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为何叹息“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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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外交人士被看作是“卖国贼”,激愤而无处发泄的学生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还将章宗祥痛殴一顿。   “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在6月11日由总统徐世昌免职。曹汝霖此后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据徐铸成的回忆,即使是曹汝霖在天津上学的儿子,也只能一个人坐一张课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曹汝霖对于他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签订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解释:   “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外交人士被看作是“卖国贼”,激愤而无处发泄的学生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还将章宗祥痛殴一顿。

“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在6月11日由总统徐世昌免职。曹汝霖此后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据徐铸成的回忆,即使是曹汝霖在天津上学的儿子,也只能一个人坐一张课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曹汝霖对于他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签订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解释:

“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陆征祥)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后来也说:“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事实上,今人要评判曹汝霖,确实不能仅仅贴上一个“卖国贼”的标签了事。曹汝霖曾经留学日本,对于日本以及西方的宪政历史非常了解,即使是慈禧太后也对他另眼相看,特意向他询问有关立宪的事宜。

一个“卖国贼”,一个最为“顽固”的“守旧派”,他们一起谈论宪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慈禧的转变

逃离北京城,对慈禧来说也是一场统治危机,试想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被逼着逃离京城,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更严重的是,这次西逃也证明了慈禧这个统治者的无能。

面对这个难堪的局面,慈禧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加强清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慈禧想起了“新政”这一流行的事物。在西逃期间,慈禧一方面下令围剿义和团,一方面陆陆续续颁布一些“新政”,涉及到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

慈禧再次向西方人屈服,回到京城的时候,她也被迫与那些公使夫人们做更多的交流,耳濡目染之下,对于宪政等概念有了更多了解,于是跃跃欲试。

慈禧内心对于日本人还是很羡慕的。当西方人打过来的时候,日本人最初也是受害者,最终却通过维新而自强,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甚至还战胜了俄国,这让慈禧很震惊,不过也隐隐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慈禧决定先了解日本。在众多了解日本的人选中,慈禧选中了曹汝霖。

当时,曹汝霖并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人物,在清政府众多官员中,曹汝霖只是一个小小的法科进士。不过,曹汝霖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在清政府的留学生考试中,以第二名获得法科进士头衔。

决定向日本看齐的时候,慈禧决定先向这个年轻人取取经。让慈禧最终决定选择曹汝霖的,还有袁世凯的推荐。

当时,袁世凯、张之洞,甚至包括袁世凯的老对头瞿鸿禨也主张立宪,加上张謇这些立宪派的呼声,慈禧确实到了不能不重视立宪的时候了。

慈禧知道立宪对中国有好处,但她担心一个最大的问题:立宪会不会只是对中国有利,而对大清不利?能不能保持他们满人的江山稳固?

所以,慈禧必须好好地思量。

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曹汝霖在写作《一生之回忆》的时候,对于慈禧的召见做了非常详细的回忆。据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慈禧接见他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曹汝霖回忆,仁寿殿“殿门门槛高近二尺,殿门内垂有又宽又厚的棉门帘,由殿内太监掀起让进,启落异常之快,若举动稍缓,可能一足在内,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仪”。

当然,曹汝霖还是很轻巧地从门槛里走了进去,他很庆幸在此之前,袁世凯已经把面见慈禧要注意的一切细节都提醒了一遍,甚至包括进殿门时要快速,要避免“失仪”这样的小问题都没有忘记。

由于接见的时间非常早,仁寿殿的光线并不好,只有两支蜡烛在照明,几乎是漆黑一片。在这间房间内,“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

光绪帝挖频道首先发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之后才是慈禧发问。慈禧提出的问题非常仔细,主要是日本人如何立宪、开国会的相关情况。

在询问基本情况之后,慈禧终于抛出了她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吵闹的事?”

曹汝霖回答:“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慈禧继续问道:“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曹汝霖解释:“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对于曹汝霖的回答,慈禧太后在案子上一拍手,叹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在慈禧看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似乎不应该推行民主和宪政,所以对于宪政有些犹豫,她始终担心,一旦推行宪政,将会丧失满族人打下的江山。

曹汝霖当然也感受到了慈禧的犹豫,所以赶紧补上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慈禧随后问曹汝霖为什么开国会能够团结中国人。曹汝霖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

短短几句话,曹汝霖讲出了三权分立、国王在宪法之下行事等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可见曹汝霖对于西方的宪政还是有相当了解的。

对于曹汝霖的话,慈禧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这个时候,光绪见慈禧不说话,就让曹汝霖退下。曹汝霖给慈禧的一堂宪政课也由此结束。

曹汝霖的反思

对于这次面见慈禧,曹汝霖其实抱了不小的希望,他希望能够向慈禧传达他立宪的愿望。不过,慈禧也没有完全让他失望。

在曹汝霖的笔下,慈禧“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

曹汝霖甚至还假设,康有为与梁启超发动维新变法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么激进,“一日罢斥全部堂官,操之过急,反激起守旧者之反感”,而是好好地和慈禧商讨,说不定就有一个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机会。

曹汝霖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

不久,慈禧也开始了行动,她派出了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五人出国考察。不过,这些考察还是草草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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