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百团大战”研究中的几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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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百团大战”是当时八路军众多将领的一致意见。但从时局出发,作为总揽全局的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并不主张当时就打。

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

文章导读:

关于“百团大战结束时间”的新见解

“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的新考证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新探讨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态度”研究的新梳理

附录:刘炳峰《毛泽东在“百团大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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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军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

70年前发生的“百团大战”是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百团大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军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近年来的研究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关于“百团大战结束时间”的新见解

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开始时间没有异议,而对其结束时间则众说不一,近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1940年12月5日”。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合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等都秉此说。

二是“1941年1月24日”。见沙健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岳思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八路军》等。

三是“1940年10月初”。雒春普认为,百团大战的下限应划在1940年10月初。其依据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领导人,本计划再组织一次大的进攻。但日本华北方面军却在1940年10月1日,为防止八路军再发动“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其不意的进攻,命令第一军所属部队进行“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所属部队进行“对晋察冀边区中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肃正作战”。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战略,转而部署反“扫荡”作战。至此,本来意义上的百团大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此后的作战已经不是“进攻的运动战”,而是又恢复到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形式——“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

四是“1940年10月上旬”。陈瑜认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之所以存在众多的说法,原因是各家论著依据的史料不同。他根据自己对所掌握资料的分析,指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应是1940年10月上旬。其理由是:第一,根据战争的规模和特点看,大规模主动出击的“百团”作战在1940年10月5日前;第二,百团大战的战报、八路军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当时报纸发布的消息和文章,主要都是关于1940年10月上旬之前的战役情况和评说,很少涉及10月上旬以后的;第三,从“百团大战”战役展开过程中的变化对八路军作战计划的影响看,原定的第三次大规模出击没有能够实施,被迫于10月上旬结束主动进攻,转人反“扫荡”。(刘德军主编《抗日战争研究述评》,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4页)

“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的新考证

长期以来,关于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说法不一,有80团左右之说,有104团之说,有105团之说,还有115团之说。

岳思平对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结论:晋察冀军区共有36个团参战,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共有27个团参战,第129师兼太行军区共有42个团参战,百团大战参战的总兵力为105个团、约27万人。(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人民日报》于2006年9月17日发表《百团大战(上)》一文,指出: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百团大战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新探讨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这一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雒春普指出,百团大战得到了宜昌战场国民党正面作战的直接配合,而百团大战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又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王荣林认为,百团大战期间,华北敌后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阎锡山部、庞炳勋部等纷纷出击,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尽管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的出击与八路军百团大战相比,其规模、时间及战绩均不能相提并论,尽管蒋介石曾对国民党军队的出击,尤其是对第一战区中央军的积极出击颇多责备之词,并曾下令制止,但纵观全局,其积极作用仍是不能否认的。首先,阻击和牵制了华北南部之敌的北援,从战略上配合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其次,在国共双方刚结束华北磨擦这一特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出击不仅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合力御侮的优良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缓和了华北敌后国共双方的矛盾。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振奋、鼓舞了八路军将士和全国人民。

刘贵福撰文,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例,深入地探讨了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他指出,抗战中期,以华北摩擦和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阶段,国共双方军队在战场上仍给予对方一定的配合。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态度”研究的新梳理

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后的态度及其对战役的评价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6年刘炳峰撰写《毛泽东在“百团大战”前后》一文,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发动“百团大战”是当时八路军众多将领的一致意见。但从时局出发,作为总揽全局的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并不主张当时就打。(2)彭德怀等主意已定,决意要“大打一场”,战役终于在三个月后“提前打响”。事已至此,毛泽东还是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胜利后致电祝贺。(3)在对“百团大战”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为总结经验教训起见,对于战役中存在的缺点、问题,毛泽东也是不甚满意的,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百团大战评价”研究的新审视

学术界在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的同时,又指出它在军事上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徐裕龄认为,百团大战是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开端。百团大战的战略作用主要表现在:(1)在军事上给予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在华北打击敌人,而且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抗战军民向敌人发动攻势,使战略主动权开始转变到抗战军民的手中。(2)百团大战使全国军民增强了斗争勇气,坚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对日军士气也是沉重的打击。(3)百团大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威望,为中共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通过百团大战,八路军得到了锻炼提高,开始向正规化转变。

岳思平认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在中国全国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取得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其体现在:(1)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2)百团大战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3)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他也指出:这次战役,八路军也做出了很大牺牲,尤其是战役第二阶段,进行了与八路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人力、物力,给尔后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于国红认为,百团大战牵制了大批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延缓了日本南进的步伐;百团大战的实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在国际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证明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也有学者指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如:攻击时间长,特别是在日军已经高度戒备的情况下,强攻日军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超过了自身低劣的武器装备提供的能力限度,使自己的力量消耗过大,以至于影响到对日军报复“扫荡”的反击力度。

附录:

刘炳峰:《毛泽东在“百团大战”前后》

原载《文史精华》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空军飞行学院政治教研室

百团大战,是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场旨在破袭日军交通线、粉碎其“囚笼政策”的著名战役。这一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发动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发起的最大规模的主动进攻。60多年来,人们对此战役的评价一波三折,对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后的态度及其对战役的评价问题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意见……

(一)

毋庸置疑,发动“百团大战”是当时众多八路军将领的一致意见。但从时局出发,作为总揽全局的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并不主张当时就打。“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继续挺进华北,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指示,先后在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多块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日寇后方。同时,日军于1938年下半年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开始减弱对正面战场的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力量投向敌后战场。进入1939年,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显著表现是:在“日军对国民党推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政策、逐步将其主力对付八路军”的同时,蒋介石在美英劝降、汪精卫叛国投降的复杂局面下,也犹豫和动摇起来,不久他们即在长沙开始与日谈判,准备对日妥协。随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费,并对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所在地,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我党、我军面临着“腹背受敌”的严峻局面。

在党中央、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于1940年3月成功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然而,“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又开动其宣传机器,“倒打一耙”,在思想战线上向我党、我军发起猛烈进攻。他们一方面高唱“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陈词滥调,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嚣要“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又诬蔑我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将国共军事摩擦的“罪名”扣在八路军头上。

乘国民党屡屡制造军事摩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机,日军也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步伐。期间,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还抛出针对八路军的所谓“囚笼政策”,即在华北地区建立联系密切的交通网,由点连线,由线成面,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并以公路、铁路为基干,在华北地区编制一张巨大坚韧的“交通网”,企图将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日军的“囚笼政策”很快取得成效。1939年秋,我抗日根据地已有近百个县城,而到1940年夏时,却只保有几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城了。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匮乏,形势顿显紧张。

早在1939年2月,一份发往八路军总部的密电,即引起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重视和警觉。这份密电是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发来的。电文指出:“日军最近修路的目的与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成、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沟底宽6尺,沟面1丈6,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持的孤独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人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人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入其圈内。”程、孙十分紧迫地说:“决不能让敌人修成,否则将造成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

接到密电,面对日军近乎疯狂的筑路挖沟行动,朱德、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等都十分焦急。之后,他们经常在作战室开会研究,并招集刘伯承、邓小平和聂荣臻等一起,分析情报,谋划对策。眼看占满整整一壁的华北地形图上,新旧铁路、公里线交织相联,像一张巨网向我根据地合拢而来,我八路军将领义愤填膺。经多次协商后,他们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应该调动我军主力,选择时机,对日军编制的这张巨大、坚韧的交通网,来一次“大破袭”,粉碎敌人以战养战、困死八路军的图谋!

因此,还在1940年2月间毛泽东指导八路军进行“反摩擦战役”、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朱、彭即令我八路军各部,要对日军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及守备兵力等进行详细观察,以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这年3月,我军反摩擦战役的最后一战——“打朱(国民党将领朱怀冰)战役”大获全胜。彭德怀认为:“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彭后来语。见《彭德怀自述》)。于是,为了撕破日军精心编制的“交通网”,同时也为回击国民党关于“八路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的诬蔑之词,总部下定决心:要立即对日军发起一场“以破坏其交通运输线”为主的“大破袭战”……

1940年4月1日,朱德、彭德怀正式签署命令。命令要求聂荣臻部,负责“破袭”沧石路以北的津浦路、平汉及正太路;刘伯承、邓小平部,负责“破袭”平汉路之石(石家庄)磁(县)段和白晋路北段;贺龙、关向应部,负责“破袭”同蒲北段;徐向前、朱瑞部,负责“破袭”胶济路及津浦路南段。同时,要求各部加紧准备,拟于4月10日开始统一行动。

就在总部下达命令的第二天,彭德怀收到毛泽东发给他的一份急电。电文指出:目前形势还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挂抗日之招牌,行“剿共”之实际。眼下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毛泽东说:如河防不守,则前方联络中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鄂豫西的道路也被隔断。因此,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应以主力部队对付威胁我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国民党第90军,并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人的兵力南下华中,迅速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再次回过头来开始对付国民党即将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拟于4月10日发动的交通总破袭计划,就此暂时搁浅了……

(二)

可是,彭德怀等主意已定,决意要“大打一场”,战役终于在三个月后“提前打响”。事已至此,毛泽东还是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胜利后致电祝贺。在上述的电文中,毛泽东还希望朱德能尽早动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就“停止国共摩擦”问题举行谈判,然后再秘密返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于4月中旬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启程,拟穿越白晋铁路日军封锁线,经中条山国民党防区,赶赴洛阳。4个月前,彭德怀就是从这条路线回到总部的。当时,国民党军和阎锡山部四处打枪、到处抓人。眼下,局势虽见好转,但仍不稳定。彭德怀对朱德的旅途安全十分担心。

为了总司令的安全,彭德怀亲自部署朱德从总部到洛阳沿途中的警卫工作。朱德临行前,彭德怀还将其随从卫士周恒叫到自己房中,亲自交待注意事项……雄才大略、粗中有细的彭老总,从行路安全到饮食起居等都一一交待,再三提醒,万般叮嘱……接着,他又拿出一封信亲自交给作战科参谋潘开文,要他在护送总司令过白晋路时,将其“丢弃”在日军封锁线内。

这是一封写给国民党庞炳勋的信,其中“透露”说:八路军和国民党不久将在该地区发生严重摩擦。

这是一封假情报。实际上,此时彭德怀预定的出击矛头已经定在了另一个方向上,对准的是国共双方的共同敌人——日军。

4月下旬的一天,左权受彭德怀之托前往129师师部。

进入师部大院时,已是傍晚时分了。此时,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和陈庚等,正在院子里谈论形势……

此前(即4月25日),彭德怀曾以朱、彭名义签发了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如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129师师部的将领们自然会集中讨论这个问题。这次左权来,也是为了直接听取兵团首长意见,并和他们商量、谋划战役计划的。

经过一个晚上的热烈讨论和反复酝酿,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交通破袭战的最佳方案,应该是:由聂荣臻、刘伯承相配合,协力将日军最主要的交通线——正太路分成东、西两段,分别负责予以破袭,以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次日,左权即回总部,并将兵团首长们的设想转告了彭德怀,以供其决策时参考。

不几天,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的墙壁上,挂起了一张新的地形图——正太铁路地形图。在此后一段日子里,彭德怀常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凝视、沉思……

地图上,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共七条铁路线,构成了日军对根据地封锁包围的巨型交通网,成为日军企图困死八路军而编制的巨型“囚笼”的纵横支架。正太路正处于这个“囚笼”的中心位置上。这条铁路,从平汉路上的正定(石家庄北)开始,经井陉(石家庄西)爬上巍巍太行,后经娘子关进入山西,然后在崇山巨壑中向西穿行,直至榆次与同蒲路接轨,上抵太原。全长240余公里。它横贯太行,沟通河北平原和山西平原,连接平汉、同蒲二线。如果说从大同到潼关的同蒲路将山西分成了东、西两半的话,那么正太路则是将山西的东部又切成了南、北两半。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沉思中,一个实施大破袭的战役方案,在彭德怀头脑中逐渐清晰并酝酿成熟起来……这就是:以聂荣臻和129师约20个团的兵力,对正太路从榆次到井陉100余公里铁路沿线上的车站、桥梁、涵洞、水塔、据点等,同时发动攻击,一举而破坏之。八路军其他各部,则向同蒲、平汉、津浦、白晋等各线及各公路干线发起全面破袭,以迟滞敌人的增援,同时乘机铲除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彻底打烂日寇这一巨大“囚笼”!

计划业已确定,接下来便是选择开战的时机了。

转瞬之间,近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1940年7月22日清晨,随着“滴滴哒”、“滴滴哒”的电报声,一份十万火急的战役预备令电报,从八路军总部新址——山西武乡深山区的砖壁村(6月27日迁徙至此),飞向四面八方……

8月8日,彭德怀再次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进一步明确了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同时决定,战役由八路军总部指挥,8月20日统一发起进攻。

同一日,彭德怀还发布了“破击战役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这次战役的成果之大小,主要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而定。因此,“破坏工作”实际成为这次战役成果的最中心的环节。随后,彭德怀即将战役计划发报延安,请中央和毛泽东批准。

彭德怀在没有收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回电时,战役按计划发起了。

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刹那间,在总共5000余里长的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全线出击,同时向华北地区主要交通线开始了战役总破袭……

这次战役一经打响,即一发而不可收,前后打了3个半月,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8月20日至9月10日,主要是交通总破袭,目的是破坏日军在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正太路,其次是白晋路、平汉路、德石路。第二阶段自9月20日至10月5日,主要是歼灭各交通线两侧的日军以及摧毁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第三阶段自10月6日至12月5日,主要是针对事后日军的反扑、报复及其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进行反“扫荡”斗争。

战役中,我八路军陆续投入了105个团,总兵力达30万人(另有参战民工20余万人),先后作战18000余次,取得毙伤日军20000余人,伪军5000余人(另俘日军47人,伪军18000余人),摧毁敌人据点2900余个的战绩。同时,破坏敌人铁路470余公里(其中以正太路被摧毁为最厉害),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隧道260余处,并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及其他大批物资。但在战役中,我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及中毒共22000余人的惨重代价。

百团大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军事上,它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动摇了华北伪军及伪组织,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和掠夺中国物资的经济开发计划,同时也锻炼和提高了大发展中的我八路军的战斗力。在政治上,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胜利的勇气和信心,进一步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宣告了国民党“八路军游而不击”谣言的破产,同时打乱了日军逼蒋投降的如意算盘,使日蒋妥协的交易更难实现。事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深感计竭事危,于是宣布退休回国了。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发布的战役预备令也是知道的。破袭敌人的交通线,是游击战中经常要进行的战役行动,并不设计战略问题。因此,对于这样的作战计划,若开战时机得当,毛泽东当然是不会反对的。

当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激奋,一片欢腾!延安各界举行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会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百团大战。同时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致朱彭总副司令电》,向百团大战的领导者致以崇高的敬礼,并对前方八路军将士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胜利成果,总体上是满意的,并及时给予了充分肯定。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彭德怀即给中央军委上报了总结报告,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这说明:既然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给予了坚决支持的。

后来,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指出:“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役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就在这一天,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从前线归来向总部首长汇报战情,当他汇报完毕,准备转身出门时,却被彭德怀叫住了:“欧致富,快到二科去看毛主席的电报!”欧致富一回头,只见彭德怀露着难得一见的笑容,于是他三脚两步奔向机要室。看过电文后,欧致富禁不住叫了起来:“呵,毛主席表扬我们了!”随后他又反复阅读电文,并一字一句牢牢记住,出门后即迅速、仔细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几十年后,当欧致富读到《彭德怀自述》中提到的这份电报时,对当时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彭总让我看的就是这份电报。彭总叫住我那神情,我永远记得!”

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大力赞扬。卫立煌说:“百团大战不惟于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同时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军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并在国统区成为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惊喜,还特意给八路军发来了“嘉奖令”。

(三)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百团大战”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为总结经验教训起见,对于战役中存在的缺点、问题,毛泽东也是不甚满意的,并提出了批评意见。百团大战,确实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正如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的那样,最主要的问题是:战役之前,在对日军向我发动进攻的方向上,估计失误。“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因而“战役举行过早”,没等中央批复就发起了。“如果再熬上半年”,或者等“敌人兵力更加分散时”,再发动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

再者,这次战役也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

另外,企图通过大举进攻,而使华北几个根据地联成一片,也反映出八路军高层将领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严重不足,对敌后战局的长期性、持久性认识不够。

同时,这次战役最终发展成了一百多个团的规模,并持续了三个半月之久,也是出乎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预料之外的。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又采取攻坚战形式,过多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对后来坚持华北抗战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这些,都是彭德怀后来意识到了的,也是毛泽东对这次战役不甚满意的地方。

在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方面,毛泽东更是尤为不满。后来,作为这场战役的组织指挥者之一的聂荣臻,曾经这样说: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聂荣臻说: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有种传说,这个战役事先没有向中央军委报告,经过查对,在进行战役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报告过一个作战计划,讲要两面破袭正太路。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但说成是“百团大战”,这就是战略问题了。

聂荣臻回忆:毛主席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的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同时,聂荣臻也提到了在战役第二个阶段的攻坚战问题,说:(战役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这也是违背游击战争方针的。

另有资料显示,当9月11日战役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毛泽东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关于百团大战,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报告时,再次提到对百团大战的估计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次大战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即是说,这仅仅是“一次”,此前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反扫荡,只是这次规模“更大”罢了,以后还要有“更大规模”的战役;而且它是“反扫荡的战役反攻”,不是“战略反攻”。

需要指出,当时毛泽东从全局出发,其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贯彻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上的,因此对华北来说,主要是采取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但当百团大战在华北打响时,毛泽东还是首先采取了支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又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内指出了它的不足,并随时注意纠正在宣传上出现的偏差。后来,即当年12月22日,当百团大战实际已经结束时,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新的反共高潮,毛泽东曾电示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这再一次说明:从整体来看,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是完全支持和肯定的,并充分地利用了它的声势。

以后,党内军内一些高级干部曾多次指出百团大战的缺陷和不足,并对存在的问题有时看得过重。尤其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随着对彭德怀错误批判的升级,百团大战的旧账也一再被翻出来,并一度被批得一无是处,甚至在对战役的评价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实际上还是受了一种“错觉”的影响,即出发点是从“维护毛泽东”的角度考虑的,以为毛泽东并不支持这次战役。然而,这确实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毛泽东,首先要求对外不要宣布百团大战已经结束,从而道出了这场战役对于反击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赞扬、肯定是真诚的。同时,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当党内军内一些同志指出战役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对战役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也是中肯的、客观的、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

实际上,早在延安整风中一些同志第一次批评百团大战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当时就已经给这一战役作了一个科学的评价和结论。他曾解释说:百团大战“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本文内容于 2013/10/5 7:19:29 被聚贤轩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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