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偏安一隅”被人家冷嘲热讽、讥笑挖苦、说长道短,嚼烂了舌头。不过却没人去想过,一个国家要兴盛起来,图的就是个长治久安,这里就有个“安”字,没有比“安”更好的治国之策了。那么偏安有何不好。如果不“偏安”又怎么样呢,在何处才是不偏呢?在南宋这个看似不小其实并不算大的地方,想要不偏,可以选择东线河南的南京商丘,江苏的建康;中线就是湖北的鄂州、襄阳;西线就是陕西西安。其实西线也够偏的,且靠近西夏,又没有大江大湖的阻隔,建都于此,在危机之时只有进入更偏的四川了,实在是不可取。中线过于靠近敌境,与东京一样,没有纵深,金人的骑兵可以在两三天内直抵城下,完成包围,陷国家于命悬一线之中;东京亦是如此,太靠近了敌人,你过日子能安宁吗,你搞建设能放心吗。所以临安杭州才是最佳的选择。

临安前有淮河、长江,有广大的地域和水网环境,有回旋的余地,有大纵深和几道防线,又背靠大海,万一有个危机时刻,茫茫大海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金人再有本事,也拿南宋没有办法,高宗可谓具有战略眼光。

早在北宋之时,曾经有过三次重大危机。一是澶渊之盟前的局势,当时寇准劝真宗渡河决战,契丹之兵势方张。如果这一战打败了,真宗就像后来的明英宗那样成了瓦剌的俘虏,这个北宋恐怕当时就撑不住了,就得玩完。北宋当时是孤注一掷了,好在辽国没有全力以赴,否则北宋将提前百年暴卒而亡。辽国还不像金国那么如狼似虎,真宗还不像钦宗那样窝囊透顶,宋军还是余勇可贾。而后两次危机则是金军两次对东京的进攻。第一次进攻是给宋朝一个警告,如果钦宗警醒的话,当机立断采取迁都措施,这样大纵深有了,多重防线有了,再充分利用江南这个产粮区,就可以避免靖康之变这样的惨剧发生。这样的南宋至少不会二圣被掳,惨不忍睹。

历代王朝,都城的南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最早有商王之迁,还有西周之迁,还有北魏孝文帝之迁,这都是于国于民很有利的大事。如果北宋在有了异族的两次警告之后,果断南迁,移鼎江南,以江南经济的富足弥补军事上的不足,那么北宋就不会亡于金国之手了。有学者甚至认为,南迁之后,可以大增国力,宋室足可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创中兴之业也并非没有可能。

既然是迁了,局面又没有根本改变,有必要再回去吗?宗泽是有这个想法的,岳飞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回去东京是面子好看,实际上则行不通。岳飞是个合格的军事家就不应该再把东京放在眼里,金人兀术也真应该把东京送给岳飞,让他左右为难,是要还是不要?如果高宗听了他的,稀里糊涂再回东京,在一个早上被金军围困,惨烈的大战顿时展开,万一岳飞把高宗葬送了,才是个千古罪人呢。好在高宗头脑清醒,坚持他的“偏安一隅”,南宋才有了一百五十年的高寿。有人认为,北宋帝国的灭亡,有及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原因。但与建都汴京也确实有很大关系。北宋文学家秦观早就指出:“至于(汴)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就曾经流传过汴京“非形势之地”。老百姓已经开始质疑国都的选址。南宋的大史学家邓樵认为北宋都汴是个大错误,其灭亡的责任就是大臣没有及早劝天子迁都。

高宗“偏安”,是前项教训的总结。从恢复失地的角度看不大合适,从巩固政权的目的看,则非常明智。那么我们现在许多人斜着眼睛看“偏安”,是读懂了历史吗?杭州能有今天,江南能有今天,不是归功秦桧难道归功于岳飞吗?现在是江南人欺秦桧最狠,简直是忘恩负义,好像失地恢复了,杭州就进入天堂了。岂不知南宋北伐开始,就是杭州迈向地狱的第一步。好在南宋的北伐总是草草收场,输得却很难看,那些主战派终于是老实了,南宋只能是继续地偏安下去。至少还有西湖歌舞,还有游人醉,而“直把杭州作汴州”则是大错了。汴州的安全与杭州的安全有可比性吗,宋元战争打了四十多年,杭州才面临了敌人,如果建都汴京,南宋也早完蛋了。

那些看不起南宋偏安的人,可以说说南宋应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好办法,临安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