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侦察兵见妇女被* 跟踪割下日兵头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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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对中国,是硝烟燃起的年份,对很多少年,是人生陡然换了风向的一年。

这一年,家住当时四川忠县的罗见渊13岁,他在小学小号吹得不错。四川保安部队从忠县经过,人们夹道欢迎,小学生们的小号吹得愈发响亮。一名国民党军官注意到了特别用力吹号,把腮帮子鼓得圆嘟嘟的罗见渊,笑问道:“你想当兵吗,怕不怕死?” 至此以后,罗见渊十年没有再回过忠县。

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二期步科的学生,也在这一年毕业了。谢义儒在毕业典礼上见到了他的校长蒋介石,听完了浙江口音浓厚的毕业致辞,他便去陕西渭南的一支部队,做了中尉排长。

有人做毕业生,就有人做新生,成都树德高中的唐文斌在这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14期。唐文斌爱看金庸小说,自认有一副侠骨。一次,他和同学在长顺街上熘达,看到一名军官坐黄包车,只给车夫两个铜板而不是“市价”两吊钱,恨得他咬牙切齿,和伙伴们把这名蛮横的军官拉到城墙根,揍了一顿。

命数

出川后的少年,奔赴抗日战场,历史赋予他们相同的使命,而他们却各有各的命数。

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22场会战,让这些川军少年飞速成长,亲历人性,见证死亡。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战役……这些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地名。

烽火连天的日子里,罗见渊排过抗日话剧,办过黑板报,教新兵打过草鞋,听连长讲过激越的英雄故事。回忆起战场上鲜活的一幅幅图景,快要90岁的他,依旧历历在目:士兵们都不敢做饭,因为袅袅的炊烟升起来就会暴露,血染了一沟的水,喝起来满是血腥味。有一次打偷袭战,日本人的子弹,从身后掠过他的背包,在腰部两侧急速穿过,发出“嗖嗖”声响,他的腰部皮带被打烂,擦出了血。

子弹每日经过人的身边,也常常经过人的身体。

谢义儒在一次对敌冲锋战中,腹部中弹,被送到战地医院治疗时,因为伤员太多,麻药用完了。“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取子弹没有麻药?快点来,就这样直接取,”他对军医道。手术在他紧握双拳、咬紧牙唇中开始,在嘴唇全部被咬烂,全身大汗中结束,握紧的双拳在两天后才慢慢舒展开来。

而“见不得不忠不义”的唐文斌,在部队里依然如此,哪怕是对“自己人”。他在当营长时,“正法”过三个连长,就是因为他们克扣官兵军饷,乃至伙食费,聚众赌博。他说,那时的国民党军纪也算是很严厉的。

交锋

走到真实的战场上,三名少年开始与侵略者短兵相接。

一场战斗中,日本人趁天黑从坡底爬上来攻击国军阵地,上来一个日本兵,看到罗见渊就“呀”的一声,要刺他的头,他的军帽掉落,头被刺了一道口。此时,他一手抓住日本兵的刺刀,一手抽出裤边的匕首,去戳他的肚子,戳穿后使劲儿一转,用刀往下一划,肠子就被拉出来了。

1944年衡阳会战,罗见渊在死人堆里被日军发现,抓到日军集中营里当了苦力,他的脚被绞线捆着,脖子被铁夹拴着。他还记得,日本人给他吃的便当四四方方的,在日本的军队中,少年兵算是善良,常常有意放松国军俘虏脖子上的铁夹,让他们得以松弛一下。

唐文斌在做侦察兵时,专门搞敌后监视和破坏。他在山东宛城监视敌军,靠近一户农家,手指戳破窗子,看到一个日本宪兵,在一户农家,刺死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残暴*了家里的妇人。他压不住心中的愤火,悄悄跟踪这个日本宪兵好几日,在他走入妓院时,从背后捂住他的眼,抹了他的脖子,将头割下,带到妇女坟前说:“我为你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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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1945年后,一批中国军人回了家;1949年后,大批军人回了家。

抗战胜利后,罗见渊所在部队整编进入国民党王牌74军,他被推入国共内战,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支队伍叫共产党。1947年,国共孟良崮一战,被解放军俘获,他要求回老家,解放军发给他回川路费40多元,布鞋一双。

而谢义儒厌倦了战争,不想打“自己人”的他, 也回到了家,做起了小本生意。

经过四年内战,唐文斌1949年在坪山起义。

回家后的军人们,因为身份问题,光景都不算太好。

1950年,罗见渊在重庆的工程队里做工,他觉得自己以前的身份见不得光,不会轻易提及往事。文革中,也常常被传去谈话,受到监视居住,半夜睡在床上,红卫兵就吵嚷着敲门,进去抄家搜身。

刚解放时,上级组织调查谢义儒,他的经历因为一个小插曲,被瞒混了过去。调查他的那位干部是山西籍人,谢义儒交代自己问题的时候,说在山西打过日本鬼子,这位负责调查的干部受到了触动,没有再过多追究,随后,他在林场工作,得以安生几年。

然而,1964年林场要精简人员,这一次,他失去了工作。此后他去做过老师,做过杂工,当过银行看门人。

唐文斌因为身份问题,从1961年起,在芦山蹲了22年的监狱。牢里的生活在文革期间反倒成了庇护伞,没有多么血雨腥风,却在死神面前报到了一回。他因为严重中风,被误当做断了气,送到太平间,之后被军医发现还有气息。

罗文渊、谢义儒、唐文斌三个人都没有留下一张参军的照片。这个遗憾,在文革岁月里,竟有了别样的况味——“那个时候谁敢留身穿国民党制服的照片?”

2002年,四川黄埔同学会给唐文斌补发了一张黄埔毕业证,唐文斌那时并不想要,他始终活在某种忌惮里。

晚景

走入当下,他们也都有个相同的身份—— “国民党老兵”,晚景不胜唏嘘。

今年夏天,89岁的罗见渊和老伴儿,住在成都后沙湾社区租来的老房子里,政府一个月出600百,自己出400。他们在社区街道上摆地摊,卖葱姜蒜,一大早出门,一天能卖个二三十块钱,赚几块钱。他们住在退休老职工聚集的社区里,却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在成都打工的儿子不喜欢听他摆龙门阵。他认为当年的功过,于生存现状无益。

远在雅安青衣江边居住的谢义儒,今年93岁,右手瘫痪,起居需要保姆全职照顾,腹部的弹痕清晰可见。他会看电视关注时事,知道国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而唐文斌在雅安斗胆村住的屋子,是两间土房,白天不开灯的话,几乎是一片黑暗,墙上挂的是1990年的人民日报,布满了灰尘。虽然和儿子同住,但伙食却不在一起。他有个电饭锅,常常做稀饭。他将自己的收入凭证拿出来,低保每月234元,社保每月55元,统战部一年1800元的补助,月平均收入439元。某次开发商在他家门外施工,导致房子积水,他还上法庭打过官司,并且胜诉了。

如今,行至人生的末端,谢义儒坐在单元房里,移动着缓慢的步伐,给保姆絮叨着当年的人事;罗见渊出租房里的床前墙壁上,有一副“抗日英雄”的题字,他每晚入眠要面对这四个字,但翌日清晨还是要去街道摆菜摊子;唐文斌拿出他的烟,喃喃地说:“五块钱一包,要精打细算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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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毕业生,就有人做新生,成都树德高中的唐文斌在这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14期。唐文斌爱看金庸小说,自认有一副侠骨。 黄博第十四期是1937年入的学,金庸是1955年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这个所谓的唐文斌提前十五年看到了金庸写的小说,了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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