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暴露了拓跋氏祖先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同时受到株连的还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豪门以及众多汉人官吏。北魏的民族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政局也变得动荡不安。这让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看到了收复中原的希望。

宋文帝曾在公元430年(元嘉七年)派出将近十万大军挥师北伐,结果惨败而归。其后20年间,他偃武修文、励精图治,以至国力大增,史称“元嘉之治”。这时候,他再次提出北伐。丹阳尹(相当于京城行政长官)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纷纷上表赞同北伐。其中王玄谟早就多次“陈北侵之策”,文帝曾对大臣殷景仁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宋书·王玄谟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曾深入漠北,大败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肯特山一带)时筑坛祭天。所以,宋文帝每念及此就感到热血沸腾。

历来一个国家要发动战争,多是武将们摩拳擦掌、主动请缨,而文臣们则沉稳持重、瞻前顾后,所以三国时曹魏来犯,江东群臣大多主和,才会成就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千古佳话。不过这一次,支持文帝北伐的却大多是文臣,而萧思话、刘康祖、沈庆之等武将则纷纷表示反对。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直截了当地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书·沈庆之传》)意思是说,我们步兵对骑兵本来就处于劣势,檀道济、到彦之两位名将北伐都失败了,王玄谟等人难道比他们的本事还大吗?军队的实力也不比往日更为强大,贸然北伐不是自取其辱吗?

宋文帝却不以为然,说:以前的失败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打不过。北魏所倚仗的不就是骑兵吗?今年雨水大,河道通畅,我军只要泛舟北上,占领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两处军事要地,然后就地取粮、安抚百姓,虎牢、洛阳自然手到擒来。等到冬天来临,我们的防线已经巩固,敌人纵然骑兵南下,又奈我何?

沈庆之等人“固陈不可”,宋文帝干脆不予理睬,只是叫徐湛之、江湛出来和他们争论。沈庆之愤然说道:“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宋书·沈庆之传》)

这句话点到了历来喜欢瞎指挥、乱决策、不懂得尊重专业意见的领导者的病根上,且因其直截了当、毫无曲隐之意而更显得振聋发聩。宋文帝听了,虽然没有怒火中烧,却一笑了之。或许是他等得太久了,韬光养晦得再也没有耐心了,于是发布总动员令,大量招募民丁、勇士,号召富民、僧尼捐资,连王公、妃主、朝士、牧守都动员起来“献金帛、杂物以诸国用”,并于当年即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七月派出五路大军,全面出击。

这次北伐的结果众所周知:起先,北魏采取收缩战略,宋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了中原大部,但恰恰在争夺北魏囤积大量物资的滑台一战中,“士众甚盛、器械精严”的王玄谟却久攻不克,止步不前。这时候,冬季来临,魏主拓跋焘挥军南下,全面反击,先是大破王玄谟,后是分五路大军齐头并进,宋军全面退却,北魏军很快就攻到了彭城。在与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等相持一段时间后,拓跋焘干脆绕过彭城引兵南下,“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资治通鉴》第125卷)冬十二月,北魏军攻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隔江威胁宋都建康。建康震惧,内外戒严。宋文帝发出悬赏令,有斩杀魏主拓跋焘及王公大臣的,赏金封爵;又派人将下了毒的酒送到乡下,想以此毒杀魏兵,但都无济于事。

好在拓跋焘久居塞北,对南方的水土不太适应,无意再行南下,很快就“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至此,元嘉北伐以刘宋彻底失败而告终。整个战役中,魏军连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第126卷)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元嘉北伐的仓皇与狼狈,以此表达对南宋开禧年间由文臣韩侂胄主导的仓促北伐的担忧。“开禧北伐”的结局与“元嘉北伐”如出一辙,再一次验证了“耕当问奴,织当访婢”的正确性。(蒋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