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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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作者:刘继兴   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而且还善于“齐家”,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影响着他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泽东高风亮节严教子女


作者:刘继兴

毛泽东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巨人,而且还善于“齐家”,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影响着他身后的几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泽东忧虑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他从自身做起,从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天,毛岸英大学毕业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一天下午他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由于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和学习,回来后在接人待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话时,岸英喜欢用欧洲式的说话语气并加些手势动作,这让毛泽东感觉不舒服。毛泽东就告诉岸英:“延安不是苏联,在这里就得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舞足蹈。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称同志、哥哥,不能随随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泽东接着对岸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这个大学国外没有,中国过去也没有。在这个大学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我已请好了一位老师,他是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上他那里学习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行前,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劳动的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劳动大学-——吴家枣园。

到了农村这所大学,毛岸英虚心请教老农,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有对这位谦虚的学生也特别喜爱,教得十分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各种农活。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亲的谆谆教导,仿佛浑身又来了劲,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生活。金秋时节,毛岸英背上自己生产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告别了尊敬的老师和建立起深厚情谊的众乡亲,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后,真有点不认识了。曾经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后生,在风吹日晒中,脸变成了黑红色,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手上布满了一层厚茧。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实践锻炼后,毛岸英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和翻译工作,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和期望,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普通劳动者。

对毛岸英的婚姻,毛泽东也是从严要求,告诫他“不能光图人漂亮”。1947年,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抗大”有个从北平来的姑娘,姓傅,长得很漂亮。见到傅小姐美丽出众,岸英又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江青立刻动念头把毛岸英和傅小姐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

傅小姐走后,江青问岸英对傅小姐的印象怎么样?毛岸英红了脸,说要先问问他爸爸的意见;江青又大包大揽地去找了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说:“见一面就定终身,太轻率了”;又把岸英叫去,批评他“不能光图人漂亮”,还得从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强了解,告诫岸英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事情的结果也正如毛泽东所料,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途未卜的毛泽东一家人,也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不久便跑回北平,还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

江青后来说,通过这件事,承认毛泽东说得对:“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

到西柏坡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俩人都被分配到农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触使俩人产生了感情。在邓颖超和康克清的帮助下,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后来岸英提出结婚要求,毛泽东就不同意,因为解放区婚姻法规定男满20,女满18岁才能结婚,岸英虽已26岁,但刘思齐还差几个月不到18岁。岸英有点不服气地辩解说:“岁数不到结婚的人多着呢。”毛泽东则严厉地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才在北京为他俩举办了婚礼。婚礼也很简单,毛泽东亲自请了几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顿饭,婚礼结束后,毛泽东把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给了他们,并风趣地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出兵朝鲜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劝毛泽东不要让岸英到朝鲜,但毛泽东毅然坚持,并严肃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毅然决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李敏随父亲去十三陵水库视察,李敏对那里的龟驮石碑很感兴趣,边拉着毛泽东停了下来。毛泽东问李敏:“你说说为什么王八要驮石碑呢?”李敏当然不懂,毛泽东就用浓重的湘音再加上小曲调唱道:“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了什么罪,上辈子卖酒兑了凉水。”毛泽东然后告诉李敏,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罐葫,这是个民间戏说。李敏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诚信,取信于民,否则就得落个王八驮石碑的下场。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1959年的一次周末,卫士长用车接了在北大学习的李讷一次,让毛泽东发现后批评了卫士长。后来卫士长知道有的学生家长给孩子送吃的,就给李讷送了一次饼干,这也让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说:“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并拍着桌子说:“谁让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那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李讷周末回家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先把肚子填饱,有一次,毛泽东看女儿没有吃饱,便把自己的一份也给了女儿,他自己选择了饿肚子。

(《环球视野》摘自《毛泽东轶事》)

毛泽东不给亲戚开后门

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批语。毛泽东一次拒绝这么多人的要求,实为罕见。来信的人是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信中列举了15名亲戚,文运昌说:“以上均是高小生,体格强壮,可为技工学徒,商山可人育才学校,葭知和爱兰二女子‘最优’等,可深造。均请田秘书设法培植一下。”根据考证,信应当是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

追溯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祖父家的“棠佳阁”度过,他得到了舅舅、舅母等亲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与表兄弟表姊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文运昌是毛泽东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比毛泽东长9岁。当年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开阔毛泽东的眼界。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文运昌交往非常密切,对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毛泽东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被捕。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文运昌长得有些像毛泽东,结果他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被捕,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文运昌与毛泽东这一别,直到1951年才得以重逢。文运昌认为,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亲戚们的工作、学习问题,信中提到的这些人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学习,谋得一条生活路子,并不算太过分的要求。

这封信转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像这样的拒绝并非个案。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收录了毛泽东写给韶山亲友的书信95封,有19封的主要内容就是回答家乡亲友提出要解决工作的问题。

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

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总要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建国初期,韶山不少亲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调入北京安排工作,或者要求解决求学、入党等问题,毛泽东都按照亲友交往“三原则”进行妥善处理。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58期,摘自《新湘评论》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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