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警察做钉子户3年:战战兢兢防拆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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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警察做钉子户3年:战战兢兢防拆迁者


王辉站在被强拆的院子前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

民警院的安置房距其1000多米,位于当地民岳家园小区外侧,是一幢10多层高的独楼。

9月底,《中国周刊》前往探访时看到,该楼已基本建成,但仍在施工,墙上写着“岳各庄西区回迁安置房工程”。

在岳各庄村委会,几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土地是村里的,应该是小产权房。

村委会隔壁,有一家村里办的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一名负责人称,关于民警院的拆迁安置工程,区里曾召开多次会议,他也曾到会旁听。据他所知,安置房还有一两个手续没办完,但应很快可办好。对于该安置房性质,他表示难以确认是否是小产权房。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该安置房的开发商京大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一名王姓负责人称,据他所知,手续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一办完就肯定就会有房产证,但何时能办完,他无法确认。

这种说法王辉在今年5月份也听到过,当时开发商与他谈判拆迁事宜时,也承认有部分手续没办完,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何时能办完,则无法给出保证。王辉还录下了当时的对话。

王辉曾就产权问题,咨询过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许荣介绍,此外,按目前法律规定,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是不允许面向城镇居民的。开发商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本末倒置,承诺补办手续,存在欺诈嫌疑。如果未达成一致,老王完全可拒绝离开。

就这样,王辉下定决心,当上了他们说的“钉子户”。

“你们连警察都敢打?”

如果这是一场拔河比赛,也早已分出胜负,哪怕绳子一端站着的是警察。

2010年8月6日下午3点左右,铲车和几十个手握木棍、铁链和铲子的大汉围在了民警院前。当时,还有多户民警因为没谈拢搬迁条件而在此居住。

事发时,大张正在屋子里,听到门外的声响,和另外两户邻居赶紧跑了出来。对方已经砸开院门,踹开几户住户的门锁。

来不及做出反应,有屋子里的家具物品就搬出了大半。有人窜上房,正拿大锤子砸屋顶。那是一位市局退休老干部的屋子,常年无人居住。对方似乎提前了解情况,先在此下手。

据大张回忆,最先赶到的邻居丰台西局派出所民警陈院刚,为阻止强拆,一边喝止一边坐在了该屋的窗台上。一个为首的大汉见状,下令:“弄他!”五六个手下冲上去把他拖走,用擒拿手法按着脑袋、背扣着双手,“如同警察押犯人一般”,拽到了空房的角落,拳脚并用,围起来殴打。

另一位住户看不下去,在几米外喊道:“还有没有王法,警察你们都敢打?!”没人理睬。

当值班的王辉急匆匆赶回来时,院子西侧的平房已经被铲车推掉了一半。而陈院刚屋子里的所有家什都被扔到了路边,打人者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一帮人正在拆西墙。老王要求出示手续,对方告知:“没有。”随后,接到110报警的警车到了。对方才渐渐散去,而且对打人一事拒不承认。警方告知双方,得先谈,谈不成去法院解决。眼看没法现场解决,他只得先带着陈院刚去取医院开诊断证明,随后又去派出所做伤检,录笔录。

第二天,《新京报》以《警方公房遭拆民警阻止被打》为题披露此事,并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标题。8月8日,《京华时报》第8版社会热点,以《警察住房遭强拆起冲突》为题进行了整版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陈院刚被打是还穿着警服。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媒体进行了转载。

“嘿!网上一片叫好声,有人留言,说狗咬狗,活该!”大张咧着嘴苦笑,“可见老姓心里,警察在拆迁的时候,扮演的不是啥光荣角色。”

京华时报记者曾联系上陈院刚,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领导答复。而丰台分局对该记者表示,岳各庄民警家属院产权属于卢沟桥乡岳各庄大队所有,上世纪70年代暂借给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迁后,分局与村委会协商,房屋以租赁形式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民警。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开发公司,未果。

接下来的几个月,包括挨打的陈院刚在内的4户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额外的6万元奖励,加上安置费、搬家费一共十多万;有的人担心自己另有多处房产,被分局调查;还有人得到提职称的口头承诺。”王辉说,“这是后来见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着与开发商签署的安置房协议,去公证处公证,对方告诉他手续不全,没法公证。这位邻居曾与老王、大张谈起此事,后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们基本都另有房产。王辉和大张家毫无退路,除了这里,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处。

王辉那份租赁合同中曾专门增加了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时,自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周的楼房封顶入住后,我曾询问过多位中堂小区的业主,都得到确定回复,他们买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认为商品房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性质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话不说,服从大局。”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中堂小区售楼处询问。接线员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楼盘都是商品住宅房,还有部分是商用写字楼。

曾接受过王辉咨询的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解释说,商品房开发不同于合同条款提及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质的征用,“也必须达成安置的一致意见,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后,王辉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大张说,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分局领导谈话之后,失魂落魄的。嘴里一直念叨:“变了,不一样了。”

“警察是工作,钉子户是生活”

身为警察,王辉更能理解拆迁二字,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

20多年里,他曾四次因拆迁产生的纠纷出警。

最紧张的一次,是涉及丰台园博园地铁辅助项目,张家村地段市政建设工程。当地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不愿意走,后来断水了。因施工过程中发生矛盾,拆迁公司要进行强制拆迁。双方在工地对峙。

接到报警后,王辉和一名同事赶往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边挖土机继续工作,同时有三十多个拿着棍子、铁锹的大汉盯着对面的大杂院;而门口一帮拆迁户,大多是老人,有二十多个,手里也握木棍甚至菜刀。

一到现场,王辉就举着摄像机边拍,边高声说道:“都别动手,谁先打架就带走谁,承担法律责任。”这话一般都能起到效果。随后,他们会告知双方拉开距离,各选一个代表,找个屋子坐下来协商。

那天早上到傍晚,他一直在现场盯着,有三次话不投机又要打,都给拦下了。最终,没能谈出成果。老王让两个代表互换手机号,有时间及时沟通。谈不成,再建议去法院打官司。

“这种事,警察得第一时间制止冲突发生。”他解释,“说话、态度都得客观中立,特别谨慎。现在老百姓都有手机,不能给单位找麻烦,影响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

“反正我都这样处理。”他补了一句,“别人就不好说了。”

2010年警察被打事件后,院子里的水,电都断了。他有时候去朋友家借,或者到单位打点,实在没辙,甚至去永定河直接灌几桶回来。而大张常去附近加油站的厕所取水,喝了快两年才知道,那都是不能饮用的中水。他花两千多块买了个发电机,这才能维持洗衣做饭等供电问题。前年“7.21”暴雨,屋子里的积水没过了膝盖。冬天没暖气,就烧蜂窝煤,王辉经常连着值两天班,晚上回来炉子早熄了。有几次大张推门找他,看见王辉正缩在被窝里直哆嗦。

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强拆的威胁。2011年夏天,一帮纹着身、光头露膀子、带着大金链的人,带着施工队过来,要在院子外面砌墙。50多口子,各个身穿迷彩服,带着头盔。还开了辆挖掘机,要在院子外面挖深沟,把唯一的土路给断了。

当时王辉刚出完警,接了邻居的电话,警服都没脱便赶了回来。

刚赶来时候,王辉看见一辆警车驶出小区。得知大张已经报警了,他直接给该次出警民警打了电话,质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来出警的吗,你警号是多少?”对方尴尬的解释,是去找开发商了解情况。然而开发商的位置与警车驶出方向是相反的。

反复抗议未果后,王辉索性爬上了屋顶,拿出DV一边拍一边喊:“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下面的人不为所动,各忙各的。王辉先打了110,然后又拨市政热线反映情况,电话加起来足有十多次。大张前去阻止施工,被打。

警察又来了,在远处晃悠,打了一阵,老王喊了半天:“打人了,警察怎么不管!”这才走上去给拉开。

“到现场首先得制止违法行为,调查取证。他们这些表现,轻了说是不作为,重了说叫渎职!”王辉瞪着眼说。此前还看到过出警前来的一位警察带着一位保安过来了。“接到出警任务,一般得派两个民警,一个警察带一个保安是违规的。”他解释说。

后来,几名领导来了,一个领导冲他喊:“老王你怎么上房了!”

他一下就火了:“我上自己家的房子,碍着别人了么!”

下面喊:“局长来电话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冷静。”

老王回答:“我一直很冷静,从始至终没阻拦他们,没有过肢体接触,只拿DV拍。”

整个交流过程,他都坚持拍摄不中断。用他的话说,这叫保留证据,避免遭受不白之冤。为此,他早就特地买了个DV和卡片机。

后来,大张的妻子急得爬上一栋高楼,以跳楼相逼。来了五辆消防车,好几个分局领导在楼下好言相劝才下来。一位负责后勤的政委找过开发商,要求恢复院子供电,对方告知,这事不归他们管。后来是消防兵用工具把电箱撬开,才拉上电闸。

他曾接过一个自称是区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老王过来和开发商谈谈拆迁的事儿。他直接问道:“开发商起诉我了?”对方告知,没有。“不对吧,除非双方之一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然用不着法院参与协调吧。”对方吭哧了一阵,挂了电话。

这场拉锯战似乎还得耗下去。

前些日子,土路上突然堆起几块大石头,王辉和大张给搬开了。院子锁已经换过十多把,因为锁芯时不时就会被细石子儿给堵上。屋子的窗户,动不动就会被砸碎。为此,王辉在院子外面按了个摄像头,连着屋里的电脑,随时监控。半夜上厕所,得走六七百米外到市场里的公厕。他得穿过没有路灯的荒地,为了安全,一直开着手机的录音。

别看王辉是个坚决的钉子户,可从没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二十多年,他从未遭到过投诉。一个月平均下来得出警100多次,常常忙得两天不睡觉。带醉汉回家,劝阻夫妻打架以及阻止群殴事件,是他的家常便饭。此前,他本在离家较近的丰台镇派出所工作,现在却被调往离家更远的卢沟桥派出所上班。50多岁了,同龄人都基本都开始调到副处级别,他还是正科待遇。

作为老民警,他经常被派去安抚情绪激动的上访户。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满不是滋味:“没逼到那份上,谁愿意上访呢。”

他解释道:“警察是我的工作,钉子户是我的生活,两者互不冲突。”

“爸,您做了半辈子警察,为什么还受到黑社会打击报复?”

女儿这句话,让他很难受。

“孩子早熟,看待问题容易片面。”他叹了口气。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女儿升入高中,和妻子一起住在姥姥家。妻子身体不好,他没也法提供更多的照应。

他身边的一些民警,常常告诫他注意安全,“我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多理解点”。

每年春节那几天,他都没怎么歇过,带着联防半夜里巡逻,维护治安,警惕燃放爆竹导致的火灾。如果除夕能歇上一阵,就去孩子姥姥家吃年夜饭。但一家三口半夜会回到院子一趟,放几挂鞭炮,然后他再把娘俩送回去—他自己得回来住,岳母家也只有70平米,五口人住不下。

女儿告诉他,高考准备报人民公安大学,以后当个警察,却没说理由。(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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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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