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由李鸿章透视晚清中国(中)——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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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四)、甲午战争:碰撞 甲午中日战争是李鸿章一生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战争。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一面展示当时中国从政府到民众,从制度到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窗口,单纯地比较双方军备和战略战法是一叶障目,只有将双方的各个方面来展示,思考,才能了解这场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很多,我就不赘述双方直观军事实力和战争过程了,但必须对这场战争双方决策层的准备和军事建设思路有所阐述。 李鸿章和当时北京的洋务大臣很早就意识到了一支强大海军对国防的重要性,受困于当时极为

(四)、甲午战争:碰撞

甲午中日战争是李鸿章一生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战争。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一面展示当时中国从政府到民众,从制度到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窗口,单纯地比较双方军备和战略战法是一叶障目,只有将双方的各个方面来展示,思考,才能了解这场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这场战争的书籍很多,我就不赘述双方直观军事实力和战争过程了,但必须对这场战争双方决策层的准备和军事建设思路有所阐述。

李鸿章和当时北京的洋务大臣很早就意识到了一支强大海军对国防的重要性,受困于当时极为虚弱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和迫切的海上国防需要,决心通过向国外购买军舰这一方式来快速发展海军实力。又因为经费的匮乏和当时门户之争,最初建设三支强大海军的方案变成重点建设北洋海军其他两支为辅的方案。该构想一方面是当时清政府为了拱卫京畿重地而建设环渤海防御圈,避免第二次鸦片战争悲剧的重演,另一方面也确实李鸿章有培养自己势力,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意图,从任命不谙海军的丁汝昌就为这支海军的最高指挥官可以看出。

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和建设这支清政府的心头肉,集中资源,便于统筹全局,海军衙门设立。它的设立给当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重大震撼,当时日本朝野用议论纷纷形容并不为过。不过倒是有一个叫副钟岛臣的汉学家(也可以叫中国通)却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人只是在做面子工程,贪图虚名,就算是上面要求尽心尽力,下面也必定阳奉阴违,海军衙门亦不过是又一个供清朝官员捞取国家资财的机构而已。“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

这位中国通的深谋远虑令我不禁想到东汉末年郭嘉对袁绍和孙策的性格分析,令我不寒而栗。昔日中国人对人性洞察的本事被自己的学生学去,自己朝中居然除李鸿章之外无人了解自己海军将领的状态,盲目开战,焉能不败?李鸿章也曾经对这种现象和清流的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经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批判:“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

在那段世界飞速发展,权力重新分配的时代,那些保守无知,发出腐烂气息的传统士大夫仍然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肯睁眼看世界,只知自己民族昔日之强,不知今日世界变幻之快,只知清谈,不知经世致用,反而抨击那些勇于探索的先驱,今天那些盲目守旧的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海军建设下的深谋远虑,他认为购买只是权宜之计,自造才是建设强大海军的根本。清政府也对此表示过支持,建设了一批可以生产舰船的官办企业,但由于官方无偿的调配这一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使这些企业难以获利。没有钱就无法研发新的舰船,开不出工资留不住人才,企业也就难以生存。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官僚制度造成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在日后的战争中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反观日本政府,虽然也是购买外国船只,但在那时就已效仿欧美各国,尊重市场规律,大力扶植本土私营造船企业,为日后的中日战争和今天的日本工业买下伏笔,百年之后之下,当时决策高下立判。

双方对海军的训练上都采用英国模式,不过日本所学习的更为彻底一些,懂得信任西方教官。相反,中国的决策者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对西方教官即用又防,不肯予以信任和权力,如琅威理,这又影响了下面的军官和士兵,致使仅有的一点益处也没有完全学会,这对双方的实际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影响,也体现了两国对待西方文明冲击的态度和采取的不同对策。

诚然,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开始逐步加深,西方文明也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影响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各个方面都报以仇恨和愤怒的眼光,但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西方社会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科技研发体系,人才培养方法,立法司法准则和商业经营规范确实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方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但是他们的文化,宗教等方面可不是如此,盲目的将自己的文化底蕴等西化,可谓邯郸学步。

甲午一役有关战争进程的资料甚多,我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场战争真的算是一场全民族性的悲剧,一个国家实力的虚弱,官员的倾轧腐败,国民的麻木愚昧,内部的分裂和军队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中国军队的战场表现就像明代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丰臣秀吉的军队表现一样,日本军队与其说是与中国军队作战倒不如说是只与李鸿章的淮军作战。四万万臣民中的大多数好像在观看一场与其毫不相关的戏剧,丝毫不关心胜败与否。反之日本人热烈欢送他们的侵略军出征,就如同几十年后另外一场侵华战争一样。而高居北京的清流派,战前狂妄无知,觉得可以一举荡平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战中弹劾前线将领,蠢招迭出,战后又无力收拾局面,反而大肆埋怨淮军无能,其中李鸿藻的言论可为代表:斩李鸿章以谢天下。书生误国,绝非虚言。更可恨的是其中有些人根部就是沽名钓誉之徒,为名声而争先发难。

李鸿章作为这场战争中手脚被绑住的指挥官,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毫无责任。梁启超曾经战后指出其十二点大错,这十二点带丝书生意气的大错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三点:战和不定,用人不察,治军失度。

战和不定,这和朝中清流派与慈禧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实际上,战与不战的问题从来不取决于一只军队的指挥官,而是在于国家的最高统帅,慈禧想求和却又不可能完全不在乎清流派的压力,李鸿章只得既考虑慈禧又考虑清流的言论,加之军队的状况所以犹犹豫豫,不敢决断。

用人不察,李鸿章总领洋务二十年,临战发现枪炮战舰不堪使用,实在是令人愤怒。其实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们已经及其腐败了,在军队采购,武器生产和工事构筑等方面大肆贪腐,这既损害了技术装备的威力,又严重影响了基层官兵的士气。当时官员腐败成风,李鸿章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干涉其他派系的人事安排,又得保证手下将领对自己的忠诚,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治军失度,如果说前两条李鸿章还是许多无奈的话,这一点责任就不可推卸了。淮军自创建之初就是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李鸿章重视引进西式装备,对伦理教化和军事规章关心较少,这不同于其老师曾国藩的湘军。所以在淮军能征善战的宿将大部凋零之后,其军事水平急转直下,开始像八旗那样堕落。很多指挥官在有田有地之后便失去了作为优秀将领的进取心,继而多不战而逃,弃要塞于不顾。

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战前清政府看似那巨大的优势,给后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如果平壤保卫战清军不逃,如果黄海海战时北洋海军的命中率更高,如果南洋海军攻击南海日本生命线,如果采用总体战的方略攻击日本沿海城市等等假设不胜枚举。其实即使清朝获胜那也是极为偶然的。因为甲午战争是一场封建专制国家对一个近代化政治国家的战争,双方的国民一个麻木愚昧,一个团结狂热;双方的的官员一个腐败保守,相互倾轧,一个开明进取,团结一致;双方的君主一个奢靡成风,不悦人谏,一个日不再食,励精图治。李鸿章可以说是败给了日本,也可以说是败给了自己的祖国的腐败和国民的愚昧了。

这场战争的败北吹散李鸿章中兴名臣的光环,也使他的政治资本淮军损失惨重,不再被人信任,不过也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康有为等和孙中山都开始思考中国命运了。

甲午战争给了中日两国重大影响,更是改变了自唐代白江口之战以来的远东国际关系格局。中日关系及民族心理逆转就是从此战开始的,毫不客气地说数十年后“九一八事件”的枪声和今日日本右翼的叫嚣可以看做黄海海战时日本海军炮火的回音!

这场战争的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是全体中国人,不是单单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也不单单是官员的贪腐,甚至不单单是国民的愚昧麻木,国家暮气已极,裂变的种子已经被种下,中国近代化努力由器物开始向制度进行转移,先驱由开明的封建官僚变为知识分子,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了。


本文内容于 2013/9/30 20:03:09 被隆美尔战神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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