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保卫战哪位开国大将建议撤军林彪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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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5年9月23日,我接到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当时曾有个说法,要我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的。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些,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所以,我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去东北。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入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当时尽管受到一些责难,我还是坚持这两条:一是要部队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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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3日,我接到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我即刻着手进军东北的部署。当时曾有个说法,要我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的。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些,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所以,我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去东北。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入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当时尽管受到一些责难,我还是坚持这两条: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来。这样,我一边安排先头部队及后勤人员由第一副师长刘震率领即刻出发,一边抓紧筹集棉衣。9月28日,我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随师部从淮阴启起程,向山东进发。

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我们到山东以后,要停留一个时期。在行军途中,我一再考虑部队在山东滞留非常不利。历来强调兵贵神速,捷足先登,进军东北应不失时机、争分夺秒地快速行动。若在山东久留,再动员北进,又将费些周折。于是,我于10月4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部队到山东后,不宜久留,稍事休整立即北进。10月6日接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10月12日,部队进入山东临沂地区,休整两天,补充了粮食,即向河北进发。在山东临沂地区,陈毅向我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以及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情况。

10月14日部队继续北进,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这样,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四个旅、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余人,从苏北徒步行军,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历时两个月,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由于长途跋涉,部队伤病等原因,发生一些减员,到达东北时,部队的人数是三万二千。

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之前,李运昌率所部先期一个多月进入东北,很快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李部从锦州撤退,11月26日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刚刚到达锦州附近,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我部负责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当时,我们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前据中央9月15日转发曾克林的报告中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但我们到达东北后,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订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先头部队八旅及先遣人员,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动员时,对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们只好重新做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要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有鉴于此,我于11月26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在东北地区的位置以外,着重讲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沈阳、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建议。11月27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很快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11月29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报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接到电报指示的当天,我即向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说:“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我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或旅)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在电报的最后,我建议: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与我部联系。我才知道中央已决定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的部队。而林彪的司令部离我们的驻地大约只有二三十华里。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作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则同林彪会合,住到义县附近的乡下。我向他陈述了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毛泽东于12月28日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住在义县附近期间,就将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分散在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久,国民党军进攻义县,我同林彪一起撤到阜新。紧接着国民党军又向阜新大举进攻,我建议林彪先撤。林彪遂率山东部队梁兴初和罗华生的两个师,以及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的七旅,撤到康平、法库一线。待林彪撤走以后,我将新四军第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分散在阜新以北、彰武东西一带活动,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我率八旅和三个特务团等部北进通辽,于1946年1月12日攻下通辽城,歼灭了国民党收编的一千余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随即,我们就在通辽、开鲁一带开辟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打开通辽以后,我得知东北局已在西满建立了分局和军区。我就打电报向东北局建议,把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使主力部队与地方相结合,亦使地方有主力部队,以便于开展工作。东北局采纳了我的意见,任命我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当时西满分局驻地在郑家屯,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在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之前,吕正操已离开西满到东北局工作。我到西满分局工作以后,又任命我为西满军区司令员,在李富春的领导主持下,建设西满根据地。富春同志主管党、政方面的工作,我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整个西满地区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此时,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已经分散开了:七旅由林彪带到康平、法库一带,归林彪直接指挥,十旅和独立旅在辽西彰武东西一带山地活动,由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八旅一个团和一个特务团及师直由刘震带到长春以西的扶余、农安、前郭旗、德惠、三肇、大莱、甘乾等地区开辟根据地,组织了吉江省军区,由刘震任吉江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接替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部队分散到地方活动以后,普遍建立了与群众的联系。加之不断用缴获土匪、伪军的武器和物资装备自己,使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我们在东北已经建立了情报工作系统,可以及时地掌握敌军的动向。1946年2月13日,林彪在彰武、法库间,指挥山东部队一部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消灭了国民党十三军八十九师的四个营及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子歼灭战。在此稍前,我打电报给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要他统一指挥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十旅和独立旅部队,消灭骛欢池和泡子一带国民党军队。吴信泉立即到骛欢池指挥作战。先以钟伟的十旅主攻,独立旅助攻,于2月12日夜收复了骛欢池,消灭了国民党十三军吴觉部一个营。旋即,又以独立旅主攻,十旅助攻,于新立屯以北的泡子车站,歼敌一个多营。这些战斗的胜利,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6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反苏示威,要求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斯大林遂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这样一来,反把国民党搞得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其他各大城市;南京国民党政府更是鞭长莫及,向东北调兵遣将尚需时日,便只好由他们在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开手脚去夺取大城市,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影响。3月12日苏军从沈阳一撤退,我就立即把活动于彰武东西地区的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攻取四平。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就趁势攻下四平,俘虏了几千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攻下四平之后,我又将十旅部署在开原一线,以阻敌北进。4月中、下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刘震即率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一部和特务一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于4月18日攻下了长春,消灭伪军“铁石”部队一万余,缴获甚众。夺取长春之后,又用火车运送特务团北上,于4月24日攻下了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名。在北满的山东部队七师和三五九旅之一部,于4月28日攻下了哈尔滨,歼敌近万。这一阵连续攻城作战,共毙俘伪军两三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从而,加快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在关内达成停战协定之后,马歇尔回到美国。我当时的想法是:东北能否实现停战,要待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以后,视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好作出判断。不过,我不大相信国民党会真正停战。四平被我攻下后一个月,即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返回中国,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已经明朗化了。在此情况下,我军再固守据点已无意义,应当避开强敌,把大城市暂时让出来,给敌人背上这个包袱。当林彪移驻四平附近时,我向林彪谈了我的想法和建议,并把西满的部队全部交给林彪直接指挥,以便统一部署大规模作战。不久,国民党军开始向北推进,在开原一线遇到我军的阻击后,即停止了前进,国民党军原以为可以像进占沈阳一样长驱直入地进占四平,遇到阻击之后,才知道那样不行。于是,敌人重新部署进攻,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敌正面是新一军和新六军,左翼是陈明广的七十一军,右翼是五十二军和六十军等部。林彪曾征询我意见,商讨这一仗怎么打法。我建议选择敌三路中较弱的一路,在西面打敌左翼,可以消灭一部分敌人。林彪遂决定指挥山东部队梁兴初的一师、罗华生的二师和新四军第三师彭明治的七旅、钟伟的十旅、吴信泉的独立旅以及张天云的八旅(欠一个团),在八面城以南大洼一带,将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歼灭,俘敌四五千人,还击落了一架敌机。国民党军组织的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我击退。

旋即,敌人倾其全部兵力再度猛攻四平。这次东北国民党军集中了八个军的兵力同我作战。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和青年军二○七师(相当于军),全是美械化装备。敌其余的五个军,即十三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也都是半美械化装备,均有一定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在四平一线我军的兵力要少得多。虽然后期又调来山东部队的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的八旅一部参战,但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尤其是我军的装备远不如蒋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林彪指挥东北我军约十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这时西满分局已撤到白城子,我在白城子给林彪打电报,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我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于是,我于5月12日又给中央发了电报,就四平保卫战提出了对东北局势的意见。电报说:我“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守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与敌决战。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要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我给中央的电报,也始终不见回音。

在四平打的这场正规防御战,从4月中旬一直打到6月中旬,整整一个月时间,敌我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国民党军虽被我大量杀伤,但仍疯狂地轮番向我进攻。我军的伤亡亦相当严重。最后,我军不得不被迫放弃阵地后撤。我军正面的山东部队撤向哈尔滨,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除吴信泉带领独立旅撤回西满的通辽一带以外,其余都撤到哈尔滨以北的呼兰一线。西满分局在此之前已移到齐齐哈尔。当时我方曾做了撤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准备,但国民党军进到松花江边,占领了吉林、长春之后,也无力前进了。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毛主席同我谈起四平保卫战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固守四平是他决定的。这时我才明白当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给我回电报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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