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一大”代表刘仁静是怎样成为中国托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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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编者按:刘仁静是TG13位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1位。1922年后,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1任总书记,不久被弹劾。1928年,他利用去苏联参加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回国的机会,远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太子岛,拜访已经在权力斗争中被斯大林流放出国的托洛茨基,成为唯一拜访过托洛茨基的中国人。回国后,他被TG开除,便自己组织托派,解放前任KMT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俄语上校教官。1987年因车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7月,我考

编者按:刘仁静是TG13位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1位。1922年后,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1任总书记,不久被弹劾。1928年,他利用去苏联参加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回国的机会,远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太子岛,拜访已经在权力斗争中被斯大林流放出国的托洛茨基,成为唯一拜访过托洛茨基的中国人。回国后,他被TG开除,便自己组织托派,解放前任KMT国防部政治作战局的俄语上校教官。1987年因车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1918年7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最初在物理系预科学习。后来我感到学习物理有困难,在预科学习了2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进了哲学系。北大那时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自己的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当时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克鲁泡特金的书,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从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时我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和《让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读的都是英文译本,那时还没有中文版本。

1919年,我作为北大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经王光祈介绍,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后来,王光祈又介绍我去和胡适谈过1次话。我对胡适说,我想看很多的书。胡适知道了我的思想,认为我好高鹜远,他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以后我长时间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我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开的。有1次,我们快开会时,有1个人揭开门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认为是包打听,我们应分散。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我们便于次日分别去嘉兴,在船上开完了这次会就闭幕。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应确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在北大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1书时,其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据张国焘的回忆说,刘仁静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谈“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那是我受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在会上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1922年9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召开第4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他去参加,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同时,铁路工会派王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我们3个人于1922年9月从北京动身,路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之后到达莫斯科,随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说欧洲国家语言,就推我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在开会期间,我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开完共产国际“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会后,我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1923年4月,与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1923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2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进团中央,并被推选为团的总书记。我担任了几个月总书记,犯了错误,受到上海团市委弹劾。以后我以回京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名,离开团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很有成绩。

拜访托洛茨基

1926年,党派我第2次到苏联,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到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1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远动,所以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1928年6、7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会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的。

我在莫斯科学习了2年多以后,1929年4月20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我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都没有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1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在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柏林期间,我碰到了成仿吾。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做什么。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1次活,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1个报纸,叫《民意报》。我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到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放在他那里,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这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托洛茨基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过他的名字。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中东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1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柏林,在1天的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1晚,次日乘渡轮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同他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托洛茨基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1步1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1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事,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他活动的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1张列宁的2寸照片。他是1879年11月7日生的,1929年正是他诞生50周年,他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1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要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这—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1篇文章结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江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8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1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太久。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叫,他问我有没有路费,我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我离开土耳其时,托洛茨基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聂里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我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宁。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由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碰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时大概是1929年的7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1个多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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