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苏联元帅:8·19事变中策划政变失败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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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俄两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双方届时要举办纪念活动。相信到那时身披戎装的老兵将帅将成为亮丽的风景。在苏联军衔史上,共有41位苏联元帅。2013年5月28日,维·库利科夫以92岁高龄停止呼吸,41位苏联元帅中,如今仅彼得罗夫和亚佐夫健在。

苏联军衔史上最后一位元帅

不久将满89岁的德·季·亚佐夫是唯一未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元帅,是唯一没有元帅军衔便担任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他还是苏联军衔史上最后一位苏联元帅。1923年11月8日亚佐夫出生在鄂姆斯克的亚佐沃村,他是唯一出生于西伯利亚的苏联元帅。1941年11月加入红军时,他尚未中学毕业,后于1942年6月结束红旗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习。从1942年8月他先后在沃尔霍夫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伟大卫国战争刚刚胜利,亚佐夫便被送入红军步兵军官进修班,1946年结业,随后被任命为步兵连长。1953年中学正式毕业后,他又先后去多所军事学院学习。

年轻时的理想是当教师 在远东军区服役近30年

1917年元月,彼得罗夫生于苏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切尔诺列斯科耶村。当年,这个农村年轻人的理想并非什么“元帅杖”、“元帅星”,甚至也没有考虑过从军,而是渴望当一名教师。师范中等学校毕业后,他曾执教两年,随后考进师范学院。1939年大学生与教师延缓入伍的相关规定被取消后,他应征加入红军。

在以骑兵开始的军旅生涯中,第4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和第38师的战斗岁月最令老帅记忆犹新。一场场的浴血奋战,一枚枚的战斗奖章,无不记录着他非凡的人生足迹。而他与战友们生死环境下建立的深厚情谊,又是珍藏于他心底最为宝贵的东西。第38师的老战士中,共有三人在战后出版了回忆录,他们记下彼得罗夫与第38师师长的一段佳话。

1944年年初,季莫什科夫师长走马上任,他是几任师长中唯一具有高等学历的指挥员,由于他长期从事教学与行政工作,担任师长初始明显感到带兵“储备不足”。因此,他对少校彼得罗夫的胆识与经验格外器重,使其成为真正的得力臂膀。

1945年元月,他以父亲般的真诚和领导者的远见,坚持说服彼得罗夫去伏龙芝军事学院入学深造。毫无疑问,这对于彼得罗夫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难怪他至今牢记着老师长当时的厚望:“我希望将来你能在我军的军官队伍中占有光荣地位。”也难怪他明晰而坚定地认为:“在我的命运中,谢尔盖·普罗科菲耶维奇·季莫什科夫起到了巨大作用。”

彼得罗夫的所有奖章和官阶,都是在方面军和部队中得到的。他甚至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纪录——在远东军区一干近30年,并在此地完成从团长到军区司令的擢升。他的金星奖章系于上世纪70年代非洲之角冲突期间指挥有方获得的。至于4枚勋章则是伟大卫国战争对他勇敢与技能的奖赏。从1980年起彼得罗夫先后担任苏联武装力量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在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亚佐夫率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参与苏军的“阿纳德尔”行动。1984年6月亚佐夫赴远东担任军区司令。有媒体称,其间他与金日成关系甚笃。1987年5月30日,他因苏军的一次“严重事故”意料之外地成为苏联国防部的掌门人。原来,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只身降落莫斯科红场。舆论一片哗然,号称“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就是这样的防空能力?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谢·索科洛夫为此受到牵连而辞职。如是,亚佐夫以大将军衔接任该职。从1935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最高军事长官均为苏联元帅,只有斯大林属于例外:他于1941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而1943年之前始终没有军衔。亚佐夫的苏联元帅军衔系由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4月28日所授。1991年3月的总统令,又对亚佐夫的苏联国防部长进行了重新任命。

其时苏联已危机重重,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亚佐夫,在职业军人的这一最高职位上几乎始终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境地,并不断积聚着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与失望。在新联盟条约签署前夕发生的“8·19”事件中,国防部长亚佐夫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帮”的重要一员。结果,“政变”失败,亚佐夫付出了入狱、革职和退休的惨重代价。1993年,亚佐夫获释离开“水兵寂静”监狱,其政治生命中又发生了新的转折。第二年,入狱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也全部得到特赦。

返回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的亚佐夫,一直没有“寂静”下来。中央机构、知名企业和社会团体的顾问身份,红场胜利阅兵时的贵宾形象,专题讨论会上的侃侃而谈,一再出版的专著与影集,每每引起政界、军界、学界和民众的热议。人们在历史与现实、根源与发展中间不断寻找着事件的“关节点”及人物的“引力场”,也在“亚佐夫现象”的反复解读中深化着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的再认识。2004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授勋,以此作为生日贺礼。对于亚佐夫当年试图挽救国家消亡的努力和面对民众始终坚持“不开枪”的举动,俄罗斯主流民意至今予以认可和尊重。

亚佐夫元帅风雨“8·19”

1991年8月,史学家们所称的俄罗斯第四次未果“国家政变”在莫斯科爆发。当一位“特异功能者”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事前“预告”“政变名单”时,戈尔巴乔夫并不相信。他觉得,别人是可能的,“他们不会”。

而起事的“八人帮”中就有亚佐夫。所谓的“八人帮”(实际上有12人)是: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基里亚科夫,军工首脑巴克拉诺夫,全苏农民协会主席斯塔罗布采夫。另有两人对事件进程影响很大,他们是议长卢基扬诺夫及国防部副部长、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

聚会克格勃“ABC”秘密设施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去福罗斯疗养。他没有想到,他刚刚离开,包括亚佐夫在内的主要实权人物第二天便到了克格勃秘密设施“ABC”“聚会”。大家谈到,国家形势极为危险,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将会导致苏联的瓦解。会议决定,在预计签署条约的8月20日之前务必实行紧急状态。

克格勃主席与国防部长约定,委托权威人士小组对国家局势加以分析,制定紧急状态议案并就居民反应作出预测。8月7日,小组着手工作,而到8月16日便讨论了准备的方案。“聚会”没有明确的会议主席,更没有什么主席团。无人提出具体计划,只是对“需要采取行动,否则悔之晚矣”纷纷表示赞同。聚会中分发的公文便是后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称紧委会)文件草案的一部分。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需要觐见总统,请示或者要求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如果总统拒绝,则需要施压、迫使和说服。决定根据总统的反应采取后续行动。

惊心动魄的一场较量

8月18日,国防部长亚佐夫召集了极小范围的会议。他通知与会者,形势不利,一些同志要飞往福罗斯去见苏联总统,以便提议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部队届时将守卫重要设施和维持社会秩序。亚佐夫还公布了分赴某些军区的国防部代表。

8月19日,在国防部的部务会议上,亚佐夫通报了紧委会的成立,下达了用武力加强政治行动的指示,总计向莫斯科调进4600名军人、300多辆坦克、大约270辆步战车、150辆装甲运输车和430辆汽车。

国家紧急状态的反对者们不仅作出了快速反应,而且“意志坚定”,屡出“奇兵”。作为“主权检阅”的头号人物,叶利钦还在早晨打电话给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将军,并获得了“派自己人来保卫”的允诺。

越来越多的情况报告放在了亚佐夫的办公桌上。后贝加尔军区司令部通报∶叶利钦宣布“紧委会”为反宪法和犯罪的命令全文正在军区境内传播,而“紧委会”的文件当时尚未发往政权和指挥机关。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司令马卡绍夫上将及一系列兵团、部队的指挥员都要求采取坚决行动。地方机关和居民也发来类似内容的电报,打来类似内容的电话。亚佐夫感叹:不行动看来不行了,但坚决行动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导致流血、牺牲。不仅如此,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的保卫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8月20日,由总参谋部向部队和舰队发出了旨在“团结社会一切健康力量维护联盟”的建议。即使在与司令员们交谈时,亚佐夫也反复强调高度的战斗准备、秩序和纪律。没有这些,部队便可能卷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日益明显的对抗。一旦动武,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8月20日,亚佐夫的“自我怀疑”在这一天达到了顶峰,“冒险,徒劳、危险的冒险”,这一想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亚佐夫虽然尚未公开拒绝对紧委会行动的支持,但在当天下午,开始制止动武,而且决定次日早晨将部队从首都撤回常驻地。

8月21日,第四天。紧委会成员们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想让国防部长前往他们那里。“我不去。”亚佐夫的回答斩钉截铁。

早晨,在克里姆林宫墙后面,“政变”要员们偷偷地从专门的入口登上了直达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电梯。来者试图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但亚佐夫已经彻底决定了一切。他对克留奇科夫无情地说:“出路只有一条:与戈尔巴乔夫联系,飞往福罗斯。就这样。”

几个小时的等待后,总统召见的只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返程前,随行军官在亚佐夫耳边低声说道:“戈尔巴乔夫的警卫人员转告,明天10点您去见总统。”而事实是:就在凌晨2点30分,伊尔-62在伏努科沃航空港降落后,亚佐夫当即被拘留,接着是审讯。8月26日夜间,元帅被转送到“水兵寂静”监狱。

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二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甚至社会各界一直都在探讨“8·19”事件的种种原因、教训及影响,也在研究亚佐夫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事变三个月前的1991年5月,亚佐夫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曾明确指出:“所谓‘军方军事政变威胁’的推测纯属臆造,没有任何根据。” 到了6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聚会莫斯科的各军区和舰队司令开始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而马卡绍夫上将则直接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表示不信任的声明。此时此刻的亚佐夫严肃地制止了发言者。他说∶ “你们怎么了,想让我当皮诺切特?这不行。”(皮诺切特,1973年9月,他担任主席的军人执政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1974年12月起任智利总统──作者注)。

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则一直认为,国防部长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赞同紧委会成员的观点,而是持有“独特的态度”。他指出:“如果亚佐夫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一致的话,大概一切都可能发生。”亚佐夫对不向民众开枪这一原则的坚守,至今仍是此份历史考卷中元帅聊以自慰,也为众人称道的“得分”所在。

1991年的“8·19事件”在22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能“澄清”。它不仅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而且是俄罗斯社会至今仁智互见,争论还在激化的最重要历史难题之一。事件支持者、惋惜者、反对者们在日前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依旧充满“针锋相对”的浓烈火药味。有媒体称,“短期内不会有统一的定论”。

链接

苏联共有41名元帅

1935年9月22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在工农红军中实行军衔制》的决议,其中,规定“苏联元帅”军衔由政府授予那些在领导军队的事业中有杰出功勋者。

同年11月20日,举行了苏联元帅军衔的首次授衔仪式,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工农红军骑兵总监布琼尼和远东军区红旗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等5名杰出将领获此殊荣。在整个苏联军衔史上,计有41名苏联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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