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作战参谋019 收藏 0 1939
导读:开国中将罗舜初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任军委参谋,与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有过交往。在国共内战东北战场,罗舜初成为林彪部下。由他生前撰写、2005年第3期《百年潮》发表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一文,披露了林彪指挥作战的一些罕见细节,以及他对林彪的独特看法。 毛主席写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圆了我的上学梦 我最初知道林彪这个名字并见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春天,我从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附设的参谋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一局,先是当见习参谋,几


开国中将罗舜初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任军委参谋,与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有过交往。在国共内战东北战场,罗舜初成为林彪部下。由他生前撰写、2005年第3期《百年潮》发表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一文,披露了林彪指挥作战的一些罕见细节,以及他对林彪的独特看法。


开国中将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毛主席写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圆了我的上学梦

我最初知道林彪这个名字并见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春天,我从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附设的参谋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一局,先是当见习参谋,几个月后转为正式参谋。

那时候中央苏区的条件比较艰苦,为了节省宝贵的干电池,对电台的使用进行严格控制,一些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或距离不是太远,就由我们这些作战参谋步行到各军团递送或口头传达军委首长的命令和指示。所以,我们那时候既当作战参谋,又当高级传令兵。

我们几个参谋也有分工,我负责东面这个方向。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军团主要是在东面这个方向作战,因此,我去一军团的次数要比去其他军团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和林彪接触的机会和次数自然也就多一些。

虽然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见到林彪,但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他是军团首长,我只是军委的一名小参谋,层次相差太多,而且他表情严肃,话不多,多数时间是在看地图,不便打搅。而我也不爱主动多说话,双方只是叫得出对方名字,知道是干什么的,仅此而已。

长征结束后,我在军委二局工作。1937年春天,我向毛主席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学习。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也很支持,他亲笔为我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党校的领导同志感到接收有困难,因为当时正处在两个学期之间,头一个学期还没有毕业,新的学期还没有开始。尽管是毛主席亲自写信介绍来的,也难以安排。于是我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军委机关。

毛主席问明情况以后,安慰了我几句,随即给当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我拿着他的信直接去找林彪。


开国中将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在抗大当校长时的林彪

林彪开始不知道我的来意,还跟我开了个玩笑,说:“小罗,你已经是二局的副局长了,怎么不派个人来,还要亲自出马,高级传令兵的瘾还没过够啊!”

我把毛主席的信交给他之后,他才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当即表示欢迎。但抗大的情况和党校差不多,他和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商量了一会儿,想出来一个办法,他要我不脱产,选科插班旁听,等到新学期开始再正式入学。就这样,我的学习愿望算是得以实现。

我到抗大插班旁听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红一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林彪被任命为师长,于是他离开抗大,上了抗日前线。一年以后,我也从抗大毕业,先是随朱总司令到山西国民党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1939年春离开八路军总部,随徐向前元帅到山东敌后工作。

1943年春天,根据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我被任命为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鲁中军区政委。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全面担负山东党、政、军领导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得了严重的肾病。毛主席知道以后,非常关心罗荣桓同志的身体,发电报说,党中央打算派林彪到山东,要罗荣桓同志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其他同志办。

日本投降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山东分局,决定林彪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如果罗因病休息,罗的职务由林彪代理。但是没等林彪到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9月中旬,最先率部出关的冀东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从沈阳乘苏军飞机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东北情况。于是,中央作出决策,要迅速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根据中央的决定,林彪改为去东北,不来山东了,同时决定罗荣桓同志率领山东的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实现中央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

我和林彪为战役配合事发生分歧

1945年10月底,我率山东三师和警三旅一万多人,从孟子的家乡邹县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胶东龙口,乘坐木帆船渡海,在辽宁省的庄河、皮口等地登陆。

到东北后,我带过来的一个师和一个旅同曾克林、唐凯同志由一个团发展起来的两个旅合编为一个纵队。合编后的部队番号为第三纵队。关于由谁来担任这个纵队的领导,林彪与东北局的意见有些不一致。林彪觉得三纵队是以我从山东带来的部队为主组建的,我又主持了合编,对部队和干部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为了便于指挥和管理,纵队司令员应该由我担任。而东北局打算安排我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双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当时辽西方面战事紧张,林彪不断来电催我带部队过去参战,于是东北局以三纵为主,加上四纵一部,临时组成一个纵队,由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为司令,我为政委,吴克华为副司令,前往黑山参战。任务完成后,三纵队的领导人选还没有定下来,我和程世才只好继续兼管三纵队的工作,三纵队的纵队部也就此由辽东军区司令部暂时兼着。

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继进占沈阳后,又先后侵占了抚顺、铁岭、开原、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4月间,又向我军重点设防的本溪和四平疯狂进攻。

四平保卫战进行了十多天后,中央指示林彪要死守四平。林彪向中央提议,为了保卫四平,成立四个机动的野战纵队,直属东总指挥。这四个纵队就是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纵队。林彪同时提出了这四个纵队的司令和政委人选,他建议程世才为三纵队司令员,我为三纵队政委,唐凯为纵队副政委。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于是,我们奉命率领三纵队从本溪出发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直接接受林彪的领导。

一开始,林彪给三纵队的任务是进攻开原,截断中长路,使进攻四平的敌人得不到补给,同时阻止沈阳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我们向开原前进的路上碰上了硬钉子,在威远堡和刚从本溪调过来的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个遭遇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僵持住了,谁都难以前进。我们把情况报告林彪,并提出,进攻开原已经不可能了,估计敌人的企图是继续北上。林彪回电说,三纵队的任务改变,不打开原了,就地阻止新六军北上,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的侧翼。这样,我们就同新六军从开原老城打到莲花街,打了十几天的防御战。新六军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式装备,训练有素,曾经远征缅甸,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我们的战士也很英勇,打得很顽强,敌人进攻的速度一天只能前进五六里。这时,我们发现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以小部队在阵地上和我们厮杀纠缠,主力依仗机械化优势,乘坐六百多辆汽车实行大迂回,对四平实行包抄。

当敌人占领西丰、清原后,我们向林彪报告,估计敌人可能再占梅河口和西安(今辽源),实现对四平的迂回包围,请他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林彪回电说,要我们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顾,继续节节抗击当面的敌人。对于林彪的这个决定,我们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敌人有迂回包围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也迂回到四平侧翼,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哪怕消灭一部分也是好的,怎么还要继续打防御战,拼消耗呢?结果新六军迂回成功,我们不得不放弃四平。

从四平撤退的时候,林彪给我们三纵队的任务是断后,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安全撤离。不久,长春也主动放弃了。这时候,除了我们三纵队以外,其他部队都已撤过松花江,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指示。我们考虑,敌人占领大城市,敌后空虚,应该留下一些部队,在敌后开展斗争,南北遥相呼应,就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三纵不过江,留在吉林东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并且说明有这个条件,使敌人再向北进攻就有后顾之忧。

林彪回电说,三纵队不过江了。但要我们到长白山建立根据地。接到命令,我们觉得林彪的这个决心下得很对,也很有战略眼光。吉林东部山区距哈尔滨确实近了一些,战略机动范围有限,只有经营长白山,才能有效地牵制调动敌人,实现南北呼应的战略意图。

按林彪的指示,我们三纵从长春附近的双阳、伊通掉头奔辉南,夺路奔向长白山。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为了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黑石镇,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六军二零七师一个营,随即攻克桦甸县城,这是我军从四平撤退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前后共歼灭敌人千把人,但林彪很重视,他后来多次提到,攻克桦甸证明敌人愈分散,愈易被我消灭。

攻下桦甸后,发现新六军十四师过来了,我们避开了它。到辉南,没有敌军,地主武装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吓跑了。我们继续向通化前进,到柳河,柳河也是一座空城,没有遇到敌人。正好这时候东北停战开始,我们便趁机进行整训。这个期间,我同林彪为战役配合的事发生了分歧。

当时南满地区指挥单位比较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配合,我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他协调各部加强配合。

林彪给我回电说,敌人到处进攻,我军只能做到战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区间不可能进行战役性、战术性的配合,那在时间上与距离上都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是各地区每次行动都要其它地区同时行动,各地区势必要今天配合这里,明天配合那里,行动就被动了。他认为在兵力分割的状况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对于林彪的这个答复,我感到他不大讲道理,有些强词夺理,就和纵队副政委唐凯同志联名给林彪发了一份电报,坚持要求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的配合。我们在电报中提出,现在我们分散作战较多,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论敌人攻击任何一方,其它地区应该在战役上进行有机配合,迫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粉碎它的进攻,扩大我们的战果。否则敌人有快速增援,向我反击的可能。

林彪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再回电报,此后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听说,四平撤退后,林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看法及领导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中央迟迟没有回复,他心情有些烦躁。就在我和唐凯同志的电报发出后,中央回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并且决定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他的情绪才好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尽管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战区的主要领导,在答复下级提出的问题时过于情绪化总是不合适的。

总之,我感到林彪这个人脾气有点怪,不像罗荣桓同志那样宽厚大度,在罗荣桓同志面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用不着顾虑。而在林彪面前就不同了,不知道哪句话不合他的意,会惹他不高兴。

大敌当前,林彪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战略学

三纵留在南满不过江,很快就派上用场了。1946年9月中旬,林彪给我们来电说,接军委通报,蒋介石要进攻哈尔滨,要我们侦察选择有利于攻击的目标,准备作战,牵制敌人。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长春、吉林后,杜聿明决意继续北上,拿下哈尔滨。随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陶赖昭以北的桥头堡。哈尔滨当时很紧张,东西都装上了火车,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也已转移到佳木斯了,哈尔滨成了空栈房。

我们意识到这一仗意义重大,经过敌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丰县城,如果还不能将北进的敌人调回来,就再打西安(今辽源)、开原或昌图,总之是要将准备进攻哈尔滨的敌人拖回来。

林彪回电同意我们先打西丰。他对三纵这次出击很重视,在回电中说,打西丰对东北整个战略形势有重大的意义,对保卫哈尔滨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凯同志到前方亲自指挥。为了保证作战顺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独三师配属我们指挥,配合作战外,还令辽东军区大力配合三纵作战。

我们一举攻克西丰,全歼新六军二零七师的一个团,并两次击溃前来增援的敌人,一共歼灭了敌人五个营的兵力,接着就准备打开原和昌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他们没想到南满我军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坚固的县城。于是,国民党军改变原先的战略,急忙调新六军、五十二军南下,从先北后南变为南攻北守,他们决心先打掉南满我军主力,然后再向北进攻哈尔滨。敌人开始向我南满根据地猖狂进犯,林彪要我们牵制敌人的目的实现了。

杜聿明调集八个师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杀向南满,来势很凶。虽然我四纵在新开岭消灭了他一个师,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仍然不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保安东(今丹东)呢,还是保通化?我们三纵队当初南下的任务是到通化,建立长白山根据地,可是辽东军区要我们西进,去保卫安东。这样一来,我们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顾安东,结果战线拉得很长,以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宽正面的防御,犯了兵家的大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分兵把口,兵力不集中,我们仗打的不好,多半是击溃战和消耗战,消灭敌人不多,自己搞的很疲劳,还得不到充分的补充。

当时向通化进犯的敌人有五、六个师,而我们三纵只有两万多人。在这期间,林彪来电对我们的批评很多,也很严厉。他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打歼灭战,这些批评都是对的。

大约11月中旬,林彪给萧华、江华、程世才和我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电报中说,你们几个都是战争中的大忙人,但在百忙之中应抽出时间弄清楚战略思想。要研究毛主席的战略学(他指的是收入《毛选》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林彪对主席那篇文章很熟,重点看哪一章哪一节,他都给我们点到了。最后还说,毛主席的战略学不要当成普通文章,看看就过去了,要当成胜利的诀窍来看,当成作战指令来看,反复看,用来指导实际行动,这样才能使南满的作战和局势得到新的发展。除了我们要学习以外,也要安排下面的干部认真学习。

关于学习毛主席战略学,林彪在以前的电报中也提到过,但这回是专门提出,而且提得很高,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印象特别深。当时的感觉与“文化大革命”中看着他摇语录,喊万岁,装样子,做给人家看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临战之际,林彪同意我们先完成政治教育再练兵

1947年8月下旬,东总决定从三纵队开始,进行诉苦和土改教育。

当时正是秋季攻势之前,我们经过大量工作,终于在全纵队展开诉苦运动。这时,接到东总指示,秋季攻势第一阶段已经在辽西打响了,要加紧练兵,准备投入第二阶段作战。

怎么办?是把土改教育放下,投入练兵呢,还是继续下去,把教育搞完再练兵?纵队党委开会研究,觉得就这么停下来不行。当时干部中确实有个别人群众观点模糊,干涉地方土改运动,对土改政策发生怀疑。有的因为住在地主家里,包庇、同情地主,甚至阻挠群众起来斗争地主,还给地主打掩护,帮地主藏东西。有一个出身富农的科长,听说家里被斗,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产生不满情绪。

在战士中,不少人战斗观念模糊,特别是一些“解放”过来的战士,认为内战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争地盘,说这两个人中若是死一个就好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解放”成分的人)对战争究竟有没有胜利的前途,产生怀疑。而一些从关内来的老战士,对于当地群众中的盲目正统观念看不惯,觉得为他们打仗牺牲不值得。而本地兵因家里翻身得到了土地,尝到了土改的甜头,想回家过小日子,也不愿意留在部队打仗。有个战士作战很勇敢,立了功,但却不辞而别,留下一封信说,我已经报了恩,要回家当个革命的同情者。

土改教育的第一步是诉苦忆苦,挖苦根。然后引导部队提高阶级觉悟,把仇恨集中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身上,要让大家认识到只有报阶级的仇,才能最后报个人的仇。经过发动,诉苦刚刚搞起来,一个个哭的像泪人似的,正在这个结骨眼上,要是停下来,实在太可惜。就是去练兵,兵也练不好,去打仗,仗也打不好。土改教育不进行完不行,于是,我们给林彪和罗荣桓发报,说明情况,要求把教育搞完再转为练兵。

那时候不像后来,没有那么多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林彪和罗荣桓同志马上回电,同意我们的意见,把土改教育搞完。最后,我们坚持把土改教育搞到9月20号左右,还差一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教育没进行,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打完仗再补课。战前一点训练不搞不行,练兵运动只进行了五天就开始秋季攻势。军事训练时间少了点,只有在战场上设法补救。

经过土改教育后,部队政治情绪稳定,阶级觉悟提高,干部战士关系改善,连队的面貌与前不同,有显著的变化。打起仗来,凡是土改教育搞得好的连队,战斗作风就勇猛顽强,在行军中过去泡病号、掉队的都能坚持了。连队干部战士正气上升,歪风不见了。阶级兄弟的感情非常浓厚,干部体罚、打人的现象没有了,普遍开展报仇立功运动,人人都有立功计划和决心。在战斗中,班长伤亡,积极分子自动代理,班代排,排代连,老的打光了,最后剩下新兵也组织起来继续干。有的连队打的只剩下几个人,还在磨刺刀,准备报仇,毫无恐惧。战后也无影响,再战情绪还是一样,斗志仍然很高,不服气,一定要为牺牲的阶级兄弟报仇。

1948年春天,我在东野政工会议上介绍了三纵开展忆苦和土改教育的经验,林彪当时在前方作战,没有参加会议,后来他看了会议记录。据说,他在我的发言记录上做了不少眉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技术的战力虽缺,有政力代替而有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政力”竟然完全代替了“技术的战力”,成了空头政治。

对作战方案有不同意见,林彪半天内连回三电

9月底,在我们结束土改教育,转入练兵运动不几天,接到林彪和刘亚楼签署的命令,准备打仗。命令中指示三纵队要以远程奔袭手段,同时包围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据守的西丰、头营子、威远堡和孤榆树这四个据点。一一六师隶属国民党第五十三军,是张学良东北军硕果仅存的一点老底子,抗战时被定为远征军甲种军,到越南作过战,日本投降后回国到河北保定打内战,刚调到东北不久,和我们还没有交过手。

五十三军的军长周福成带着军部和另一个师驻在开原一带,一一六师的师部驻威远堡,三个团分别在西丰、头营子和孤榆树,其中西丰、头营子和威远堡在东西一条线上,距离约四十公里。孤榆树、莲花街和威远堡在南北一条线上,距离约二十多公里。从威远堡再往西南约二十多公里就是开原,往西二十来公里是中长路上的昌图县城。

林彪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了这次作战的总方针:远距离轻装奔袭,同时包围各处分散的敌人,围点打援。如果敌人不增援,就各个击破,消灭被包围的敌人。

接到命令后,我考虑,如果我们包围了一一六师师部,敌人肯定会派兵增援,而我们同时包围的是敌人的四个点,一旦敌人派兵增援,打援的兵力明显不足。我又看了一下命令中其它部队的任务,都安排了奔袭目标(他们都是一个纵打援,策应各方)。六纵的位置在四平以东,中间隔着一纵,我们指望不上。而一纵在夏季攻势时打四平打得很艰苦,一直在休整,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们的待机位置远在我们北边几十公里以外的四平附近。临时调他们南下为我们打援不一定来得及,况且他们的任务是策应各方,并没有明确只是策应三纵,如果在四平以西作战的二纵需要的话,他们还要牵制四平的敌人,策应二纵,那我们就更指望不上了。于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围点还是打援,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对于威远堡的敌人师部不妨以一部兵力先把它监视起来,看住它,不让它跑了,但又不惊动它,免得它呼叫援兵,而以主力先将西丰等地的敌人消灭,并相机消灭威远堡外围的敌人。最后再以优势兵力攻威远堡。那时,即使敌人来增援,我们也有足够的兵力对付,可以从容不迫。

在师以上干部会上,多数同志赞成我的想法,少数同志表示,应该按照东总的命令,同时包围四个点。以两个师攻威远堡,一个师包围其它三个点。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在打援,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上级让我们同时包围敌人,就会考虑打援的问题。我说,从命令上看,一纵、六纵的任务是策应各方,万一各方都需要,派不出为我们打援的兵力怎么办?我们只好自己考虑安排打援的兵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把两个方案都报上去,请林彪考虑决定。我很快就把电报写好,发了出去。我记得电报的言辞比较激烈,为的是能引起林彪的重视。这时,已是午夜以后了。

几个小时以后,先是辽东军区来电,要我们按照林彪的作战部署,以一个师包围西丰、头营子、孤榆树,集中两个师直插威远堡。紧接着,林彪、刘亚楼的急电也到了,内容是要我们以主力包围威远堡,对另外三处敌人各应以一部包围与监视,然后再视情况逐一消灭。电报还说,第一步在抓住分散的敌人,以免其集中。关于如何打援的问题,电报中没有说,看来林彪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敌人信心不足,他担心万一我们抓不住敌人,打援的部队白跑一趟,看样子他是想把打援的部队抓在手上,担任奔袭的部队哪个真正抓住了敌人,他再根据情况把打援的部队派过去。他这样考虑自然有其道理,在东北战场上,敌人掌握了优越的交通条件,兵力转运灵便,随时可以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或增援被我攻击的点。我们过去曾经吃过亏,这也是林彪为什么要用远程奔袭的办法去抓住分散之敌的原因。但是,等我们真的把敌人抓住了,再派出增援部队打敌援军,敌人有优越的交通条件,我们只有两条腿,时间上是否来得及?不知道林彪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大约又过了三个多小时,林彪、刘亚楼又给我们发来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林、刘对原来的部署进行了调整,通知我们说,莲花街、孤榆树那一个团的敌人划归一纵包围与消灭,三纵只负责包围与消灭西丰、头营子、威远堡的敌人。看来,林彪还是认真考虑了我们的意见,把威远堡以北的孤榆树、莲花街这个方向的敌人交给一纵就近去包围,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应变能力加强,而且在兵力对比上取得了优势。

到了晚上9、10点钟的样子,林彪和刘亚楼又给我们来电了,这是半天之内的第三次电报,内容是命令一纵以一个师留在四平外围,两个师过至孤榆树,另以一个师出昌图,包围、监视或单独歼灭昌图守敌(独二师长期配属一纵,因此共四个师)。威远堡西边的昌图,是我们担心敌人可能前来增援的一个方向。林彪的这份电报中虽然一字未提三纵,但他这一系列调整,都与我们有极大关系,终于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我们决定以一个师奔袭包围威远堡,一个师奔袭包围西丰和头营子,另以一个师插到开原、威远堡之间担任警戒。方案报上去以后,林彪又发现问题了,他这个人考虑问题很细,他最担心的是把敌人吓跑,无功而返。他一对照地图,就觉得八师的集结出发地域离西丰近了,容易走漏消息。就给我们发电报,提醒我们注意。结果真让林彪给说中了,八师出发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于是敌人像惊弓之鸟,相继逃跑收缩。一看这种情况,林彪果断决定,作战时间提前一天,全线开展奔袭和追击。

由于刚刚进行了忆苦和土改教育,部队士气旺盛,九师路程最远,一夜赶了一百四十多里,没有掉队的。七师边打边走,动作也很快,终于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威远堡地区。八师也抢在敌人前面,袭占头营子,把从西丰西逃的敌人一个团围堵在拐磨子。当我们对威远堡发起攻击时,四平的敌人立即乘坐七、八十辆汽车南下增援,在昌图以北遭到一纵的阻击,双方发生激战,直到我们把威远堡的敌人全部歼灭,敌人的援军也没能突破一纵的防线。这一仗,我们在一纵的配合下,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师。

战后,林彪向各纵队和各师发通报,说担任攻击西丰的部队由于奔袭出发地距敌过近,进入时间过早,停留时间过长这三个缺点而过早暴露我军企图,以致敌人自动撤退。同时他又表扬我们包围攻击坚决迅速,将敌人在威远堡全部歼灭。他对我们表扬不过火,批评不讲情面,分析透彻,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对我们后来制定作战方案很有益处。

打下锦州后,林彪出题考我

1948年秋天,我们接到林彪命令,乘火车秘密南下,接替兄弟部队包围义县。到达义县不久,接到林彪电报,说义县的敌人要弃城南逃锦州,要我们几个纵队准备伏击。等了几天,看看没有动静,就这样等下去也没个头,于是我们给林彪发报,建议改伏击为攻坚。我的理由是义县很重要,是北宁县我军作战的门户,势在必得。义县城虽高,但不大,守敌虽有万余人,但战斗力不强,使用兵力过大展不开,我们三纵加上配属我们的二纵五师和炮纵就够了,其他两个纵队可以到锦州以东以北地区打援。希望尽快确定攻义县的部队,以便部署。

在我的记忆中,林彪指挥过的战役、战斗中,伏击、打援的成功战例比较多,攻坚的战例比较少,他对于攻坚这种作战样式一般比较谨慎,轻易不下决心。但是收到我们的电报后,当天就回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对义县之敌改伏击为攻坚,并指定我们三纵指挥炮纵和五师攻取义县。

由于准备充分,攻城开始后,我们只用了四个小时就把义县打下来了,全歼守敌一万多人,没有一个漏网。

攻克义县,林彪对我们很满意,他说,这是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固工事之敌的新记录。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改变他原定的野外打援的战术,还和罗荣桓、谭政同志在攻锦州之前进行的战前动员中,号召所有部队学习三纵及五师四小时打下义县、四纵两小时打下兴城、二十七师一个团30分钟打下达子沿,歼敌千余等范例。

在东北那几年,由于环境限制,我和林彪多是通过电报谈兵论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打下锦州以后,我到总部去汇报战斗情况。

在攻锦作战中,从打外围战到战役结束,三纵都是啃硬骨头啃下来的,一个碉堡接一个碉堡打,冲进城后整条街都是敌人的洋楼工事,部队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一万多人,战斗结束后,半数以上的连队只剩下三五十人,个别连队扛步枪的只剩下几个人。但是部队士气很高,都说补充休整一下还要再打。林彪听了非常高兴。

汇报结束以后,林彪要我留一下。他说:“罗荣桓政委常说你对军事肯钻研,我也这么看。你是军委的老参谋,现在,我要出一道题考一考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蒋介石不甘心我们打下锦州,还想夺回锦州,打通关里和关外的联系。现在,东边是从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已经到了黑山,被五纵、十纵顶住了,西边是从葫芦岛登陆的侯镜如兵团八、九个师,被四纵、十一纵挡在塔山。你来回答,我们是迎击东进的侯兵团好呢,还是打西进的廖兵团好?”

听完林彪出的题,我看了看地图,提出了我的想法:葫芦岛至锦州一线地处辽西走廊,山海之间通道比较狭窄,部队多了不易展开,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锦州以东地域开阔,便于大部队展开,要我选,就选择打西进兵团。

林彪听完不置可否,他笑了笑说:“给你三天休整时间,回去等候命令。”三天以后,林、罗、刘命令我们立即北上,冲到敌人中心去,插入敌人纵深,配合正在黑山阻敌的十纵,吸引和拖住西进的敌人,以便锦州附近各纵队赶来会战,一举消灭它。

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改变常规,三个师齐头并进,宽正面地向敌阵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下子就把敌人的防御撕开了口子,向敌人的纵深冲击。突破防线后,前进几十公里,半天未遇到敌人,我们继续前进。当行进到胡家窝棚时,我们想控制胡家窝棚周围的山地,决心拿下胡家窝棚。一交火,发现敌人火力猛,防守也很有章法。你猛我更猛,不怕他,以猛制猛。打下来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真是个意外收获。这一下就砸烂了敌人的指挥中枢,敌人失掉了指挥,彻底乱了套,在我各个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西进兵团很快就被我军全部歼灭,廖耀湘也被我们三纵活捉了。

打掉廖耀湘的兵团部以后,敌机来轰炸,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被震昏过去,埋进弹坑里,负了伤,失去知觉,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沈阳解放后,我在沈阳治病养伤,林彪,罗荣桓都来看过我,说了一些问候、鼓励的话。

庐山会议后,林彪说:要把罗舜初斗到心服口服为止

建国以后,我参加海军初创工作。因为林彪不分管海军的工作,我和他的接触也就少了。1951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好,就到东交民巷他家里去看他。林彪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就直话直说,我本来是不想到海军的,周总理做了半天动员说服工作才来的。到了海军以后,工作不顺心,想走,想到朝鲜去打仗。林彪当时不同意,要我安心在海军工作,说有些问题会解决的。

1959年夏天,我正在哈尔滨出差,接到电话,要我马上回北京开会。回到北京,才知道彭老总在庐山出事了。军委日常工作已经换成林彪主持。彭总这个人爱发脾气,喜欢骂人,说起话来不客气,就是对毛主席也经常抬杠顶撞,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些军委机关的小参谋不论在中央苏区,还是长征路上,见过不止一次,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对庐山会议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在肃清彭、黄影响的军委扩大会上发言揭发不积极,也没有唱高调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心想,我在林彪领导下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表过什么态,都是有问题谈问题,该工作就工作。他对我应该是了解的。没想到有人因此提出,我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态度不积极。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叫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导弹为主好理解,就是武器装备现代化嘛,特种兵为主,也不错,但是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都是特种兵,哪一个排第一,重点发展?如果不明确下来,互相争经费,争第一,也不得了。我的想法说出来以后,有人反映到林彪那里,说我对“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有怀疑,是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不支持。这下可糟了,本来萧劲光司令已经和我谈话,说我的工作要变动,军委已经决定调我到国防科委去工作,这下去不成了。林彪说要把我的问题搞清再走,不要把毛病带到新单位去。海军开会让我揭发彭老总,交代和彭的关系,检讨为什么不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对林彪的方针有怀疑。我对这些如实作了回答,结果又说我态度不好,又反映到林彪那里去了。林彪生气了,说对我要斗到心服口服为止。就这样,原定一个星期的会,一下子开了约三个星期。我也弄不清林彪对我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后来听说,他因为我没有再去看他,不高兴,说我眼里只有罗荣桓,没有他。最后,我被定为彭、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忠实代理人和积极执行者报了上去,免职送政治学院学习。1965年4月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任副主任。

从此以后,我心里就有些怵林彪,后来工作安排和变动,虽然没听说林彪有反对意见,但我心里仍然余悸未消。每当有林彪出现的场合,我都尽量躲在远处,不往前靠,对他是能躲则躲,心里非常紧张,就怕林彪又要和我算老账。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总理把我叫到人民大会堂,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乘飞机外逃,飞机失事,坠毁在温都尔汗,林彪一家三口全摔死了。总理提前向我通报九一三事件,是因为在林立果小舰队劫持的直升机上发现了国防科委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属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内部文件,按规定是不送林彪的。总理对我说,过去你处境不好,今后要把工作抓起来。他还指示我必须在不对外透露林彪事件的情况下,迅速查明文件是怎么到了林立果一伙手中的。

我当时完全惊呆了,连声说了几遍没想到,我确实没有想到,上了“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竟然会走上这样一条路。百感交加的我一方面觉得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另一方面感慨无限:林彪的一生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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