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五大突出动向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04日 09:30

来源:《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 作者:张云飞 石晓虎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各国政党面临的内外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世界政党政治也出现一些新的突出动向。

一、主流政党引领发展的难度普遍增大,对发展模式的探索更加深入

近年来,全球多数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社会生态日益复杂敏感,使得各国政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日新月异,亟需不断完善经济社会政策。但是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主流政党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政策理念上趋同性日益突出,丧失了以往的个性和特色,以致当前西方传统的政党轮替功能弱化,无论哪个党上台都难以解决目前的经济社会困局。国外主流政党纷纷加大对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顺应世情、国情、党情变化,谋求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目前来看,国外政党在发展模式创新方面的主要诉求可以概括为:一是合理发挥市场与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确保经济平稳有序发展;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多元化;四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的关系,促进均衡、和谐发展;五是坚持融入全球化,保持适度对外开放,同时着力避免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但是从实践成效来看,无论是哪一种发展模式目前都难以争取到多数支持。在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受到推崇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受到更多质疑,调改走向难测。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在面临发展模式创新困境、社会支持下滑的情况下,大肆炒作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指责一些新兴国家的国有企业破坏了国际竞争秩序,造成了西方国家竞争力的弱化。

二、发达国家政府弱势化、政治庸俗化倾向明显,西方政治制度弊端凸显

随着发达国家民众对政治家失望的增多,以及传统大党老党的弱化,发达国家“大党不强、小党不弱”的政党格局更加凸显。在国家层面选举中,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比利时等一大批国家出现“悬浮议会”,不得不实行多党联合执政。芬兰、比利时、丹麦等部分国家还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彩虹政府”频出。执政联盟成员在公共支出、公共债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政策分歧难以消除,导致各方往往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极大地弱化了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能力。比如,在荷兰,极右翼的新自由党通过在院外支持政府,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促使联合政府更加保守和排外。一些国家联合政府内的主导政党有时为加速政策的形成和提高政策执行能力,选择与在野党开展议题性合作,但是此举也容易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矛盾乃致联合政府的垮台。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主流政党为打破国内政治僵局,不惜操弄民粹主义,煽动社会对抗,以争取民意支持。在美国,共和党出于选战需要,几乎是“逢奥必反”,导致医改等重大改革进展不大。在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为了争取保守势力支持,不惜鼓噪排斥移民,加剧社会对抗。在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西方世界总体处境尚未得到明显改观的情况下,西方政治低俗化的情况预料难有大的改观,可能将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对西方制度的质疑。

三、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加快推进****,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各国民众参政议政能力的增强,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或执政当局认识到传统的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挑战增多,必须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或改革,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改革内容上,以放权、分权为主要特征,注意加强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扩大政治协商。在改革方式上,强调渐进、有序,防止暴风骤雨式改革冲击国家社会安定。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执政当局强调总统政体和中央的核心地位,适当向地方放权,加强公民社会建设,促进公民广泛参政。吉尔吉斯斯坦则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大幅削弱总统权力,扩大议会权力。马来西亚、叙利亚等国执政党宣布放弃《国内安全法》、《紧急状态法》等,给予社会大众更多新闻自由、人权、自由结社等权利。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政府多次围绕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使民众可以通过公投直接参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改变了以往法律在议会大楼内制定、与百姓无关的状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要求消除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弱化问题,下大力气改进与民众沟通的方式,聆听民众心声,反映民众关切。与此同时,也有少数国家谋求规范政党政治运作,促进民主政治有序发展。比如,印尼等国家修改政党法,提高建党条件及进入国会的门槛,促使中小型政党不断分化组合,主要政党不断做大做强。

但是推进****过快也容易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是政治恶斗频发。发展中国家往往民主政治不成熟、法制建设不到位,骤然扩大社会民主,可能带来政党数量膨胀、政党政治无序运行等问题,导致社会政治对抗增多。二是容易招致外部力量对本国政治的干预。一些西方国家以民主推手自居,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问题上说三道四,而且通过非政府组织等抓手干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如缅甸实行多党民主制后,西方国家极力支持在野政治力量,加强对政府的牵制。

四、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政治力量强势崛起,引发多国政治生态新变化

近年来,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伊斯兰政治力量趋于活跃,有些还积极向政党转型,通过选举等合法途径成为政治“新贵”。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总书记本·基兰出任首相并牵头组织联合政府。突尼斯复兴运动成为制宪会议第一大党并联合两个世俗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埃及自由正义党、光明党分据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地位,伊斯兰政治力量不仅在制宪委员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而且在总统竞选中占据有利位置。上述伊斯兰政党为争取内外支持,均表示将大力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探索兼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特色的发展道路。比如,突尼斯伊斯兰和世俗政党联合政府对内谋求增加就业、控制物价、提高居民购买力、增加对贫困家庭补贴、重视落后地区发展;对外则积极寻求外援,谋求欧盟和海湾国家援助以及重组债务结构。当然,伊斯兰政治力量仍面临许多现实困难,一方面是上台执政后需要履行竞选承诺,尽快改变经济下滑、失业高涨以及腐败横行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妥善应对世俗力量的挑战,最大限度寻求政治共识,促进社会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宗教力量进一步政治化可能产生全球示范效应,激发全球一些国家穆斯林的参政意识,更多谋求通过组建政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维护自身利益,进而使得一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态更加复杂。

五、资本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对多国政党政治的影响上升

经济全球化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市场的全球化,促进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较之其他要素,资本具有更强的收益能力,对执政党和政府影响最大。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资本受到持续追捧的情况下,资本的影响力愈益扩大,乃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治理方式。目前,不少发达国家有进一步向“强资本、弱政府、弱劳动”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则维持“强资本、强政府、弱劳动”。法国人民运动联盟、美国民主党等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谋求发展绿色经济和知识经济,以及海外产业资本的回流,在税收、劳工等诸多政策上向资方实施倾斜。广大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引入自由市场理念后,通过大规模引入外资和发展私营经济,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问题。一旦执政党未能妥善应对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失业、腐败等问题,就可能招致来自底层民众的反抗乃至“革命”。埃及、突尼斯等国执政党领导经济发展成效不错,一度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但是却经不住社会动荡冲击,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如此。

目前来看,尽管不少国家提出要弱化资本对政治的影响,甚至公开呼吁99%对抗1%,但是实现的难度仍较大。毕竟在资本主义社会,选举政治就是金钱政治,哪个政党都离不开资本这个母乳,需要争取资本力量的支持。如何平衡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已成为一些国家主流政党争取民意和社会支持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