也成为戴鸿雁的老师。

在戴鸿雁看来,“海上上甘岭”,五个字不足以形容角屿岛的艰苦。

这个0.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也基本没有可用于建造工事的材料,一切必需品都靠补给船运来。角屿岛上由28军的一个连队驻守,广播组最早时则与他们搭伙吃饭。一遇大风天无法走船,两天吃完淡水后就只能干熬。戴鸿雁至今仍记得 用海水煮粥的味道,他把这种独创的粥饮命名为“角屿粥”。

广播组刚上角屿岛时,住在一个挖出来的简易地坑里。播音员和组长四个人住不足八平米,还需放两张桌子当工作台。这是他们广播、学习、吃饭、睡觉的唯一场所。另外三个机务人员则住在芦苇搭盖的棚子里,常年与两部轰鸣的发电机作伴。

在岛上,如厕这一基本生存需要也与在其它地方很不同。没有地方修建厕所,广播组成员都趁着退潮跑到礁石上解决。慰问团医疗队的女同志过来,角屿的官兵才不得不临时挖一些简易厕所。在吴世泽和戴鸿雁看来,到海边角落上大号后用海水洗屁股,其实干净又消毒,“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作为最重要的“对敌”前线,金门一方面部署了国民党陆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创造了驻军密度的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金门很快也建立心战大队与厦门隔空喊话。金门的心战大队设有物质空飘站和播音站。物质空飘是用大气球将饼干、姜糖、衣服和反共传单等带入大陆,传单背后注明:保存本件,可用以证明反共心迹,享受各种优待。

两岸的广播站,理所应当成为两岸炮兵“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喇叭打成哑巴,是立功条件。双方广播组也都把被摧毁后多久能复播,作为衡量战斗力和士气的指标。

广播一响,金门的炮弹就顺着声音打过来。白天有炮手专打喇叭,夜间看不清喇叭位置,敌人就先打照明弹,再找目标攻击。如何保护喇叭,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吴世泽和队友常会背着40多公斤重的“九头鸟”,同金门的大炮打起“游击广播战”。

吴世泽仍记得1956年4月的一天,海上起大雾。这种天气能见度低,一般无需对喇叭实施伪装。吴世泽把喇叭放好后就下到播音地坑里吃早饭。谁知吃饭的功夫里却又起大风,雾散云开,喇叭被对方的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

他丢下饭碗就往阵地上跑,战友们也跟着向上冲,“当时想的就是宁可人受伤,喇叭不能坏。”他刚背起九头鸟跳回地洞,一发炮弹紧接着落到刚刚放喇叭的位置,喇叭的音膜被震坏。

晚两三秒,吴世泽就被炸碎了。

工作高强度,饮食无保障,吴世泽有时会陷入恍惚。有一次他背着喇叭往回走,走啊走的一脚踩空跌倒在一个大弹坑,实在无力气挣扎起来,居然就躺在弹坑熟睡一晚上。

吴世泽说:“当时的部队教育,就是最艰苦的地方最光荣。”

心战--海峡两岸持续38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戴鸿雁在最艰苦的角屿岛从事对敌广播六年,曾为七大元帅到访表演闽南语播音。

“六条保证”

相当长时间内,厦门金门之间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敌我对打的炮声,另一种是敌我对骂的广播声。炮声一停,广播就播音。

厦门广播站骂对方“蒋匪”,金门广播站回骂“共匪”;厦门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金门的口号则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有一点则是共通的,彼此都骂对方“卖国”。

播音多以《解放军进行曲》为启始,由于喇叭功率高,气势就像下暴风雨一样。广播站的播音为杜绝出错,多为录播,平均每分钟120个字。语速必须偏慢,再快则传到金门后听起来并不清晰。收听体验的调整,也是根据身在金门的地下党的收听反馈而进行。

曾有一位普通话广播员,一不小心把“弃暗投明”说成“弃明投暗”,结果被立刻关禁闭,查清祖宗三代后直接复员回家。后来广播站有了监听员和录音设备,录音后通过监听没有问题,才敢广播。

新兵怕炮,老兵怕瞄。戴鸿雁刚入伍时听炮响总害怕,后来习以为常,听炮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打炮的方位与去向,该吃饭继续吃,该躲藏时也心里有数。

对台广播也得看天吃饭。因播音条件有限,一旦海面狂风四起,声音就无法传到对岸。只要风力在三级以下,角屿的广播就日夜不停。

“有线广播的特点是强迫性,喇叭一响,不听也得听。”戴鸿雁说。为避免喇叭过热,每广播一个小时多会让喇叭休息几分钟,平均下来每天的广播时间也接近23个小时。两岸广播战的彼此喊话,就是厦金两岸士兵的催眠曲与起床号。

每个广播员最熟悉的广播内容,莫过于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六大保证”:一、保证生命安全;二、不打、不骂、不侮辱;三、不没收个人财产;四、伤病者给予治疗;五、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就业者帮助就业;六、起义投诚立功者给予奖励。

吴世泽说,这些都是大白话,但都是起义投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官兵、金门的同胞,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广播现在开始……”按毛主席的话,对台广播要天天讲,夜夜讲,不听不行。戴鸿雁回忆,一年365天,平均广播280到300天,一天“六条保证”至少听16遍。

后来戴鸿雁感到惊讶:国民党士兵过来投诚,“六条保证”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岸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政策我很清楚’。”

而北方籍的士兵投诚,甚至已会用闽南话背诵六条保证,戴鸿雁笑着说,“他们整天在金门站岗,无聊得不得了,只听广播已经把闽南话学会了。”

广播站运行经年,对台广播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宣传投诚,有时也会参与到地下斗争中。戴鸿雁透露,只要接到电话要求24小时不停记录敌人广播内容,就说明有叛徒投敌;要求今晚几点一定要广播一首什么歌曲,说明是给对面的地下党发特定信号。具体歌曲对应什么指令,则只有上级领导和地下党才知道。


“汤丽珠攻势”

戴鸿雁曾经无数次拿起望远镜看汤丽珠。

他有点想不明白:这是一个长发苗条的漂亮女人,为什么一张嘴却像泼妇骂街呢?

汤丽珠在金门马山播音站播音已有段时间,她从1958年待到戴鸿雁上岛还在,已坚持三年。其他金门的播音员通常四五个月就调走。从军区获得的情报显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属于去台人员。

特殊人员,会得到私人定制的特殊待遇。戴鸿雁和他的战友们特别发动了一场“汤丽珠攻势”。

广播组陆续获得了汤丽珠大陆老家亲戚的照片、故居的照片和老家的土特产……精心准备后,好戏开场。

“请国民党马山播音站播音员汤丽珠注意!”这句话用普通话重复12遍,又用闽南话重复12遍。

戴鸿雁接着说:“现在广播你的姑姑给你的信……”接下来还有她的侄儿给她的讲话录音,并说明她的亲人都还健在,“国民党宣传说你的家人都被杀光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现在还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是浙江金华人,你的阿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明天有一艘礼船漂过去金门,请你品尝你老家的土特产。”

很快,汤丽珠被调离金门马山播音站。

对敌广播,非常注重做好金门士兵的调查研究,以增强编稿和播音的针对性。吴世泽称之为“充分了解敌情”。了解到当前驻金门哪里的人多,就组织哪里的慰问团来录节目播放。福州军区联络部长期向广播组提供金门驻地部队指挥员的姓名籍贯等情况。而吴世泽在角屿的播音堡中,长期挂有金门敌军分布和人员构成的情报图表。

驻扎福建的31军有军部招待所,战俘招待所,也有起义人员招待所。起义人员之所以建专门招待所被保护起来,是怕被特务暗杀。戴鸿雁曾去起义人员招待所看望那些投诚的国民党士兵。

戴鸿雁只要一提“蒋介石”三字,那些投诚官兵立刻站起来立正—这已经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条件反射。

戴鸿雁则马上教育他们,我们提到毛主席,也不会搞这种形式主义。

他还曾见过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叫甘裕郎。甘在金门当兵时每天站岗,听到火车的声音就问班长:“这是什么声音?”班长支支吾吾,说:“我不知道。”

厦门有火车站,也已通铁路。但在国民党的宣传中都说共产党不会建铁路,而且赴台官兵的亲属都被杀光,穷得要命没饭吃,三个人一条裤子……但甘裕郎真的在金门听到了从厦门传过来的火车声,从那时他开始感觉到,共军的宣传可信,并最终投诚。

而小嶝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受到的特殊对待则出人意外,他因为国民党针对他进行的广播,而直接升官。徐六保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是第一个从地方大学招收的专业人才。从1963年上小嶝岛担任广播组机务员开始,一待2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六保扎根海岛的事迹被总政发现,被树为全军模范。戴鸿雁透露,上面领导曾因此批评福州军区,说“你们搞什么?把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丢在海岛那么久,这个人就是不会拍马屁而已。”

通过收集大陆军方的宣传材料,金门马山播音站显然也知道了徐六保的名字。

“共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同志,你为共产党卖命,得了关节炎等一大堆病,我们对你很尊敬。共产党只用你,不关心你。希望你,好好把握。”

1985年春节前后,马山播音站开始对徐六保喊话。1986年4月,徐六保被调到胡里山广播总站当副站长,从小嶝岛的正营级升为副团级。

当时小嶝乡乡长就对他开玩笑说:“徐站长,是国民党帮助你提拔的。”



心战--海峡两岸持续38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厦门大嶝战地观光园中的一台对台广播喇叭,如今成为两岸游客观光景点

将儿的坟墓埋在角屿岛

心战效果如此好,大陆也有官兵听广播“中毒”后叛逃到台湾。但在广播站服役过的近5000人中,却无一叛逃。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奇迹。

戴鸿雁的父母曾在他的服役期到过一次小嶝岛,他们知道金门距离小嶝近,但看到后还是觉得近得吓人,他们第二次嘱咐戴鸿雁:“你不要做丢脸的事。”

广播站的人怎么才能不被腐蚀?戴鸿雁觉得,任何口头教育都没用,讲多了还反感,“我的班组长来为我盖被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上级只要关心自己的士兵,老百姓拥护你,这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渔民抓了螃蟹和鱼,都会送给广播组和连队,让他们改善伙食。戴鸿雁当时熟识的四个渔民,现在仍然有一位健在。

会说相声的北京人邰宝林当时是少尉,也是角屿广播站的代理组长。广播站要求每播一次“六条保证”,“正”字就写一划,戴鸿雁字体难看,“正”字也写不正。

邰宝林就握他手写,纽扣掉了帮他缝。戴鸿雁缝东西不会收线,邰宝林也教他。

每逢戴鸿雁值班播音,他习惯把五六式冲锋枪放在手边,身上还带着两颗手榴弹,枪口则始终对准地堡门的方向。

走出播音地堡20米就是大海。万一金门的水鬼过来摸哨,戴鸿雁还能靠打枪为角屿岛上的驻军发出信号。

离开角屿岛后,戴鸿雁曾在福建省公安厅工作多年,其中跟赖昌星共打交道七年。他去过红楼,吃过饭到七点必走,不会参加其他活动。两三次后,赖昌星再也不叫他去了。

后来赖昌星出事,戴鸿雁身边的人被抓走不少。他至今将自己的坚定归功于角屿那些年枪林弹雨的磨练。这个只有0.2平方公里的小岛,在两岸炮战期间先后被上万发炮弹轰炸。广播堡周围少说也落下大小炮弹三四千发,弹坑遍地。

赖昌星请吃饭,他端起碗,不知为什么总想起自己用海水煮的“角屿粥”。

在角屿那几年,金门什么地方是假岗哨,哪个方向最安全,雷达死角在哪里,戴鸿雁再清楚不过。他笑言,如果要投敌,没有谁比我更方便更清楚。

有一次慰问团来岛上唱《洪湖赤卫队》,戴鸿雁拿着录音机去记录,想作为播音素材使用。当他听到“娘啊,儿死后……将儿的坟墓向东方……”,眼泪突然掉下来。

后来他发现,其他专心听演唱的战士也开始流眼泪了,演唱者也流眼泪。戴鸿雁听这些词,内心已把唱词默默改为“将儿的坟墓埋在角屿岛,让儿看着台湾升起红太阳。”


七元帅到访

晚上七点到十点,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每年都有数次到角屿岛一号岗哨站岗。戴鸿雁站在播音地堡外还能看到他。

在他印象中,皮定均非常爱钓鱼,有一次还在白天,国民党望远镜看得见的情况下在海边钓鱼。鱼咬钩了,皮定均也不收线。

金门的守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会经常到距离他们近在咫尺的角屿岛钓鱼。

司令员是播音员戴鸿雁见过的“大官”,命运让他见到了七个更大的“大官”。

1962年夏天,戴鸿雁接到命令到厦门胡里山炮台(厦门对台广播站总部)报到,理由是:你长期在角屿岛很辛苦,是五好战士,出岛休整一下。

戴鸿雁知道,肯定是有重要接待任务了。

做广播员的戴鸿雁从来没出过晨操。别的士兵起来练身体,戴鸿雁起床则练嗓子。但之前在角屿岛时,他已被开始要求练走正步,练了几个月。对台广播站基本不接待地方领导,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领导才接待。

直到接待前一天,戴鸿雁才听到“罗总长要来”,罗总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戴鸿雁对罗瑞卿的第一印象是个子高,气势逼人。他看过广播组的播音后指示:“你们一定要自然,有的人敢看我,有的不要怕得不敢看我。”

戴鸿雁明白, 这次肯定是中央或军委的大领导要来。

第二天七点半,胡里山周边已全部戒严,每隔十米有一个士兵端刺刀站岗。九点钟,罗瑞卿、皮定均先到,厦门市公安局并未进入现场,负责外围警戒。

“下来了。”戴鸿雁听胡里山广播电台总站播音室的门卫说了这么一句。

正在此时却出现意外。

胡里山广播站大门口一位岗哨不知脑袋犯什么晕,拦住了走在最前面的罗瑞卿,问“首长你们是哪里来的?”

训练半年,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这种纰漏。戴鸿雁回忆,皮司令当时直接把岗哨拉到一边,双手左右开弓后脚再踹上身,然后怒喝:“叫你们连长出来站岗!”

罗瑞卿随即下令,岗哨全部撤换成带来的人,负责端茶的人也全部撤走。这只是开始。接待室里的桌椅也被撤换成他们带来的,开 水也从元帅随从带来的二十多只水瓶里倒出来,地上则有自带的二十个脸盆一字排开。

直到此时,戴鸿雁还不知道是七个元帅来视察。

他拿眼角向上扫,第一个认出来的是陈毅元帅,其次是贺龙。戴鸿雁看过陈毅的照片,贺龙则有标志性的小胡子。除了朱德、彭德怀、林彪,七个元帅全部到场。

刚开始是一位女播音员先表演,戴鸿雁站在她旁边,还没发声,他的手和脚都开始不停发抖。这是他唯一一次站着播音,而且是表演性的。

他熟识的一位上级过来说,平时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戴鸿雁慢慢平静下来。

女播音员用普通话播“六大保证”,戴鸿雁用闽南话播。七大元帅听到闽南话的播音时,戴鸿雁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整个表演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后来告诉戴鸿雁,朱德曾说“我一定要去,我这辈子不一定能解放台湾,但一定要到最前线去看一看。”

但他的专车到厦门大学附近仍被拦住,他毕竟是朱老总,“去七个已经有很大风险,万一走漏风声,后果不敢想。”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人民日报报眉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此后两岸广播人情味越来越浓,互相播报天气、提醒对方下雨记得收衣服都成为惯常播报内容。

双方称呼也开始不一样。最早是“蒋匪军”,在此之前对方为“蒋军官兵弟兄们”,后来改称为“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亲爱的金门同胞们”。而播音的风格、语气也有很大改变,“清晰、自然、亲切、动听”成为对播音员的播音要求。

整个80年代,金门马山播音站则有一个杀手锏一样的节目内容,叫“邓丽君”。

1991年4月23日,厦门对台有线广播完成了最后一次播音。第二天起,喧嚣了38年的广播站从此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